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個人在國內外都具有相當影響。一旦行動不慎，不但完不成任務，反而會弄巧成拙，引火燒身，到時候蔣介石為洗脫自己，拿我是問，一顆腦袋豈不難以保全。想到這裏，戴笠決定此次行動不定期限，主旨是務必成功。
戴笠從夏間開始，就著手布置對史、吉兩案的行動計劃。史量才在上海，戴笠決定這一案由自己親自負責。困難的是吉鴻昌在天津，當時特務處的兩名大特務都已分別出國。鄭介民隨復興社軍事考察團於當年春天赴歐洲考察，唐縱也正赴德國任駐德使館副武官。特務處派不出另外的高級行動人員，自己又苦無分身之術，不得已而求其次，戴笠決定把“吉案”交給陳恭澍具體負責。這時，陳恭澍已升任特務處北平站站長，殺死張敬堯的槍手白世維任北平站行動組長，北平站人員擴充到 20 餘人，該站成為特務處華北地區的主要特工力量。為了配合北平站完成“吉案” 任務，戴笠命令新上任不久的特務處天津站站長兼行動組長王子襄受陳恭澍節製，協助陳恭澍完成任務。
“史案”則由戴笠親自到上海布置執行。具體行動人員仍由特務處華東區行動組擔任，該組基本上還是1 年前暗殺楊杏佛的人馬，由組長趙理君、副組長王克全、組員李阿大、施芸之、許建業等和司機張秉午等7 人組成。
在整個夏秋間，戴笠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史、吉兩案上，但始終沒有什麽大的進展。首先是陳恭澍執行“吉案”的活動遇到困難。當時，戴笠交給平津兩站的任務除“吉案”外，還有製裁漢奸石友三、張壁等任務。陳恭澍根據戴笠的指示，把吉鴻昌列為“密裁”名單的第1 號，加以布置。因吉鴻昌居住在天津法租界內，陳把調查吉鴻昌行蹤的任務交給天津站情報組長呂一民負責。要求呂盡快偵獲吉鴻昌在天津的住址、行經的路線、外出停留的處所、經常接觸的人員等。但是，吉鴻昌知道自己已是蔣介石黑名單上的主要人物，於是利用法租界作掩護，經常變換住址和活動地點、活動方式，加之又有中共地下工作者掩護，使呂一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還是沒有搞清吉鴻昌的行蹤。
戴笠在上海“密裁”史量才的行動也遇到困難。戴笠原準備在上海租界內動手，並一度考慮在漢口路山東路口的《申報》館和史量才住宅附近找一處房子，以便作為就近偵查史量才的行動之用，但遲遲不能找到。加之自從1 年前的“楊案”在租界內發生後，租界巡捕房加強警戒，史量才本人也步步加強戒備，出門不離保險汽車，來去無一定規律，使“史案”行動組始終難以擬訂行動計劃。經過反覆考慮，戴笠吸取1 年前過得誠被逮捕的教訓，決定放棄在上海租界內動手的計劃，另找地址執行。正在這時，“史案”行動組特務通過上海幫會關係，與史量才的汽車司機黃錦才結識，從黃身上打聽到史經常要去杭州的寓所“秋水山莊”度假，於是指示趙理君伺機到杭州動手，並製訂在杭州動手的計劃。
兩案的行動人員一時都沒有進展，戴笠焦急不安。於是他分別召見兩案的行動人員，進一步周密研究。對“吉案”，戴在分析研究後認為，吉鴻昌的活動範圍離不開西北軍，吉案行動人員應該順著這條線摸下去，相信必有所得。陳恭澍等特務聽了，覺得很有道理，馬上調整偵查方向，從親朋故舊中尋找與西北軍有關係的人物，果然找到兩名曾與西北軍有關的舊軍人鄭恩普和傅丹墀。並很快打聽到這兩個人最近與吉鴻昌都有接觸。陳恭澍等人得到這個情報，十分高興，就利用軟硬兼施、威逼利誘的方法，拉鄭、傅加入特務處，報戴笠批準，在天津站設立軍事組，由鄭、傅共同負責，專事掌握吉鴻昌的行蹤，及時向陳恭澍匯報。於是“吉案”有了轉機。
在“吉案”有了轉機時，“史案”也出現了新的情況。原來在這段時間裏，趙理君等人調查到一份情報，是說史量才之妻沈秋水原為上海名妓時，結識了一位鎮江恩客陶保駿，陶於辛亥革命時挾充任清朝南京軍職時貪汙的十數萬軍餉避居沈秋水的妓院。不久滬軍都督陳英士探知陶有乘機割據鎮江、自任鎮江都督的企圖，即將陶保駿拿獲槍決。沈秋水得此一筆橫財，不喜反憂，整日坐臥不安。此事被素與沈秋水要好的史量才知道，遂以“保護”
為名娶沈秋水為妻，陶的一筆巨資也悉數落入史的掌握之中。但樹欲靜而風不止，此事終為陶的家人知悉。陶有一兄一弟一子。兄為津浦路南段局長，弟為陸軍軍官，子也長大成人。3 人皆揚言要向史復仇。史知處境險惡，因而雇有保鏢，購買防彈保險汽車，並練習拳術、技擊等，以防不測。
戴笠得此情報，大喜過望。本來戴笠就憂慮“史案”與“楊案”不同，史量才是上海以至全國著名的報業巨子，手中握有申、新兩報，居於輿論中心。加之，史量才幾年來思想激進，廣泛結交進步人士，從事抗日救國活動，在各階層素孚重望，早已為各界矚目。如果一覺醒來，人們發現史量才因宣傳抗日輿論而橫死街頭，明眼人豈有不知是誰所為？到時必定在新聞輿論界引起軒然大波，給校長在政治上帶來麻煩。現在史量才有此“謀財”的秘史，何不加以利用，一則可以轉移國人視線，把史案說成“仇殺”，二則可以通過陶氏族人報仇的謠言，逼史離開上海，到杭州避難，豈不又是引蛇出洞，趕虎下山的妙計。
戴笠從夏間開始，就著手布置對史、吉兩案的行動計劃。史量才在上海，戴笠決定這一案由自己親自負責。困難的是吉鴻昌在天津，當時特務處的兩名大特務都已分別出國。鄭介民隨復興社軍事考察團於當年春天赴歐洲考察，唐縱也正赴德國任駐德使館副武官。特務處派不出另外的高級行動人員，自己又苦無分身之術，不得已而求其次，戴笠決定把“吉案”交給陳恭澍具體負責。這時，陳恭澍已升任特務處北平站站長，殺死張敬堯的槍手白世維任北平站行動組長，北平站人員擴充到 20 餘人，該站成為特務處華北地區的主要特工力量。為了配合北平站完成“吉案” 任務，戴笠命令新上任不久的特務處天津站站長兼行動組長王子襄受陳恭澍節製，協助陳恭澍完成任務。
“史案”則由戴笠親自到上海布置執行。具體行動人員仍由特務處華東區行動組擔任，該組基本上還是1 年前暗殺楊杏佛的人馬，由組長趙理君、副組長王克全、組員李阿大、施芸之、許建業等和司機張秉午等7 人組成。
在整個夏秋間，戴笠的主要精力一直放在史、吉兩案上，但始終沒有什麽大的進展。首先是陳恭澍執行“吉案”的活動遇到困難。當時，戴笠交給平津兩站的任務除“吉案”外，還有製裁漢奸石友三、張壁等任務。陳恭澍根據戴笠的指示，把吉鴻昌列為“密裁”名單的第1 號，加以布置。因吉鴻昌居住在天津法租界內，陳把調查吉鴻昌行蹤的任務交給天津站情報組長呂一民負責。要求呂盡快偵獲吉鴻昌在天津的住址、行經的路線、外出停留的處所、經常接觸的人員等。但是，吉鴻昌知道自己已是蔣介石黑名單上的主要人物，於是利用法租界作掩護，經常變換住址和活動地點、活動方式，加之又有中共地下工作者掩護，使呂一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還是沒有搞清吉鴻昌的行蹤。
戴笠在上海“密裁”史量才的行動也遇到困難。戴笠原準備在上海租界內動手，並一度考慮在漢口路山東路口的《申報》館和史量才住宅附近找一處房子，以便作為就近偵查史量才的行動之用，但遲遲不能找到。加之自從1 年前的“楊案”在租界內發生後，租界巡捕房加強警戒，史量才本人也步步加強戒備，出門不離保險汽車，來去無一定規律，使“史案”行動組始終難以擬訂行動計劃。經過反覆考慮，戴笠吸取1 年前過得誠被逮捕的教訓，決定放棄在上海租界內動手的計劃，另找地址執行。正在這時，“史案”行動組特務通過上海幫會關係，與史量才的汽車司機黃錦才結識，從黃身上打聽到史經常要去杭州的寓所“秋水山莊”度假，於是指示趙理君伺機到杭州動手，並製訂在杭州動手的計劃。
兩案的行動人員一時都沒有進展，戴笠焦急不安。於是他分別召見兩案的行動人員，進一步周密研究。對“吉案”，戴在分析研究後認為，吉鴻昌的活動範圍離不開西北軍，吉案行動人員應該順著這條線摸下去，相信必有所得。陳恭澍等特務聽了，覺得很有道理，馬上調整偵查方向，從親朋故舊中尋找與西北軍有關係的人物，果然找到兩名曾與西北軍有關的舊軍人鄭恩普和傅丹墀。並很快打聽到這兩個人最近與吉鴻昌都有接觸。陳恭澍等人得到這個情報，十分高興，就利用軟硬兼施、威逼利誘的方法，拉鄭、傅加入特務處，報戴笠批準，在天津站設立軍事組，由鄭、傅共同負責，專事掌握吉鴻昌的行蹤，及時向陳恭澍匯報。於是“吉案”有了轉機。
在“吉案”有了轉機時，“史案”也出現了新的情況。原來在這段時間裏，趙理君等人調查到一份情報，是說史量才之妻沈秋水原為上海名妓時，結識了一位鎮江恩客陶保駿，陶於辛亥革命時挾充任清朝南京軍職時貪汙的十數萬軍餉避居沈秋水的妓院。不久滬軍都督陳英士探知陶有乘機割據鎮江、自任鎮江都督的企圖，即將陶保駿拿獲槍決。沈秋水得此一筆橫財，不喜反憂，整日坐臥不安。此事被素與沈秋水要好的史量才知道，遂以“保護”
為名娶沈秋水為妻，陶的一筆巨資也悉數落入史的掌握之中。但樹欲靜而風不止，此事終為陶的家人知悉。陶有一兄一弟一子。兄為津浦路南段局長，弟為陸軍軍官，子也長大成人。3 人皆揚言要向史復仇。史知處境險惡，因而雇有保鏢，購買防彈保險汽車，並練習拳術、技擊等，以防不測。
戴笠得此情報，大喜過望。本來戴笠就憂慮“史案”與“楊案”不同，史量才是上海以至全國著名的報業巨子，手中握有申、新兩報，居於輿論中心。加之，史量才幾年來思想激進，廣泛結交進步人士，從事抗日救國活動，在各階層素孚重望，早已為各界矚目。如果一覺醒來，人們發現史量才因宣傳抗日輿論而橫死街頭，明眼人豈有不知是誰所為？到時必定在新聞輿論界引起軒然大波，給校長在政治上帶來麻煩。現在史量才有此“謀財”的秘史，何不加以利用，一則可以轉移國人視線，把史案說成“仇殺”，二則可以通過陶氏族人報仇的謠言，逼史離開上海，到杭州避難，豈不又是引蛇出洞，趕虎下山的妙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