此後，戴笠對軍統在淪陷區的工作方針進行了重大調整。對所謂走“曲線救國” 路線的大批漢奸大員和偽軍將領，主要採取策反待機歸來的策略，為其積蓄在淪陷區的潛在力量。
軍統推進策反活動始於華東，而後及於華南、華北、華中等地區。最早選擇的策反對象主要限於鮑文越、任援道等偽軍將領，而後及於周佛海、丁默■等政府、特工首腦。尤其是對周佛海，戴笠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戴笠選準周佛海作為對汪偽政府首腦人物策反的主要對象，是經過縝密考慮的。
首先，周佛海在汪偽南京政府內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一身先後任汪偽政治委員會常務委員兼秘書長、汪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財政部部長、稅警總團總團長、中央特務委員會主任委員、警政部部長、東亞聯盟中國總會理事會秘書長、中央儲備銀行總裁、上海市市長、行政院副院長、清鄉委員會副委員長等要職，可謂集黨務、行政、經濟、外交、軍事、特工、警察、財稅大權於一身，是汪偽南京政府內首屈一指的實力派人物。控製了周佛海，也就在相當程度上控製了汪偽南京政府的活動。
其次，周佛海又是一個在政治上善於投機、慣於轉舵的無恥政客。他一生中，先是信仰馬克思主義，參加創建中國共產黨組織；繼而脫離中共組織，信奉國家主義；進而投靠蔣介石，成為反共專家；以後又叛蔣投汪，成為汪的“和運”先鋒。可謂是一個反覆無常的小人。戴笠深知周佛海的勢利和精明，他是絕不會作汪精衛的殉葬品的。
第三，戴笠手中掌握有一個聯絡和威懾周佛海的秘密武器。這就是周佛海及其妻楊淑慧兩家被關押在息烽集中營的6 口人質。戴笠認為有此條件，周佛海縱然一時不能反正，也不至於與重慶頑抗到底，把家人送上絕路。在周母馬氏等人被扣之初，戴笠曾指示唐生明以“慰問”作掩護，到周宅探聽口風。果然，唐一提起此事，周就非常傷心。他對因自己的行為而累及老母、嶽父等人安危，內疚很深。周妻楊淑慧也告訴唐生明，周對母親一向很孝順，自母被扣後，連日苦悶極了。唐生明將在周宅看到聽到的情況向戴笠作了詳細匯報，戴笠認為大有希望。決定加緊運用這一關係，對周佛海進行拉攏。
於是，戴笠開始從兩方麵著手進行動作。一方麵，迅即改善周母馬翠珍及楊父楊世榮兩家在息營的生活條件。息營原先把馬氏兩家6 口人分3 處拘押。周佛海的母親、妹妹、嶽母關在義齋，周的嶽父關在忠齋，周的妹夫關在平齋。根據策反周佛海的需要，息營主任周養浩按照戴笠的指示，在息營另建一處新屋，使其兩家同住，每月發給生活費，準其自由起夥，生活十分優待。並準許可以在息營的一定範圍內走動。特務們自周養浩以下，一律尊稱周母為“周老太太”。馬氏年老多病；戴笠交代周養浩隨時由重慶、貴陽等地延請中、西醫為之診治，費用均由軍統報銷。病重時，可及時送貴陽醫院。可謂優待備至。另一方麵，戴笠於1942 年2 月初，指示軍統上海實驗區區長王一心，用周母的口氣，給周佛海寫了一封家信。信的內容，隻說她已由政府招待在四川，生活得很好，希望他不必作孝子，而要作忠臣，不要為周家祖先和子孫丟臉。並盼望他早早歸來，以慰餘年。最後，再寫上語意雙關的4 句詩：“忠奸不兩立，生死莫相違；知否渝中母？倚閭望子歸”。這封信經戴笠審閱批準，再送息營徵求周母同意，然後備下公文，從重慶發到軍統香港辦事處，再由辦事處轉到滬二區，由滬二區派人待周佛海從南京回上海時，將信送到湖南路周公館交周佛海親啟。
果然，戴笠對周佛海是看準了的。周佛海接信後，已有棄汪投蔣之意，並利用特工委員會主任的權力，將南京淪陷後被捕的軍統特務程克祥、彭壽從牢房中提解出來，送到南京西流灣8 號周公館供養起來。周佛海對程、彭2 人一不提審，二不釋放，隻是留在公館裏供吃供喝供玩，優禮相待。其意也就是等待時機，以便通過程、彭作溝通重慶的橋樑。戴笠在重慶雖然一時沒有接到周佛海的回信，但他心中明白，以周佛海的老於世故和勢利狡詐，必定是在觀測形勢與等待機會，隻要國際形勢繼續發生有利於中國抗戰的轉變，周佛海的再次反覆是必然的。
戴笠在南方積極策反周佛海的同時，在北方則加強對太行山區孫殿英的新五軍和龐炳勛的四十軍的控製。蔣介石指示戴笠，必須穩穩地控製孫、龐2 部，配合胡宗南部署在西北地區的部隊，確保太行山區不落入日軍和八路軍之手。否則，黃河以北無蔣軍立足之地，則中原地區旦夕可危。
戴笠受命後，頗為此事躊躇。經過與孫殿英多年的交道，戴笠認為孫殿英果然是條得道千年的老狐狸，確不容易對付。自1939 年初，戴笠校閱新五軍以後，孫殿英表麵上對戴十分聽話，實際上則若即若離，難以捉摸。戴笠原先布置在孫部的軍事委員會平漢路北段爆破總隊正副總隊長徐靜遠、張振武2 人，一在自重慶回孫部北渡黃河時淹斃，一為孫殿英重賄，拉攏當了掛名師長，失去了原先布置的作用。於是，戴笠又加派剛從平津逃出的軍統天津站站長陳仙洲為平漢路北段爆破總隊長，繼續加強對孫殿英的監視。並加派親信特務蕭驥為新五軍隨軍情報組長，攜帶電台駐在孫部，凡有關孫殿英的動靜，隨時具報重慶。雖如此，戴笠感到還是不能對孫殿英放心。尤其是戴笠已掌握到日軍已有於1942 年春夏間掃蕩太行山區的企圖，決定進一步派遣具有敵後工作經驗的軍統大特務文強趕赴太行山區，主持對孫殿英的監視活動。
軍統推進策反活動始於華東，而後及於華南、華北、華中等地區。最早選擇的策反對象主要限於鮑文越、任援道等偽軍將領，而後及於周佛海、丁默■等政府、特工首腦。尤其是對周佛海，戴笠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戴笠選準周佛海作為對汪偽政府首腦人物策反的主要對象，是經過縝密考慮的。
首先，周佛海在汪偽南京政府內居於舉足輕重的地位。一身先後任汪偽政治委員會常務委員兼秘書長、汪偽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財政部部長、稅警總團總團長、中央特務委員會主任委員、警政部部長、東亞聯盟中國總會理事會秘書長、中央儲備銀行總裁、上海市市長、行政院副院長、清鄉委員會副委員長等要職，可謂集黨務、行政、經濟、外交、軍事、特工、警察、財稅大權於一身，是汪偽南京政府內首屈一指的實力派人物。控製了周佛海，也就在相當程度上控製了汪偽南京政府的活動。
其次，周佛海又是一個在政治上善於投機、慣於轉舵的無恥政客。他一生中，先是信仰馬克思主義，參加創建中國共產黨組織；繼而脫離中共組織，信奉國家主義；進而投靠蔣介石，成為反共專家；以後又叛蔣投汪，成為汪的“和運”先鋒。可謂是一個反覆無常的小人。戴笠深知周佛海的勢利和精明，他是絕不會作汪精衛的殉葬品的。
第三，戴笠手中掌握有一個聯絡和威懾周佛海的秘密武器。這就是周佛海及其妻楊淑慧兩家被關押在息烽集中營的6 口人質。戴笠認為有此條件，周佛海縱然一時不能反正，也不至於與重慶頑抗到底，把家人送上絕路。在周母馬氏等人被扣之初，戴笠曾指示唐生明以“慰問”作掩護，到周宅探聽口風。果然，唐一提起此事，周就非常傷心。他對因自己的行為而累及老母、嶽父等人安危，內疚很深。周妻楊淑慧也告訴唐生明，周對母親一向很孝順，自母被扣後，連日苦悶極了。唐生明將在周宅看到聽到的情況向戴笠作了詳細匯報，戴笠認為大有希望。決定加緊運用這一關係，對周佛海進行拉攏。
於是，戴笠開始從兩方麵著手進行動作。一方麵，迅即改善周母馬翠珍及楊父楊世榮兩家在息營的生活條件。息營原先把馬氏兩家6 口人分3 處拘押。周佛海的母親、妹妹、嶽母關在義齋，周的嶽父關在忠齋，周的妹夫關在平齋。根據策反周佛海的需要，息營主任周養浩按照戴笠的指示，在息營另建一處新屋，使其兩家同住，每月發給生活費，準其自由起夥，生活十分優待。並準許可以在息營的一定範圍內走動。特務們自周養浩以下，一律尊稱周母為“周老太太”。馬氏年老多病；戴笠交代周養浩隨時由重慶、貴陽等地延請中、西醫為之診治，費用均由軍統報銷。病重時，可及時送貴陽醫院。可謂優待備至。另一方麵，戴笠於1942 年2 月初，指示軍統上海實驗區區長王一心，用周母的口氣，給周佛海寫了一封家信。信的內容，隻說她已由政府招待在四川，生活得很好，希望他不必作孝子，而要作忠臣，不要為周家祖先和子孫丟臉。並盼望他早早歸來，以慰餘年。最後，再寫上語意雙關的4 句詩：“忠奸不兩立，生死莫相違；知否渝中母？倚閭望子歸”。這封信經戴笠審閱批準，再送息營徵求周母同意，然後備下公文，從重慶發到軍統香港辦事處，再由辦事處轉到滬二區，由滬二區派人待周佛海從南京回上海時，將信送到湖南路周公館交周佛海親啟。
果然，戴笠對周佛海是看準了的。周佛海接信後，已有棄汪投蔣之意，並利用特工委員會主任的權力，將南京淪陷後被捕的軍統特務程克祥、彭壽從牢房中提解出來，送到南京西流灣8 號周公館供養起來。周佛海對程、彭2 人一不提審，二不釋放，隻是留在公館裏供吃供喝供玩，優禮相待。其意也就是等待時機，以便通過程、彭作溝通重慶的橋樑。戴笠在重慶雖然一時沒有接到周佛海的回信，但他心中明白，以周佛海的老於世故和勢利狡詐，必定是在觀測形勢與等待機會，隻要國際形勢繼續發生有利於中國抗戰的轉變，周佛海的再次反覆是必然的。
戴笠在南方積極策反周佛海的同時，在北方則加強對太行山區孫殿英的新五軍和龐炳勛的四十軍的控製。蔣介石指示戴笠，必須穩穩地控製孫、龐2 部，配合胡宗南部署在西北地區的部隊，確保太行山區不落入日軍和八路軍之手。否則，黃河以北無蔣軍立足之地，則中原地區旦夕可危。
戴笠受命後，頗為此事躊躇。經過與孫殿英多年的交道，戴笠認為孫殿英果然是條得道千年的老狐狸，確不容易對付。自1939 年初，戴笠校閱新五軍以後，孫殿英表麵上對戴十分聽話，實際上則若即若離，難以捉摸。戴笠原先布置在孫部的軍事委員會平漢路北段爆破總隊正副總隊長徐靜遠、張振武2 人，一在自重慶回孫部北渡黃河時淹斃，一為孫殿英重賄，拉攏當了掛名師長，失去了原先布置的作用。於是，戴笠又加派剛從平津逃出的軍統天津站站長陳仙洲為平漢路北段爆破總隊長，繼續加強對孫殿英的監視。並加派親信特務蕭驥為新五軍隨軍情報組長，攜帶電台駐在孫部，凡有關孫殿英的動靜，隨時具報重慶。雖如此，戴笠感到還是不能對孫殿英放心。尤其是戴笠已掌握到日軍已有於1942 年春夏間掃蕩太行山區的企圖，決定進一步派遣具有敵後工作經驗的軍統大特務文強趕赴太行山區，主持對孫殿英的監視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