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 年初，“西北剿總”撤銷，成立軍委會西安行營，蔣調軍政部次長顧祝同任行營主任。戴利用這個機會，派大特務王天木隨顧祝同入陝，重建西北區。1937 年夏，又調原西北區第一任區長張嚴佛第二次入陝任西北區長，以加強西北地區的反共活動。張嚴佛第二次入陝不久，就與西安行營第二廳廳長穀正鼎、副廳長顧希平、行營政治部主任任覺五等人針對西安事變後國共合作的新形勢，密謀策劃，在西安建立了“特種會報”製度，聯合西安黨政軍警憲特等各方麵的力量，共同對付中國共產黨。這個建議由西安行營新任主任蔣鼎文批準，於1937 年11 月正式施行。“特種會報”每星期舉行1 次，參加成員分別是西安黨政軍警憲特的最高負責人，內容就是座談關於中共問題、進步黨派、青年學生等各方麵的動態，商討研究對策。
西安“特種會報”製度經西安行營和軍統局西北區分別上報蔣介石和戴笠。蔣、戴都極為重視，認為這是國共合作時期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好辦法，應轉發各省施行。戴笠對此評價說，我們過去在防共問題上，都是各幹各的，互相牽製，互相鬧摩擦。我們的力量不是小了，而是分散了，對消了。久而久之，成了一個病漢子。而共產黨與我們剛剛相反，他是以整個力量來對付我們的。用“特種會報” 的辦法來防共，確是“病漢子”對付“壯漢子”的一著高招。
西北區重建後，戴笠最關心的還是如何能直接派人打入邊區或延安，建立延安站或潛伏組的問題。1938 年3 月，西北區通過陝西省電政管理局局長顧德明的關係，派遣西北區無線電支台台長汪克毅任延安電報局長，以便藉此站住腳跟，再逐步發展組織，開展活動。戴笠接到張嚴佛的報告後，滿心歡喜，稱讚張這一手幹得漂亮，一心等汪克毅能在延安幹出成績，好向校長報功。豈知，僅過了兩個多月，汪克毅終因站不住腳，就從延安逃了回來。
這使戴笠非常失望，汪克毅從此被晾到一邊，不得重用。
直接派遣特務難以打入延安和邊區，戴笠指示張嚴佛運用小商小販進入邊區活動，搜集情報，認為這些人流動性大，不引人注目，即使失敗了，於本身也沒有多大損失。此舉經西北區多次努力，因邊區外的行商難以進入邊區，邊區內的行商隻跟共產黨走，收買不到，結果這個辦法也隻好作罷。
不久，軍委會天水行營政治部決定派一個考察團去延安，戴笠再次派軍統局直屬通訊員郭子明隨同考察團前往，來回半個多月，然後郭把在延安的所見所聞再加油添醋地形容一番，寫成一份報告，報給戴笠。戴看了很滿意，認為這是軍統特務第一次成功地在延安搜集到的有較高質量的情報。由此，調郭子明到局本部黨政處中共科任第一任科長，主持對中共的鬥爭。
戴笠在抗戰初期反共活動的一個重大事件是指使軍統西北區密謀暗殺了八路軍的著名將領宣俠父。
宣俠父自從與戴笠、胡宗南在鎮江三江營分手後，由蔣超雄直接帶到南京引見給蔣介石，蔣手令宣為軍委會少將參議，派駐淮陰第二十五路軍梁冠英部，後宣俠父因反對梁部到江西圍剿紅軍，再一次叛蔣而去。1937 年10月，中共中央在西安後宰門七賢莊1 號設立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宣俠父以十八集團軍少將參議的身份常駐西安，與西安國民黨各方麵的高層負責人進行聯絡。
宣俠父有兩次叛蔣經歷，蔣極為痛恨。戴深知這層關係，密令西北區特務對宣俠父嚴加監視。經西北區以設點監視、流動跟蹤、網絡控製、建立內線等辦法，廣泛搜集宣俠父在西安的活動情報，並及時向戴笠匯報。從1938年初開始，戴笠先後數次向蔣介石密報了宣俠父在西安的活動情況，激起了蔣的殺機，5 月，西北區長張嚴佛調職武昌軍統局代理主任秘書，戴笠又詳細聽取了張在西安監視宣俠父的情況匯報，再次向蔣作了密報，最後向蔣進言說，宣在西安簡直是和我們搗亂，不把他除掉，西安非出亂子不可。由此堅定了蔣的殺心。
7 月，蔣介石正式向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下達了“密裁”宣俠父的命令，由蔣鼎文在西安直接指揮軍統西北區執行，同時，戴笠也電飭西北區代區長徐一覺在蔣主任領導下完成“密裁”任務。
8 月間，軍統西北區代區長徐一覺、行動股長丁敏之、直屬組長李翰廷等人經反覆秘密策劃，由蔣鼎文於夜間用電話將宣俠父誘出八路軍辦事處，然後在半路設伏綁架後，用繩索在車裏勒死，投入西安城內東南角城牆邊下馬陵附近的一口枯井內，上用泥土復蓋，事後，分別由蔣鼎文和戴笠向蔣介石復命。
在西北地區，除了軍統西北區以外，戴笠還從各方麵配合胡宗南開展反共活動。
1937 年11 月，胡宗南率所部17 軍團撤出淞滬戰場，二次入陝，作為蔣介石手中的一張反共王牌，屯兵西北。戴笠先後派大特務江雄風、俞墉、趙龍文等人到胡部工作，加上主動投奔的梁幹喬，在胡部形成一個能力很強的特工人才小集團，深受胡的器重。為了保護胡宗南的安全，同時協助胡宗南的特務係統與軍統西北地區的特工組織的關係，戴笠於1937 年底選派浙警校特訓班最得意的學生唐西園擔任胡宗南的警衛組組長、隨從副官、侍勤處長等職，唐深受胡的賞識，成為胡的親信特務頭目。以至到後來，唐之於胡，有如戴之於蔣，到了榮損與共的地步。
西安“特種會報”製度經西安行營和軍統局西北區分別上報蔣介石和戴笠。蔣、戴都極為重視，認為這是國共合作時期防共、限共、溶共、反共的好辦法，應轉發各省施行。戴笠對此評價說，我們過去在防共問題上，都是各幹各的，互相牽製，互相鬧摩擦。我們的力量不是小了，而是分散了，對消了。久而久之，成了一個病漢子。而共產黨與我們剛剛相反，他是以整個力量來對付我們的。用“特種會報” 的辦法來防共，確是“病漢子”對付“壯漢子”的一著高招。
西北區重建後，戴笠最關心的還是如何能直接派人打入邊區或延安，建立延安站或潛伏組的問題。1938 年3 月，西北區通過陝西省電政管理局局長顧德明的關係，派遣西北區無線電支台台長汪克毅任延安電報局長，以便藉此站住腳跟，再逐步發展組織，開展活動。戴笠接到張嚴佛的報告後，滿心歡喜，稱讚張這一手幹得漂亮，一心等汪克毅能在延安幹出成績，好向校長報功。豈知，僅過了兩個多月，汪克毅終因站不住腳，就從延安逃了回來。
這使戴笠非常失望，汪克毅從此被晾到一邊，不得重用。
直接派遣特務難以打入延安和邊區，戴笠指示張嚴佛運用小商小販進入邊區活動，搜集情報，認為這些人流動性大，不引人注目，即使失敗了，於本身也沒有多大損失。此舉經西北區多次努力，因邊區外的行商難以進入邊區，邊區內的行商隻跟共產黨走，收買不到，結果這個辦法也隻好作罷。
不久，軍委會天水行營政治部決定派一個考察團去延安，戴笠再次派軍統局直屬通訊員郭子明隨同考察團前往，來回半個多月，然後郭把在延安的所見所聞再加油添醋地形容一番，寫成一份報告，報給戴笠。戴看了很滿意，認為這是軍統特務第一次成功地在延安搜集到的有較高質量的情報。由此，調郭子明到局本部黨政處中共科任第一任科長，主持對中共的鬥爭。
戴笠在抗戰初期反共活動的一個重大事件是指使軍統西北區密謀暗殺了八路軍的著名將領宣俠父。
宣俠父自從與戴笠、胡宗南在鎮江三江營分手後，由蔣超雄直接帶到南京引見給蔣介石，蔣手令宣為軍委會少將參議，派駐淮陰第二十五路軍梁冠英部，後宣俠父因反對梁部到江西圍剿紅軍，再一次叛蔣而去。1937 年10月，中共中央在西安後宰門七賢莊1 號設立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宣俠父以十八集團軍少將參議的身份常駐西安，與西安國民黨各方麵的高層負責人進行聯絡。
宣俠父有兩次叛蔣經歷，蔣極為痛恨。戴深知這層關係，密令西北區特務對宣俠父嚴加監視。經西北區以設點監視、流動跟蹤、網絡控製、建立內線等辦法，廣泛搜集宣俠父在西安的活動情報，並及時向戴笠匯報。從1938年初開始，戴笠先後數次向蔣介石密報了宣俠父在西安的活動情況，激起了蔣的殺機，5 月，西北區長張嚴佛調職武昌軍統局代理主任秘書，戴笠又詳細聽取了張在西安監視宣俠父的情況匯報，再次向蔣作了密報，最後向蔣進言說，宣在西安簡直是和我們搗亂，不把他除掉，西安非出亂子不可。由此堅定了蔣的殺心。
7 月，蔣介石正式向西安行營主任蔣鼎文下達了“密裁”宣俠父的命令，由蔣鼎文在西安直接指揮軍統西北區執行，同時，戴笠也電飭西北區代區長徐一覺在蔣主任領導下完成“密裁”任務。
8 月間，軍統西北區代區長徐一覺、行動股長丁敏之、直屬組長李翰廷等人經反覆秘密策劃，由蔣鼎文於夜間用電話將宣俠父誘出八路軍辦事處，然後在半路設伏綁架後，用繩索在車裏勒死，投入西安城內東南角城牆邊下馬陵附近的一口枯井內，上用泥土復蓋，事後，分別由蔣鼎文和戴笠向蔣介石復命。
在西北地區，除了軍統西北區以外，戴笠還從各方麵配合胡宗南開展反共活動。
1937 年11 月，胡宗南率所部17 軍團撤出淞滬戰場，二次入陝，作為蔣介石手中的一張反共王牌，屯兵西北。戴笠先後派大特務江雄風、俞墉、趙龍文等人到胡部工作，加上主動投奔的梁幹喬，在胡部形成一個能力很強的特工人才小集團，深受胡的器重。為了保護胡宗南的安全，同時協助胡宗南的特務係統與軍統西北地區的特工組織的關係，戴笠於1937 年底選派浙警校特訓班最得意的學生唐西園擔任胡宗南的警衛組組長、隨從副官、侍勤處長等職，唐深受胡的賞識，成為胡的親信特務頭目。以至到後來，唐之於胡，有如戴之於蔣，到了榮損與共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