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談結束後，戴笠帶著雙方討論定稿的蘇浙行動委員會組織行動大綱及編製預算書，連夜專程趕赴南京，當麵向蔣呈復。經蔣批覆戴笠直接施行，並轉軍委會備案。戴笠同時向蔣匯報了蘇浙行動委員會委員人事安排腹案。
戴先提出一個7 人名單，分別是俞鴻鈞、杜月笙、戴笠、楊虎、俞作柏、劉誌陸、向鬆坡。這個名單是由戴笠直接掌握的，隻是私下徵求過杜月笙的意見。俞鴻鈞是七七事變後走馬上任的上海市長，把他推出來當然是個招牌。
楊虎是淞滬警備司令、青幫大頭目，與杜、戴的私交都極好，推楊同時也是考慮協調別動隊與保安隊的關係。俞作柏原是桂係出身，先後任過桂軍團長、黃埔軍校南寧分校校長、廣西省政府代主席，1929 年底，因與粵軍將領張發奎共同組織護黨救國軍反蔣，被蔣介石趕下台，閑居上海多年，並加入青幫與杜月笙交好，這時已投靠戴笠，故被戴推了出來，此人後來成為別動隊後期組織忠義救國軍的重要人物。劉誌陸是粵軍宿將，曾任新編第二師師長、軍事參議院參議等職，也是上海幫會的重要人物。向鬆坡則是上海洪幫老頭子。這個名單經蔣批示認可。
蘇浙行動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本應由俞鴻鈞掛名，戴笠內心卻另有打算。
戴認為俞鴻鈞是國民黨內老資格的官僚，一旦讓他插手，自己就有受到掣肘的危險。於是，他對蘇浙行動委員會的最高人事安排的原則是：重在抓實權，對杜月笙給以高位，實則敷衍俞鴻鈞，叫俞無話可說。由此，戴笠推杜月笙代俞鴻鈞出任主任委員，而自己則出任書記長一職，主持日常工作。推薦陳昶新任委員會參謀長兼參謀處長，餘樂醒任總務處長兼技術室主任，張冠夫任經理處長兼交通組長，汪祖華、謝力東分任政訓、情報處長。另設龐大的書記長辦公室，先指定周偉龍兼任書記，代替戴主持工作，後又指定由文強接替周偉龍任書記兼人事科長，主持日常工作。指定三極電所作為蘇浙行動委員會的辦公地點，後來由於法租界發現這所學校不見男女學生上課，隻見三山五嶽的好漢進進出出，連綿不斷的汽車熙熙攘攘，便多次警告三極電所所長文強要查抄。文強向戴笠匯報，戴笠打電話給杜月笙，杜立即將善鍾路100 號的1 座花園洋房讓出來作辦公大樓，三極電所僅作接頭處。如此一來，蘇浙行動委員會的內外機構幾乎由特務處總攬一切，其內外大事，無不決於戴手。
戴笠提出的蘇浙行動委員會高層人事方案得到蔣的首肯後，星夜趕回上海，於 9 月8 日晚再次召集雙方的原班人馬，會談別動隊的高級人事安排。
杜月笙推薦劉誌陸以委員兼別動隊總指揮，戴笠則推薦由其向黃埔一期老大哥、八十七師師長王敬久借調的該師參謀長楊振華任別動隊參謀長，算是雙方平分秋色。五名支隊長，杜月笙推薦了3 名，分別是陸京士、朱學範和陶一珊。戴笠推薦了兩名，分別是何天風和張業。另外，由戴推薦王兆槐任別動隊總指揮部直屬特務大隊長。看起來雙方在人事實排上一碗水端平，公平合理。但實際上仍是戴的勢力占優。因為支隊長人選中突出了黃埔係統。何天風是黃埔二期同學、張業是黃埔三期同學、陶一珊是黃埔六期同學、王兆槐是黃埔四期同學。陸、朱不是黃埔出身，但他們的副支隊長也由戴安排給黃埔同學擔任。至於大隊長、中隊長、區隊長，幾乎都是黃埔同學或中央軍校學生擔任。雖然如此，杜月笙對這個人事安排也無可非議。一是在軍事人才上，他拿不出眾多的“角色”；二是在支隊長的安排上，除陸、朱、陶是他的學生外，何天風也是在“幫”徒弟。王兆槐不但在“幫”，而且是恆社社員，這也是戴照顧到杜的麵子；三是杜本身不想與戴爭鋒，當然不計較勢力大小。別動隊總指揮部由戴、杜決定設在謹記路的一處辦公大樓內。高層人事問題解決後，接下來是招兵買馬的問題。兵員問題主要由杜月笙動員幫會與工會力量參加，一支隊由洪門向鬆坡動員一批洪門弟兄參加，青幫分子進去一部分，二支隊為海員支隊，三支隊為郵政支隊，四支隊裏工人、農民、學生、失業青年等各方麵人都有，五支隊由陶一珊把受訓的公民聯隊裏的店員、學生、青工組織起來充任。槍枝彈藥除杜月笙捐5000 枝快慢機外，全部由戴笠向軍委會申請調撥了一批舊式步槍解決。但直到淞滬戰爭結束，別動隊潰散，也沒有達到人手一槍。
戴笠雖無帶兵打仗的實戰經驗，但考慮問題的嚴謹周密，卻有常人不及之處。當時戴笠最為憂慮的是中下層幹部問題。在當時炮火紛飛的情況下，又要一月成軍，又要與日軍這樣的強寇作戰，兵員又都是由幫會分子、工人、學生、店員、失業青年、農民等龐雜人員臨時湊合而成，既無戰鬥經驗，又沒有經過嚴格訓練，無疑是一批烏合之眾。一旦作戰，不啻是驅羊群而入虎陣。在刻不容緩之際，戴笠決然下令人事科長文強在1 星期內必須辦妥下列數件大事：一是電請南京黃埔畢業生調查處負責人黃雍輸送600 名軍校畢業同學中有尉、校級資歷者來滬報到，分別安置為各級幹部；二是電請南京中央警校選拔100 名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並受過警官正科訓練的學員來滬報到，安排為中隊政治指導員；三是電令南京特務處本部人事科長李肖白抽調200 名以上的中、高級特工幹部來滬報到，安排為別動隊中、高級軍政幹部；四是向當時在浦東指揮作戰的第八集團軍總司令張發奎商調600 名具有正副班長能力的軍士級人才，充任區隊班長。戴笠另下一道手諭給王兆槐，由其負責解決以上幹部進入租界問題。由於文強辦事機警得力，戴笠親自日夜督促檢查，1 周後，1600 餘名幹部陸續進入上海租界，這在當時確是了不起的工作效率。
戴先提出一個7 人名單，分別是俞鴻鈞、杜月笙、戴笠、楊虎、俞作柏、劉誌陸、向鬆坡。這個名單是由戴笠直接掌握的，隻是私下徵求過杜月笙的意見。俞鴻鈞是七七事變後走馬上任的上海市長，把他推出來當然是個招牌。
楊虎是淞滬警備司令、青幫大頭目，與杜、戴的私交都極好，推楊同時也是考慮協調別動隊與保安隊的關係。俞作柏原是桂係出身，先後任過桂軍團長、黃埔軍校南寧分校校長、廣西省政府代主席，1929 年底，因與粵軍將領張發奎共同組織護黨救國軍反蔣，被蔣介石趕下台，閑居上海多年，並加入青幫與杜月笙交好，這時已投靠戴笠，故被戴推了出來，此人後來成為別動隊後期組織忠義救國軍的重要人物。劉誌陸是粵軍宿將，曾任新編第二師師長、軍事參議院參議等職，也是上海幫會的重要人物。向鬆坡則是上海洪幫老頭子。這個名單經蔣批示認可。
蘇浙行動委員會的主任委員本應由俞鴻鈞掛名，戴笠內心卻另有打算。
戴認為俞鴻鈞是國民黨內老資格的官僚，一旦讓他插手，自己就有受到掣肘的危險。於是，他對蘇浙行動委員會的最高人事安排的原則是：重在抓實權，對杜月笙給以高位，實則敷衍俞鴻鈞，叫俞無話可說。由此，戴笠推杜月笙代俞鴻鈞出任主任委員，而自己則出任書記長一職，主持日常工作。推薦陳昶新任委員會參謀長兼參謀處長，餘樂醒任總務處長兼技術室主任，張冠夫任經理處長兼交通組長，汪祖華、謝力東分任政訓、情報處長。另設龐大的書記長辦公室，先指定周偉龍兼任書記，代替戴主持工作，後又指定由文強接替周偉龍任書記兼人事科長，主持日常工作。指定三極電所作為蘇浙行動委員會的辦公地點，後來由於法租界發現這所學校不見男女學生上課，隻見三山五嶽的好漢進進出出，連綿不斷的汽車熙熙攘攘，便多次警告三極電所所長文強要查抄。文強向戴笠匯報，戴笠打電話給杜月笙，杜立即將善鍾路100 號的1 座花園洋房讓出來作辦公大樓，三極電所僅作接頭處。如此一來，蘇浙行動委員會的內外機構幾乎由特務處總攬一切，其內外大事，無不決於戴手。
戴笠提出的蘇浙行動委員會高層人事方案得到蔣的首肯後，星夜趕回上海，於 9 月8 日晚再次召集雙方的原班人馬，會談別動隊的高級人事安排。
杜月笙推薦劉誌陸以委員兼別動隊總指揮，戴笠則推薦由其向黃埔一期老大哥、八十七師師長王敬久借調的該師參謀長楊振華任別動隊參謀長，算是雙方平分秋色。五名支隊長，杜月笙推薦了3 名，分別是陸京士、朱學範和陶一珊。戴笠推薦了兩名，分別是何天風和張業。另外，由戴推薦王兆槐任別動隊總指揮部直屬特務大隊長。看起來雙方在人事實排上一碗水端平，公平合理。但實際上仍是戴的勢力占優。因為支隊長人選中突出了黃埔係統。何天風是黃埔二期同學、張業是黃埔三期同學、陶一珊是黃埔六期同學、王兆槐是黃埔四期同學。陸、朱不是黃埔出身，但他們的副支隊長也由戴安排給黃埔同學擔任。至於大隊長、中隊長、區隊長，幾乎都是黃埔同學或中央軍校學生擔任。雖然如此，杜月笙對這個人事安排也無可非議。一是在軍事人才上，他拿不出眾多的“角色”；二是在支隊長的安排上，除陸、朱、陶是他的學生外，何天風也是在“幫”徒弟。王兆槐不但在“幫”，而且是恆社社員，這也是戴照顧到杜的麵子；三是杜本身不想與戴爭鋒，當然不計較勢力大小。別動隊總指揮部由戴、杜決定設在謹記路的一處辦公大樓內。高層人事問題解決後，接下來是招兵買馬的問題。兵員問題主要由杜月笙動員幫會與工會力量參加，一支隊由洪門向鬆坡動員一批洪門弟兄參加，青幫分子進去一部分，二支隊為海員支隊，三支隊為郵政支隊，四支隊裏工人、農民、學生、失業青年等各方麵人都有，五支隊由陶一珊把受訓的公民聯隊裏的店員、學生、青工組織起來充任。槍枝彈藥除杜月笙捐5000 枝快慢機外，全部由戴笠向軍委會申請調撥了一批舊式步槍解決。但直到淞滬戰爭結束，別動隊潰散，也沒有達到人手一槍。
戴笠雖無帶兵打仗的實戰經驗，但考慮問題的嚴謹周密，卻有常人不及之處。當時戴笠最為憂慮的是中下層幹部問題。在當時炮火紛飛的情況下，又要一月成軍，又要與日軍這樣的強寇作戰，兵員又都是由幫會分子、工人、學生、店員、失業青年、農民等龐雜人員臨時湊合而成，既無戰鬥經驗，又沒有經過嚴格訓練，無疑是一批烏合之眾。一旦作戰，不啻是驅羊群而入虎陣。在刻不容緩之際，戴笠決然下令人事科長文強在1 星期內必須辦妥下列數件大事：一是電請南京黃埔畢業生調查處負責人黃雍輸送600 名軍校畢業同學中有尉、校級資歷者來滬報到，分別安置為各級幹部；二是電請南京中央警校選拔100 名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並受過警官正科訓練的學員來滬報到，安排為中隊政治指導員；三是電令南京特務處本部人事科長李肖白抽調200 名以上的中、高級特工幹部來滬報到，安排為別動隊中、高級軍政幹部；四是向當時在浦東指揮作戰的第八集團軍總司令張發奎商調600 名具有正副班長能力的軍士級人才，充任區隊班長。戴笠另下一道手諭給王兆槐，由其負責解決以上幹部進入租界問題。由於文強辦事機警得力，戴笠親自日夜督促檢查，1 周後，1600 餘名幹部陸續進入上海租界，這在當時確是了不起的工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