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次特工機構大改組中，真正的贏家仍是戴笠。一是戴笠的死對頭 係大頭目陳立夫經戴笠多次向蔣密報攻擊，這次被蔣削弱了對中統組織的直接控製權，使中統力量有所削弱。二是軍統局的歷任局長賀耀祖、林蔚、張治中，錢大鈞等人都清楚蔣的一貫作風，無不自覺迴避軍統局的實際工作，放手讓戴笠去抓。三是將鄭介民由副職降低為幕僚長，戴在軍統更是一手遮天，無人能敵其鋒。
軍統局局長編階為中將，副局長編階為少將。5 月份，軍統局在武昌平悅路正式成立。8 月初，戴笠正式就少將副局長職，並親率軍統局科長以上幹部到武昌行營晉見蔣介石。接見時，蔣拿著一份事先由戴笠準備好的被召見人名單，逐個點名，點到某人時，此人即起身、肅立、注目，蔣先對此人端詳一番，然後便按此人名單上的情況略問數語，如年齡、籍貫、學歷、經歷之類，並在那份名單上註上記號或寫上幾個字。點名之後，蔣便對全體人員作一番訓示，要旨仍是強調特務工作必須絕對服從命令，作好領袖的耳目與手足，防止敵諜漢奸活動，增強抗戰力量等等。然後由戴笠代表大家表示接受領袖的訓示，努力去幹，不負所望等等。蔣介石於此連說了幾個“好！
好！”召見儀式便算結束。
中統、軍統成立後，兩統之間仍然互相攻訐，爭功邀寵。蔣一方麵有意使兩統之間保持一定間距，相互製約，便於居中控製；一方麵又不願看到兩統互相火併，以至兩敗俱傷，影響抗戰和對中共的鬥爭。於是，蔣為了使兩統能在一定程度上擺平，特對戴笠、徐恩曾麵諭，對中、軍統的工作範圍作進一步分工，強調中統仍然著重於黨務、政治、經濟，軍統繼續著重於軍事、特務武裝和行動。蔣具體規定，中統越界在軍隊、軍事學校、兵工廠、軍需用品工廠中發展的線索和內線移交軍統，軍統在黨、政、教育、經濟、文化、一般民用工廠中發展的線索和內線亦移交中統。徐恩曾按蔣的吩咐，隻在表麵上做了一些工作，戴笠卻連這些表麵工作也不肯做。戴笠認為，抗戰期間執行軍事第一的方針，正是發展軍統勢力的大好時機，如果確按分工去做，豈不是作繭自縛，捆住了自己手腳。因此，從武昌珞珈山會議結束到成立中，軍統的第一天起，戴笠就沒有真正按中、軍統的分工去做過。特別是當時在圍繞流亡學生的爭奪上，以戴笠為首的一批原復興社高幹發動了一場係的淩厲進攻。
當時抗戰初起，大批流亡學生、失業青年逃往大後方。這時，曾在淞滬抗戰後擔任前方辦事處長、負責收容任務的大特務文強觸景生情，認為如果能把這批青年學生召集起來，賦以戰時短期訓練，不啻是“團體”的一支重要力量。據此，文強寫了一份建議書，派人送漢口麵呈戴笠。戴笠接到文強的報告極為重視。學生訓練問題，本 係處理。但戴笠決定先下手為強，把這一大權 係手中硬搶過來。戴一方麵電召文強到漢口述職，進行深入討論，一方麵與胡宗南、康澤、桂永清等原復興社高幹交換意見，共謀良策。
1938 年4 月，文強到達漢口。參加了原復興社高幹的秘密會議。會議由戴笠主持，並說在座的都是同學，都是復興社同誌，要對校長負責保密。研究的中心問題是如何 係、共產黨爭取失學失業的青年學生，所謂為國儲才是百年大什，等等。接著由文強介紹了他寫建議書的動因和動機，並說“我看逃難的青年男女學生，好像白紙一樣，要染成什麽顏色就是什麽顏色。我們不抓到手，必為延安所爭取，也許 係所掌握”。文強講完後，胡宗南首先發言，表示同意文強的看法和建議，並提出“非有專款和專設機構，請準校長批準非交我們來辦不可，否則是辦不好的”。胡宗南的結論性意見，得到康澤、桂永清等人的一致贊同，認為一定要爭取時間，擴大地、有計劃地來辦。接下來在討論上報校長的報告和計劃書時，一致認為不可提係爭鋒的事，而是與延安共產黨爭，要說得越厲害越好。善於製敵於先的戴笠已經準備好了上報校長報告書及計劃書，大家一致通過。唯棋高一著地提 係既抓黨，又抓教育，完全不要二陳插手是辦不到的，也是不應該的，最好是把要花錢的事，例如要繼續升學的、全家逃難要救濟的，都推係去辦。這樣對蔣、對陳都有所交代。說完，大家都哈哈大笑。後來，桂永清通過創辦戰時青年訓練團，康澤通過設立青年訓導團、隊等機構，大肆招收青年學生。胡宗南的規模更大，先後設立的機構有中央軍校第七分校、戰幹團、勞動營、遊擊幹部訓練班、政工幹部訓練班、特種兵聯合分校等等，尤以“青年將領”的招牌在西北地區到處設關建卡，攔截青年學生受訓，擴充自己的勢力。戴笠則通過大辦特訓班來貫徹他的意圖。抗戰期間，在全國各地舉辦的各種名目的訓練班有數百個之多，受訓的青年學生有成千上萬，其確切數字，連軍統人事處也沒有徹底搞清過。許多青年學生的思想受到了毒害，為兩統之間的爭鬥作了無為的犧牲。
由於戴笠等人的搶先一步，既有蔣的批示，又有專設機構、專款專人來辦，使 係在這個問題上大為被動 係頭子陳立夫一提起這件事就要大發雷霆。1938 年5 月30 日，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宴請中央社會部的重要幹部。陳立夫在宴席上就忍不住大發牢騷說：“現在各機關都派人組織民眾，大發命令，權限不清，係統不明。如果說時弊，這就是時弊中的最大者！”
軍統局局長編階為中將，副局長編階為少將。5 月份，軍統局在武昌平悅路正式成立。8 月初，戴笠正式就少將副局長職，並親率軍統局科長以上幹部到武昌行營晉見蔣介石。接見時，蔣拿著一份事先由戴笠準備好的被召見人名單，逐個點名，點到某人時，此人即起身、肅立、注目，蔣先對此人端詳一番，然後便按此人名單上的情況略問數語，如年齡、籍貫、學歷、經歷之類，並在那份名單上註上記號或寫上幾個字。點名之後，蔣便對全體人員作一番訓示，要旨仍是強調特務工作必須絕對服從命令，作好領袖的耳目與手足，防止敵諜漢奸活動，增強抗戰力量等等。然後由戴笠代表大家表示接受領袖的訓示，努力去幹，不負所望等等。蔣介石於此連說了幾個“好！
好！”召見儀式便算結束。
中統、軍統成立後，兩統之間仍然互相攻訐，爭功邀寵。蔣一方麵有意使兩統之間保持一定間距，相互製約，便於居中控製；一方麵又不願看到兩統互相火併，以至兩敗俱傷，影響抗戰和對中共的鬥爭。於是，蔣為了使兩統能在一定程度上擺平，特對戴笠、徐恩曾麵諭，對中、軍統的工作範圍作進一步分工，強調中統仍然著重於黨務、政治、經濟，軍統繼續著重於軍事、特務武裝和行動。蔣具體規定，中統越界在軍隊、軍事學校、兵工廠、軍需用品工廠中發展的線索和內線移交軍統，軍統在黨、政、教育、經濟、文化、一般民用工廠中發展的線索和內線亦移交中統。徐恩曾按蔣的吩咐，隻在表麵上做了一些工作，戴笠卻連這些表麵工作也不肯做。戴笠認為，抗戰期間執行軍事第一的方針，正是發展軍統勢力的大好時機，如果確按分工去做，豈不是作繭自縛，捆住了自己手腳。因此，從武昌珞珈山會議結束到成立中，軍統的第一天起，戴笠就沒有真正按中、軍統的分工去做過。特別是當時在圍繞流亡學生的爭奪上，以戴笠為首的一批原復興社高幹發動了一場係的淩厲進攻。
當時抗戰初起，大批流亡學生、失業青年逃往大後方。這時，曾在淞滬抗戰後擔任前方辦事處長、負責收容任務的大特務文強觸景生情，認為如果能把這批青年學生召集起來，賦以戰時短期訓練，不啻是“團體”的一支重要力量。據此，文強寫了一份建議書，派人送漢口麵呈戴笠。戴笠接到文強的報告極為重視。學生訓練問題，本 係處理。但戴笠決定先下手為強，把這一大權 係手中硬搶過來。戴一方麵電召文強到漢口述職，進行深入討論，一方麵與胡宗南、康澤、桂永清等原復興社高幹交換意見，共謀良策。
1938 年4 月，文強到達漢口。參加了原復興社高幹的秘密會議。會議由戴笠主持，並說在座的都是同學，都是復興社同誌，要對校長負責保密。研究的中心問題是如何 係、共產黨爭取失學失業的青年學生，所謂為國儲才是百年大什，等等。接著由文強介紹了他寫建議書的動因和動機，並說“我看逃難的青年男女學生，好像白紙一樣，要染成什麽顏色就是什麽顏色。我們不抓到手，必為延安所爭取，也許 係所掌握”。文強講完後，胡宗南首先發言，表示同意文強的看法和建議，並提出“非有專款和專設機構，請準校長批準非交我們來辦不可，否則是辦不好的”。胡宗南的結論性意見，得到康澤、桂永清等人的一致贊同，認為一定要爭取時間，擴大地、有計劃地來辦。接下來在討論上報校長的報告和計劃書時，一致認為不可提係爭鋒的事，而是與延安共產黨爭，要說得越厲害越好。善於製敵於先的戴笠已經準備好了上報校長報告書及計劃書，大家一致通過。唯棋高一著地提 係既抓黨，又抓教育，完全不要二陳插手是辦不到的，也是不應該的，最好是把要花錢的事，例如要繼續升學的、全家逃難要救濟的，都推係去辦。這樣對蔣、對陳都有所交代。說完，大家都哈哈大笑。後來，桂永清通過創辦戰時青年訓練團，康澤通過設立青年訓導團、隊等機構，大肆招收青年學生。胡宗南的規模更大，先後設立的機構有中央軍校第七分校、戰幹團、勞動營、遊擊幹部訓練班、政工幹部訓練班、特種兵聯合分校等等，尤以“青年將領”的招牌在西北地區到處設關建卡，攔截青年學生受訓，擴充自己的勢力。戴笠則通過大辦特訓班來貫徹他的意圖。抗戰期間，在全國各地舉辦的各種名目的訓練班有數百個之多，受訓的青年學生有成千上萬，其確切數字，連軍統人事處也沒有徹底搞清過。許多青年學生的思想受到了毒害，為兩統之間的爭鬥作了無為的犧牲。
由於戴笠等人的搶先一步，既有蔣的批示，又有專設機構、專款專人來辦，使 係在這個問題上大為被動 係頭子陳立夫一提起這件事就要大發雷霆。1938 年5 月30 日，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宴請中央社會部的重要幹部。陳立夫在宴席上就忍不住大發牢騷說：“現在各機關都派人組織民眾，大發命令，權限不清，係統不明。如果說時弊，這就是時弊中的最大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