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有1 名叫徐旭如的由於第二天找了特務處元老安徽同鄉劉啟瑞，才被允許入學受訓。
開學前，戴笠對臨訓班人事作了安排。班主任一職，照例由自己兼任，另指定餘樂醒為副主任，謝力公任總教官。戴笠因不能到職視事，故另設主任辦公室，由親信特務丁若萍主持其事，這實際上是對餘樂醒等人的牽製和監視。
戴笠對臨訓班規定的體製是，班本部設教務、政訓、總務3 大處，處內設教務員、政訓員、總務員。抗戰期間，隻有臨訓班設處，以後的訓練班全部改為組，以與軍統局本部的機構有所區別。管理學生的機構為總隊部，下設兩個大隊，6 個中隊。另有1 個女生中隊，直屬總隊部領導。大隊、中隊均設政治指導員，以加強思想控製。
3 月份，臨訓班正式開學。訓練方法上，戴笠規定仿照黃埔辦法，先進行入伍訓練，後進行分科訓練。入伍訓練期間，碰到的一個主要難題是大部分學生不願當特務，向胡宗南要的一批女生尤甚。戴笠接到餘樂醒等人的報告後十分重視，指示要迅速研究辦法解決。後來想出的辦法是先集體辦理加入特務組織的手續，然後以團體紀律強製性約束。戴笠認為這條經驗很重要，規定以後的特訓班要普遍推廣。入伍教育的主要內容是通過灌輸法西斯思想和反共宣傳，把學生訓練成效忠領袖的馴服工具。平時則通過檢查學生書信、控製學生言論和行動等辦法對學生進行奴化教育。
6 月份開始分科訓練。一、二中隊為情報專業，三中隊為行動與爆破專業，四中隊為軍事諜報參謀專業，五、六中隊為軍事遊擊專業。學生根據本人自願和專長，全部打亂重新分配。女生一部分進入情報和行動專業受訓，一部分進入電訊、會計專業受訓。
臨訓班成立後，有幾件事頗使戴笠惱火。首先是餘樂醒的野心問題。餘樂醒是很有才幹的，這一點戴笠很清楚，所以要把臨訓班交給他去負責。但是餘樂醒得到這一個要職後，不知收斂鋒芒，做到大智若愚，而是全力建立自己的威望，發展自己的勢力。餘樂醒對情報和行動都在行，每上大課，雖湖南口音甚濃，但講起話來，頭頭是道，全體官生都要聽。平時，則以浙警校的一大批幹部為核心，廣泛交結學生，因而在學生中頗受眾望，確是臨訓班的中心人物。甚至許多學生心目中隻知有餘主任，不知有戴主任，這就犯了戴笠的大忌。餘樂醒雖然平時極力宣傳戴笠有異相，是王侯的相貌，並把廣場旁的一道長堤命名為“雨農堤”，但此舉不足以撫平戴笠的猜忌和憤怒心理，於是在五六月間電令免去餘的副主任職務，專任教務處長。副主任一職以總隊長陶一珊暫代。此舉立即在臨訓班引起許多官生的不滿，帶來教學秩序的混亂。這就更引起了戴對餘的猜忌，但為了防止臨訓班出現異動，仍然電令免去陶的代副主任職，由餘樂醒再度擔任。這件事發生後，戴笠決定到臨訓班視察，對餘樂醒進行整飭。戴笠的車隊一進入臨澧縣城，就看到全城交通斷絕、戒備森嚴，臨訓班全體教工恭立郊外迎候。戴笠本是負氣而來，據此借詞發揮，對餘樂醒大加訓斥。責問餘樂醒：“如此警戒，是不是讓學生不敢見我？”“我是個小小的班主任，不是軍閥，用不著這樣對老百姓擺威風！”戴笠走進訓練班看到“戴主任是我國特務工作的開創者”時，更是大發雷霆，立命將所有標語揭去，換上他自擬的“創造光榮歷史，發揚清白家風”、“我們是領袖耳目，我們是革命靈魂”等標語。當天，戴笠分別找臨訓班的高級幹部談話，當他聽說一個女生劉穎在遊泳中淹死，男生嚴燮被教官打傷病發而亡，更加生氣。戴素以愛護學生標榜自己，現在出了如此殘害學生的大事，怎肯輕易放過。
第二天上午，戴笠以班主任身份主持召開班務會，從頭到尾隻是罵人。
先從餘樂醒罵起，再罵謝力公、陶一珊等人，幾乎所有的中層以上幹部都被罵到，並且對每個人的材料都掌握得非常詳細。一個個特務都被罵得麵色慘白、不寒而慄，獨政治教官廖華平因鼓吹反共而受到戴笠表揚。
第二天下午，戴笠對臨訓班全體官生作精神講話，大講所謂團體的光榮傳統，以及特工的性質和任務，危言聳聽地進行反共宣傳，並表揚學生們的刻苦學習精神等等。
第三天、第四天，戴笠除了繼續對學生作精神講話外，還對學生進行個別談話考察，培養感情，進行收買拉攏。
戴笠在這次視察期間，給以肯定的是臨訓班創作的“班歌”。這本是留洋學習特工的教官蔣鎮南受德國法西斯“黨歌”的啟發，依樣畫葫蘆創作的。
因其中有“維護我們領袖的安全”等內容，戴笠馬上給予肯定，認為不但符合臨訓班，而且符合“團體”的工作性質。因此，戴笠規定“班歌”同時作為軍統局的“局歌”（當時軍統局剛剛成立），要求每個軍統特務都要會唱。
蔣鎮南也由此而很受了一番嘉勉。
臨訓班發生的另一件使戴笠惱火的事件是由葛明達而引發的派係鬥爭。
臨訓班幹部和教官主要由兩部分人組成。一部分出身於原浙警校，不但人數多，能量大，而且占據要職。另一部分幹部和教官來自黃埔軍校係統。這些人數量雖不及浙警係，但自恃是“天子門生”，因而不肯把浙警係這批人放在眼裏，尋機總要與浙警係角逐一番。一時間臨訓班內雙方拉幫結派，明爭暗鬥，鬧得壁壘森嚴，烏煙瘴氣。恰在初夏的一天，因天氣特別悶熱，擔任二大隊四中隊值星官的該中隊區隊長葛明達擅自下令四中隊學生把藍上衣脫掉，隻穿短褲白上衣到廣場集合就午餐。二大隊長、總值星官楊清植一見之下，火冒三丈，當即下令將葛明達關押起來。當晚餘樂醒親率臨訓班全體幹部在孫中山、蔣介石的像前跪下請罪，一批批浙警係的人一致要求將葛槍斃，以整肅“團體”紀律。黃埔係的幹部則表示要請示戴老闆批示，不能隨便處理。原因就是葛明達是中央軍校八期學生。故雙方都就此大做文章，並在暗中向戴笠告狀。戴笠接到餘樂醒以臨訓班全體幹部名義發來要求殺一儆百，嚴肅班紀的電報後，已知這是臨訓班內的派係鬥爭在作祟，加之他對餘樂醒的勢力已有戒備心理，故不肯再讓浙警係在這件事上再占上風，因而對餘的急電按下不復。兩周後，餘再發一電，自動降低調門，隻是請示處理辦法。
開學前，戴笠對臨訓班人事作了安排。班主任一職，照例由自己兼任，另指定餘樂醒為副主任，謝力公任總教官。戴笠因不能到職視事，故另設主任辦公室，由親信特務丁若萍主持其事，這實際上是對餘樂醒等人的牽製和監視。
戴笠對臨訓班規定的體製是，班本部設教務、政訓、總務3 大處，處內設教務員、政訓員、總務員。抗戰期間，隻有臨訓班設處，以後的訓練班全部改為組，以與軍統局本部的機構有所區別。管理學生的機構為總隊部，下設兩個大隊，6 個中隊。另有1 個女生中隊，直屬總隊部領導。大隊、中隊均設政治指導員，以加強思想控製。
3 月份，臨訓班正式開學。訓練方法上，戴笠規定仿照黃埔辦法，先進行入伍訓練，後進行分科訓練。入伍訓練期間，碰到的一個主要難題是大部分學生不願當特務，向胡宗南要的一批女生尤甚。戴笠接到餘樂醒等人的報告後十分重視，指示要迅速研究辦法解決。後來想出的辦法是先集體辦理加入特務組織的手續，然後以團體紀律強製性約束。戴笠認為這條經驗很重要，規定以後的特訓班要普遍推廣。入伍教育的主要內容是通過灌輸法西斯思想和反共宣傳，把學生訓練成效忠領袖的馴服工具。平時則通過檢查學生書信、控製學生言論和行動等辦法對學生進行奴化教育。
6 月份開始分科訓練。一、二中隊為情報專業，三中隊為行動與爆破專業，四中隊為軍事諜報參謀專業，五、六中隊為軍事遊擊專業。學生根據本人自願和專長，全部打亂重新分配。女生一部分進入情報和行動專業受訓，一部分進入電訊、會計專業受訓。
臨訓班成立後，有幾件事頗使戴笠惱火。首先是餘樂醒的野心問題。餘樂醒是很有才幹的，這一點戴笠很清楚，所以要把臨訓班交給他去負責。但是餘樂醒得到這一個要職後，不知收斂鋒芒，做到大智若愚，而是全力建立自己的威望，發展自己的勢力。餘樂醒對情報和行動都在行，每上大課，雖湖南口音甚濃，但講起話來，頭頭是道，全體官生都要聽。平時，則以浙警校的一大批幹部為核心，廣泛交結學生，因而在學生中頗受眾望，確是臨訓班的中心人物。甚至許多學生心目中隻知有餘主任，不知有戴主任，這就犯了戴笠的大忌。餘樂醒雖然平時極力宣傳戴笠有異相，是王侯的相貌，並把廣場旁的一道長堤命名為“雨農堤”，但此舉不足以撫平戴笠的猜忌和憤怒心理，於是在五六月間電令免去餘的副主任職務，專任教務處長。副主任一職以總隊長陶一珊暫代。此舉立即在臨訓班引起許多官生的不滿，帶來教學秩序的混亂。這就更引起了戴對餘的猜忌，但為了防止臨訓班出現異動，仍然電令免去陶的代副主任職，由餘樂醒再度擔任。這件事發生後，戴笠決定到臨訓班視察，對餘樂醒進行整飭。戴笠的車隊一進入臨澧縣城，就看到全城交通斷絕、戒備森嚴，臨訓班全體教工恭立郊外迎候。戴笠本是負氣而來，據此借詞發揮，對餘樂醒大加訓斥。責問餘樂醒：“如此警戒，是不是讓學生不敢見我？”“我是個小小的班主任，不是軍閥，用不著這樣對老百姓擺威風！”戴笠走進訓練班看到“戴主任是我國特務工作的開創者”時，更是大發雷霆，立命將所有標語揭去，換上他自擬的“創造光榮歷史，發揚清白家風”、“我們是領袖耳目，我們是革命靈魂”等標語。當天，戴笠分別找臨訓班的高級幹部談話，當他聽說一個女生劉穎在遊泳中淹死，男生嚴燮被教官打傷病發而亡，更加生氣。戴素以愛護學生標榜自己，現在出了如此殘害學生的大事，怎肯輕易放過。
第二天上午，戴笠以班主任身份主持召開班務會，從頭到尾隻是罵人。
先從餘樂醒罵起，再罵謝力公、陶一珊等人，幾乎所有的中層以上幹部都被罵到，並且對每個人的材料都掌握得非常詳細。一個個特務都被罵得麵色慘白、不寒而慄，獨政治教官廖華平因鼓吹反共而受到戴笠表揚。
第二天下午，戴笠對臨訓班全體官生作精神講話，大講所謂團體的光榮傳統，以及特工的性質和任務，危言聳聽地進行反共宣傳，並表揚學生們的刻苦學習精神等等。
第三天、第四天，戴笠除了繼續對學生作精神講話外，還對學生進行個別談話考察，培養感情，進行收買拉攏。
戴笠在這次視察期間，給以肯定的是臨訓班創作的“班歌”。這本是留洋學習特工的教官蔣鎮南受德國法西斯“黨歌”的啟發，依樣畫葫蘆創作的。
因其中有“維護我們領袖的安全”等內容，戴笠馬上給予肯定，認為不但符合臨訓班，而且符合“團體”的工作性質。因此，戴笠規定“班歌”同時作為軍統局的“局歌”（當時軍統局剛剛成立），要求每個軍統特務都要會唱。
蔣鎮南也由此而很受了一番嘉勉。
臨訓班發生的另一件使戴笠惱火的事件是由葛明達而引發的派係鬥爭。
臨訓班幹部和教官主要由兩部分人組成。一部分出身於原浙警校，不但人數多，能量大，而且占據要職。另一部分幹部和教官來自黃埔軍校係統。這些人數量雖不及浙警係，但自恃是“天子門生”，因而不肯把浙警係這批人放在眼裏，尋機總要與浙警係角逐一番。一時間臨訓班內雙方拉幫結派，明爭暗鬥，鬧得壁壘森嚴，烏煙瘴氣。恰在初夏的一天，因天氣特別悶熱，擔任二大隊四中隊值星官的該中隊區隊長葛明達擅自下令四中隊學生把藍上衣脫掉，隻穿短褲白上衣到廣場集合就午餐。二大隊長、總值星官楊清植一見之下，火冒三丈，當即下令將葛明達關押起來。當晚餘樂醒親率臨訓班全體幹部在孫中山、蔣介石的像前跪下請罪，一批批浙警係的人一致要求將葛槍斃，以整肅“團體”紀律。黃埔係的幹部則表示要請示戴老闆批示，不能隨便處理。原因就是葛明達是中央軍校八期學生。故雙方都就此大做文章，並在暗中向戴笠告狀。戴笠接到餘樂醒以臨訓班全體幹部名義發來要求殺一儆百，嚴肅班紀的電報後，已知這是臨訓班內的派係鬥爭在作祟，加之他對餘樂醒的勢力已有戒備心理，故不肯再讓浙警係在這件事上再占上風，因而對餘的急電按下不復。兩周後，餘再發一電，自動降低調門，隻是請示處理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