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是很會爭強好勝的。特務處成立以來，雖然在分化瓦解反蔣勢力、暗殺政敵、攝取軍事情報等方麵出力頗大，也受到蔣介石的信任，但他揣摸蔣的心理，蔣最關心的還是與中共的鬥爭。不在反共方麵做出顯著成績，終不能為老頭子徹底分憂，也不能得到老頭子的高度寵信。為此，戴笠在30年代中期，開始逐步調整特務處工作重點，用很大一部分精力和力量與中共地下黨組織進行鬥爭，有時為了搶著幹這項工作，以至與調查科發生摩擦，也在所不惜，甚至 係頭目和調查科的特務們罵為“不務正業”。戴笠聽到這些言論，不怒反喜，他經常對特務處的大特務們強調，隨著形勢的變化，一切反蔣派人物、地方軍閥、民主黨派、中間派人士以至日本人，都可以為我所用，這些都是不足慮的，唯有共產黨才是我們的真正敵人和心腹大患。
真正能和我們爭奪政權的不是那些反對委員長的異己分子，而是具有完整的政治綱領、嚴密的組織紀律和高度獻身精神的共產黨人。我們“團體”的使命是保衛國家政權，既要作革命先鋒，又要保衛委座的安全。因此，任何時候，清共除奸都是我們“團體”的主要責任。
由於上海是中共首腦機關所在地，在最初的幾年中，戴笠把與中共作鬥爭的重點放在上海區，自翁光輝被扣押撤去區長職務後，戴笠選調中共叛徒出身的餘樂醒任上海區第二任區長，也是寄希望於餘樂醒能在這方麵作出成績。結果餘樂醒和前任翁光輝一樣，也不能完成戴笠所希望的打入中共在上海組織的任務，甚至連中共中央從上海遷往江西蘇區這樣重大的行動都沒有得到一點消息，使得戴笠大為惱火，覺得在蔣介石麵前丟了臉。於是，戴笠在1934 年再次改組上海區，派出吳乃憲、張師、陳質平等人組成強大陣容，接管上海區。
吳乃憲是廣東瓊山人、黃埔一期生，因出賣“第三黨”領袖鄧演達而得到戴笠的重用。戴笠把他派到上海任區長，希望通過第三黨中一部分人接近中共組織的關係，在反共方麵做出成績。張師原為中共叛徒，對中共組織的活動特點比較熟悉，戴笠派他到上海任區書記，協助吳乃憲與中共組織開展鬥爭。陳質平任區督察，對吳乃憲、張師起監視作用。
吳乃憲、張師到上海後，吸取前任區長餘樂醒開展反共鬥爭不力，因而經常挨戴笠臭罵的教訓，一開始就把工作重點放在與中共組織鬥爭方麵，並設想和運用了不少辦法，也取得了一些成績，但由於戴笠對反共鬥爭的心理期望值甚高，因而始終不能令戴笠滿意。特別是沒有能打入中共組織內部，對中共組織造成重大破壞。戴笠為此專程到上海，召集上海區長吳乃憲、書記張師、督察陳質平以及組長一級的骨幹特務到四馬路杏花樓吃飯。席間，戴笠非常生氣地責備吳乃憲等人說：“這樣搞下去，我們的工作要垮台。你們怎麽連一個共產黨的組織都打不進去。”戴笠在席間反覆強調，對中共是一場生死存亡的鬥爭，一再要求每個特務都要不惜作出最大的努力和犧牲，與共產黨作殊死鬥爭，做出與“團體”地位相稱的成績。
戴笠在這次訓話後不久，又對上海區作了第三次調整。吳乃憲調任京滬杭甬鐵路局警察局長。張師雖然在上海對打入中共組織內部沒有做出多大貢獻，但對處理中共情報頗有建樹，因而調南京處本部任書記長。新調王新衡任上海區長，秦承誌任區書記。王新衡是寧波人，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也是中共叛徒。王新衡是一位知識型的大特務，思路敏捷，工作活躍，善於結交各方麵關係。他和杜月笙關係密切，是“恆社”中最受歡迎的客人。王新衡任上海區長期間，先後收買了不少留蘇的叛徒、上海青洪幫分子以及上海郵務總工會和上海工商業文化界方麵的人參加特務處，受到戴笠青睞。雖然這樣，王新衡在反共方麵，同樣不能做出使戴笠誇耀的成績。戴笠對不能在這方麵與調查科一較高低，得到蔣的高度重視，深為傷心。
綜觀特務處成立到抗戰前夕，戴笠在反共方麵能夠算得上成果隻有3 次。第一次是破壞中共江蘇省委組織，省委負責人王克全和不少共產黨員被捕。王克全被捕後，經不住戴笠的威逼利誘，叛變革命，成為戴笠手下一名兇惡的鷹犬。第二次是破獲了中共黨組織的“打狗隊”。30 年代前期，中共地下組織曾設置“特科”行動隊，專門製裁叛徒的出賣變節活動，對特務、暗探等鷹犬進行懲戒。共產黨人把這些人俗稱之“狗”，故又把特科行動隊稱為“打狗隊”，外人則稱之為“紅色恐怖隊”，簡稱為紅隊。當時，無論是中央組織部調查科還是復興社特務處，對“紅隊”既無法破獲，又不能阻止他們的行動，不少叛徒、特務均死於“紅隊”的槍下。這期間，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上海區連續三任區長（亦稱駐上海特派員）被刺，結果兩死一傷，弄得戴笠手下的特務們提心弔膽，草木皆兵。特務到上海，往往辦完事就趕回南京，不肯在上海多住。1935 年，特務處上海區的1 個中共叛徒被“紅隊”
擊中兩槍，但未中要害。戴笠得訊後，立即設下“釣餌”，指示上海區把這個叛徒送到法租界西區偏僻處的1 家小醫院進行治療，然後選擇1 家民營小報發布了一條社會新聞，故意泄露了這條消息，暗地裏卻指揮上海區和淞滬警備司令部偵察大隊的特務控製住通往這所醫院的各個道口，進行監視。果然在第五天，兩名“紅隊”隊員再次闖入醫院將這個叛徒擊斃，然後特務們暗中跟蹤，發現了法租界福煦路一家銀樓裏的“紅隊”密點。於是，戴笠指揮偵察大隊副大隊長楊鳳岐、大隊附兼第二組長許鵬飛、大隊督察兼行動組長沈醉，率領大批軍警特務在法租界巡捕房的配合下直撲銀樓，逮捕了4 名“紅隊”隊員，並抄出手槍6 枝、子彈數十粒和現款數百元。經審訊，這幾名“隊員”不肯供出任何情況。不久，戴笠將他們全部押往南京處決。對於這次行動，戴笠十分得意。第三次是所謂一起“怪西人案”。事情起源於特務處湖北站逮捕了一名中共嫌疑人員，叫關兆南。戴笠派南京總處司法科法官周養浩去武漢審訊，進行勸誘說服。關兆南叛變革命，與特務處合作逮捕了上海方麵的交通員陸獨步，由陸獨步供出其兄陸海防。又由陸海防供出第三國際中國總支部的負責人羅倫斯，化名約瑟夫?華爾敦。陸海防任華爾敦的英文秘書，每周可以見麵一至兩次。但陸海防每次與華爾敦見麵時，均由華爾敦臨時通知，而且隻有兩個人在場。至於華爾敦的真名、真正職務、地址以及國籍等等，陸海防均一無所知。結果華爾敦被捕後，雖然成為一件轟動中外的大事，但由於華爾敦麵對審訊始終緘默不語，身上又沒有任何證明文件，一直不能證明華爾敦的確切身份。此案也成了一件無頭案。報刊上由此而稱為“怪西人案”。戴笠在當初向蔣介石匯報時，為了抬高這件案子的身價，故意把約瑟夫?華爾敦說成是第三國際遠東地區負責人，使得蔣介石也對這件案子寄予莫大希望。現在一無所獲，蔣大罵戴笠不中用，戴笠一肚子怨氣無處發泄，也把叛徒陸海防找來，拳打腳踢地大鬧了一番才罷休。
真正能和我們爭奪政權的不是那些反對委員長的異己分子，而是具有完整的政治綱領、嚴密的組織紀律和高度獻身精神的共產黨人。我們“團體”的使命是保衛國家政權，既要作革命先鋒，又要保衛委座的安全。因此，任何時候，清共除奸都是我們“團體”的主要責任。
由於上海是中共首腦機關所在地，在最初的幾年中，戴笠把與中共作鬥爭的重點放在上海區，自翁光輝被扣押撤去區長職務後，戴笠選調中共叛徒出身的餘樂醒任上海區第二任區長，也是寄希望於餘樂醒能在這方麵作出成績。結果餘樂醒和前任翁光輝一樣，也不能完成戴笠所希望的打入中共在上海組織的任務，甚至連中共中央從上海遷往江西蘇區這樣重大的行動都沒有得到一點消息，使得戴笠大為惱火，覺得在蔣介石麵前丟了臉。於是，戴笠在1934 年再次改組上海區，派出吳乃憲、張師、陳質平等人組成強大陣容，接管上海區。
吳乃憲是廣東瓊山人、黃埔一期生，因出賣“第三黨”領袖鄧演達而得到戴笠的重用。戴笠把他派到上海任區長，希望通過第三黨中一部分人接近中共組織的關係，在反共方麵做出成績。張師原為中共叛徒，對中共組織的活動特點比較熟悉，戴笠派他到上海任區書記，協助吳乃憲與中共組織開展鬥爭。陳質平任區督察，對吳乃憲、張師起監視作用。
吳乃憲、張師到上海後，吸取前任區長餘樂醒開展反共鬥爭不力，因而經常挨戴笠臭罵的教訓，一開始就把工作重點放在與中共組織鬥爭方麵，並設想和運用了不少辦法，也取得了一些成績，但由於戴笠對反共鬥爭的心理期望值甚高，因而始終不能令戴笠滿意。特別是沒有能打入中共組織內部，對中共組織造成重大破壞。戴笠為此專程到上海，召集上海區長吳乃憲、書記張師、督察陳質平以及組長一級的骨幹特務到四馬路杏花樓吃飯。席間，戴笠非常生氣地責備吳乃憲等人說：“這樣搞下去，我們的工作要垮台。你們怎麽連一個共產黨的組織都打不進去。”戴笠在席間反覆強調，對中共是一場生死存亡的鬥爭，一再要求每個特務都要不惜作出最大的努力和犧牲，與共產黨作殊死鬥爭，做出與“團體”地位相稱的成績。
戴笠在這次訓話後不久，又對上海區作了第三次調整。吳乃憲調任京滬杭甬鐵路局警察局長。張師雖然在上海對打入中共組織內部沒有做出多大貢獻，但對處理中共情報頗有建樹，因而調南京處本部任書記長。新調王新衡任上海區長，秦承誌任區書記。王新衡是寧波人，曾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也是中共叛徒。王新衡是一位知識型的大特務，思路敏捷，工作活躍，善於結交各方麵關係。他和杜月笙關係密切，是“恆社”中最受歡迎的客人。王新衡任上海區長期間，先後收買了不少留蘇的叛徒、上海青洪幫分子以及上海郵務總工會和上海工商業文化界方麵的人參加特務處，受到戴笠青睞。雖然這樣，王新衡在反共方麵，同樣不能做出使戴笠誇耀的成績。戴笠對不能在這方麵與調查科一較高低，得到蔣的高度重視，深為傷心。
綜觀特務處成立到抗戰前夕，戴笠在反共方麵能夠算得上成果隻有3 次。第一次是破壞中共江蘇省委組織，省委負責人王克全和不少共產黨員被捕。王克全被捕後，經不住戴笠的威逼利誘，叛變革命，成為戴笠手下一名兇惡的鷹犬。第二次是破獲了中共黨組織的“打狗隊”。30 年代前期，中共地下組織曾設置“特科”行動隊，專門製裁叛徒的出賣變節活動，對特務、暗探等鷹犬進行懲戒。共產黨人把這些人俗稱之“狗”，故又把特科行動隊稱為“打狗隊”，外人則稱之為“紅色恐怖隊”，簡稱為紅隊。當時，無論是中央組織部調查科還是復興社特務處，對“紅隊”既無法破獲，又不能阻止他們的行動，不少叛徒、特務均死於“紅隊”的槍下。這期間，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上海區連續三任區長（亦稱駐上海特派員）被刺，結果兩死一傷，弄得戴笠手下的特務們提心弔膽，草木皆兵。特務到上海，往往辦完事就趕回南京，不肯在上海多住。1935 年，特務處上海區的1 個中共叛徒被“紅隊”
擊中兩槍，但未中要害。戴笠得訊後，立即設下“釣餌”，指示上海區把這個叛徒送到法租界西區偏僻處的1 家小醫院進行治療，然後選擇1 家民營小報發布了一條社會新聞，故意泄露了這條消息，暗地裏卻指揮上海區和淞滬警備司令部偵察大隊的特務控製住通往這所醫院的各個道口，進行監視。果然在第五天，兩名“紅隊”隊員再次闖入醫院將這個叛徒擊斃，然後特務們暗中跟蹤，發現了法租界福煦路一家銀樓裏的“紅隊”密點。於是，戴笠指揮偵察大隊副大隊長楊鳳岐、大隊附兼第二組長許鵬飛、大隊督察兼行動組長沈醉，率領大批軍警特務在法租界巡捕房的配合下直撲銀樓，逮捕了4 名“紅隊”隊員，並抄出手槍6 枝、子彈數十粒和現款數百元。經審訊，這幾名“隊員”不肯供出任何情況。不久，戴笠將他們全部押往南京處決。對於這次行動，戴笠十分得意。第三次是所謂一起“怪西人案”。事情起源於特務處湖北站逮捕了一名中共嫌疑人員，叫關兆南。戴笠派南京總處司法科法官周養浩去武漢審訊，進行勸誘說服。關兆南叛變革命，與特務處合作逮捕了上海方麵的交通員陸獨步，由陸獨步供出其兄陸海防。又由陸海防供出第三國際中國總支部的負責人羅倫斯，化名約瑟夫?華爾敦。陸海防任華爾敦的英文秘書，每周可以見麵一至兩次。但陸海防每次與華爾敦見麵時，均由華爾敦臨時通知，而且隻有兩個人在場。至於華爾敦的真名、真正職務、地址以及國籍等等，陸海防均一無所知。結果華爾敦被捕後，雖然成為一件轟動中外的大事，但由於華爾敦麵對審訊始終緘默不語，身上又沒有任何證明文件，一直不能證明華爾敦的確切身份。此案也成了一件無頭案。報刊上由此而稱為“怪西人案”。戴笠在當初向蔣介石匯報時，為了抬高這件案子的身價，故意把約瑟夫?華爾敦說成是第三國際遠東地區負責人，使得蔣介石也對這件案子寄予莫大希望。現在一無所獲，蔣大罵戴笠不中用，戴笠一肚子怨氣無處發泄，也把叛徒陸海防找來，拳打腳踢地大鬧了一番才罷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