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笠在楓林橋指揮所得到楊杏佛已被擊斃的消息，心中很高興。後聽說過得誠僅受傷被捕，並說出化名，大為震怒。當即通知安插在巡捕房的內線範廣珍，用毒藥將過得誠毒死。6 月20 日晚，戴笠把上海的事情處理完畢，並對趙理君行動組的人員論功行賞，發給獎金，及時返回南京，向蔣報告了殺楊的具體經過。蔣連連點頭說：“很好！很好！”
楊杏佛之死，震動上海，波及全國。宋慶齡、蔡元培、何香凝、沈鈞儒、魯迅等各界知名人士及孔祥熙、吳稚暉、俞鴻鈞等政府要員親往萬國殯儀館弔唁，行政院長汪精衛、上海市長吳鐵城也派代表前往；宋子文、陳公博、朱家驊、李石曾、陳銘樞、李烈鈞等名流均贈輓聯及花圈致哀。
蔣下令暗殺楊杏佛，主要目的在恫嚇宋慶齡等“同盟”領導人。但效果恰恰相反，宋慶齡仍然積極主持“同盟”的活動，揭露蔣的獨裁統治。蔣在忍無可忍之中，交代戴笠要繼續研究對付宋慶齡的辦法。戴笠也曾派特務每天在法租界莫裏哀路的宋寓所附近進行監視，策劃用女特務打入宋慶齡公寓內部，用“美男計”勾引宋的女傭等等，均未能奏效。於是，戴笠與親信特務、上海區法租界情報組長沈醉密謀，準備用撞車的辦法，將宋慶齡撞成重傷，失去工作能力。戴笠為此製定了周密的計劃，沈醉則按計劃進行精心準備和反覆訓練。但當戴笠最後向蔣介石匯報時，考慮到一旦掌握不準，如將宋撞死，則後果不堪設想，故在最後關頭放棄這一行動。這是蔣介石和戴笠在暗殺活動中因有所畏懼而放棄的唯一的一次行動方案。楊杏佛被暗殺，全國掀起抗議活動，上海真如、暨南大學的學生運動鬧得尤凶。戴笠一再指示上海區：“一定要嚴密注視學生運動，防患於未然。中國的許多大事件，多數是學生鬧起來的”。戴笠同時指示上海區各情報組，每天的主要任務是監視居住在租界內的反蔣分子和進步人士，如魯迅、左翼作家聯盟的負責人等，每天要寫“監視日報”，及時報送戴笠，以防不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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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_4 閩變抽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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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年11 月22 日，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成立，史稱“福建事變”。這是國民黨內以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人為代表的一部分進步勢力所發動的抗日反蔣運動，其主要力量是一?二八抗戰後調入閩的十九路軍。
福建事變前，戴笠以他特工的敏感，已經注意到福建方麵的異常活動。
他曾於八九月間指令特務處香港區和華南區的特務密切注意陳銘樞、李濟深的行動以及與十九路軍之間的秘密接觸，隨時密報蔣介石。同時抽調大量特務南下，加強特務處華南區與香港區的力量。為適應需要，戴笠還下令特務處緊急成立由鄭寰雄為組長的福建浦城直屬組和由連謀為組長的福建廈門直屬組，加強對十九路軍監視。戴笠的密報引起蔣的注意和警惕。蔣於九十月間迭次致電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和十九路軍副總指揮、十九軍軍長蔡廷鍇，查詢陳銘樞在福建的具體言論和行動。然後又派飛機到福州，接蔡廷鍇到廬山會晤，蔡託病不肯前往。蔣介石又派人送50 萬元給蔡，以資拉攏，亦未能奏效。蔣仍不死心，事變的前兩天，派座機駕駛員徐康良駕駛他的座機到福州接蔡前往南昌會晤，蔡仍不為所動，反將座機扣留。
蔣介石在拉攏蔡廷鍇的同時，亦分別對蔣光鼐、陳銘樞進行威脅拉攏，並派與陳銘樞私交較好的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到閩調停，勸陳到中央供職，遭陳拒絕。
這一段時間，戴笠不斷搜集到“閩變”的大量情報，其中尤以十九路軍與紅軍簽訂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協議的情報使蔣深為憂慮。他深恐該軍一經發動，紅軍必然大舉反攻，然後廣東的陳濟棠、胡漢民，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劉湘，北方的閻錫山、馮玉祥等反蔣派趁機聯手發難，其後果將不堪設想。
“閩變”初起時，蔣介石正在江西撫州前線指揮顧祝同、陳誠的“剿匪”
北路軍與紅軍作戰。蔣得到戴笠的電報，神色異常緊張。在撫州北路軍指揮所內終日彷徨，莫知所措，忽而自言自語，連說：“糟了！糟了！”忽而揮拳舞掌，不時拿出自己所著《剿匪手冊》中的軍歌高聲歌唱。每日晚餐後，就向侍從人員晏道剛、林蔚查問有無戴笠送來的關於十九路軍與紅軍聯繫的情報。後來得到戴笠的詳細密報：李濟深、陳銘樞及十九路軍僅在福州發表反蔣宣言，空喊口號；江西紅軍亦無反攻跡象；各方反蔣派也無反映，蔣始轉憂為喜，乃對親信人員說：“這一下可好了，形勢緩和了，敵人孤立無援，閩變不足平矣！”於是，蔣一麵調集3 路大軍向福建開進，進行軍事討伐，一麵急電戴笠，要他速派一位特務處高級特務，潛往福建，用釜底抽薪的方法，主持對十九路軍高級將領的策反工作，瓦解“閩變”。
戴笠接到蔣介石的命令，立即將正在北平的鄭介民召回，連夜召開特務處高級特務會議，商討對策。戴笠首先向鄭介民婉轉轉達了蔣介石要鄭介民親自到福建去主持策反活動的意思。因為早在1932 年5 月，十九路軍奉命開赴福建時，戴笠就利用鄭介民在十九路軍中有許多廣東同鄉關係的有利條件，先後介紹了數十名特務到十九路軍中任中、下級軍官。為防止泄密，確保安全，達到長期隱蔽的目的，其中除少數人是通過特務處人事股有計劃的布置外，大多數是由鄭介民以個人關係派遣出去，平時不與特務處聯繫，隻與鄭介民個人保持關係。現在一旦要啟用這些潛伏多時的特務，當然隻有鄭介民親往最為合適。豈知鄭介民貪生怕死，臨危不肯受命。鄭認為十九路軍脫胎於粵軍一師，歷來是廣東人的天下，其中相當多的人都認識他，了解他現在的工作性質，讓他去福建豈不是上門送死；一年多以前，他雖然介紹了許多人打入到十九路軍中去工作，但有些人去後一直沒有聯繫，不知這些人目前的政治麵貌怎樣？如果其中有人已叛變，讓他去聯繫這些人，豈不是自我暴露身份。因此，雖經戴笠反覆催逼，鄭介民始終硬著頭皮，不肯明確表態。戴笠知道情況緊急，蔣介石又數次發電查問此事落實情況，情急之下，隻得決定親自潛赴福建主持這次行動，不過他要鄭介民把他所掌握的可靠關係全部交出。戴笠把自己的決定向蔣作了匯報，蔣復電錶示同意，並催促“速行”。
楊杏佛之死，震動上海，波及全國。宋慶齡、蔡元培、何香凝、沈鈞儒、魯迅等各界知名人士及孔祥熙、吳稚暉、俞鴻鈞等政府要員親往萬國殯儀館弔唁，行政院長汪精衛、上海市長吳鐵城也派代表前往；宋子文、陳公博、朱家驊、李石曾、陳銘樞、李烈鈞等名流均贈輓聯及花圈致哀。
蔣下令暗殺楊杏佛，主要目的在恫嚇宋慶齡等“同盟”領導人。但效果恰恰相反，宋慶齡仍然積極主持“同盟”的活動，揭露蔣的獨裁統治。蔣在忍無可忍之中，交代戴笠要繼續研究對付宋慶齡的辦法。戴笠也曾派特務每天在法租界莫裏哀路的宋寓所附近進行監視，策劃用女特務打入宋慶齡公寓內部，用“美男計”勾引宋的女傭等等，均未能奏效。於是，戴笠與親信特務、上海區法租界情報組長沈醉密謀，準備用撞車的辦法，將宋慶齡撞成重傷，失去工作能力。戴笠為此製定了周密的計劃，沈醉則按計劃進行精心準備和反覆訓練。但當戴笠最後向蔣介石匯報時，考慮到一旦掌握不準，如將宋撞死，則後果不堪設想，故在最後關頭放棄這一行動。這是蔣介石和戴笠在暗殺活動中因有所畏懼而放棄的唯一的一次行動方案。楊杏佛被暗殺，全國掀起抗議活動，上海真如、暨南大學的學生運動鬧得尤凶。戴笠一再指示上海區：“一定要嚴密注視學生運動，防患於未然。中國的許多大事件，多數是學生鬧起來的”。戴笠同時指示上海區各情報組，每天的主要任務是監視居住在租界內的反蔣分子和進步人士，如魯迅、左翼作家聯盟的負責人等，每天要寫“監視日報”，及時報送戴笠，以防不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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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_4 閩變抽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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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 年11 月22 日，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在福州成立，史稱“福建事變”。這是國民黨內以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等人為代表的一部分進步勢力所發動的抗日反蔣運動，其主要力量是一?二八抗戰後調入閩的十九路軍。
福建事變前，戴笠以他特工的敏感，已經注意到福建方麵的異常活動。
他曾於八九月間指令特務處香港區和華南區的特務密切注意陳銘樞、李濟深的行動以及與十九路軍之間的秘密接觸，隨時密報蔣介石。同時抽調大量特務南下，加強特務處華南區與香港區的力量。為適應需要，戴笠還下令特務處緊急成立由鄭寰雄為組長的福建浦城直屬組和由連謀為組長的福建廈門直屬組，加強對十九路軍監視。戴笠的密報引起蔣的注意和警惕。蔣於九十月間迭次致電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和十九路軍副總指揮、十九軍軍長蔡廷鍇，查詢陳銘樞在福建的具體言論和行動。然後又派飛機到福州，接蔡廷鍇到廬山會晤，蔡託病不肯前往。蔣介石又派人送50 萬元給蔡，以資拉攏，亦未能奏效。蔣仍不死心，事變的前兩天，派座機駕駛員徐康良駕駛他的座機到福州接蔡前往南昌會晤，蔡仍不為所動，反將座機扣留。
蔣介石在拉攏蔡廷鍇的同時，亦分別對蔣光鼐、陳銘樞進行威脅拉攏，並派與陳銘樞私交較好的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到閩調停，勸陳到中央供職，遭陳拒絕。
這一段時間，戴笠不斷搜集到“閩變”的大量情報，其中尤以十九路軍與紅軍簽訂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協議的情報使蔣深為憂慮。他深恐該軍一經發動，紅軍必然大舉反攻，然後廣東的陳濟棠、胡漢民，廣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劉湘，北方的閻錫山、馮玉祥等反蔣派趁機聯手發難，其後果將不堪設想。
“閩變”初起時，蔣介石正在江西撫州前線指揮顧祝同、陳誠的“剿匪”
北路軍與紅軍作戰。蔣得到戴笠的電報，神色異常緊張。在撫州北路軍指揮所內終日彷徨，莫知所措，忽而自言自語，連說：“糟了！糟了！”忽而揮拳舞掌，不時拿出自己所著《剿匪手冊》中的軍歌高聲歌唱。每日晚餐後，就向侍從人員晏道剛、林蔚查問有無戴笠送來的關於十九路軍與紅軍聯繫的情報。後來得到戴笠的詳細密報：李濟深、陳銘樞及十九路軍僅在福州發表反蔣宣言，空喊口號；江西紅軍亦無反攻跡象；各方反蔣派也無反映，蔣始轉憂為喜，乃對親信人員說：“這一下可好了，形勢緩和了，敵人孤立無援，閩變不足平矣！”於是，蔣一麵調集3 路大軍向福建開進，進行軍事討伐，一麵急電戴笠，要他速派一位特務處高級特務，潛往福建，用釜底抽薪的方法，主持對十九路軍高級將領的策反工作，瓦解“閩變”。
戴笠接到蔣介石的命令，立即將正在北平的鄭介民召回，連夜召開特務處高級特務會議，商討對策。戴笠首先向鄭介民婉轉轉達了蔣介石要鄭介民親自到福建去主持策反活動的意思。因為早在1932 年5 月，十九路軍奉命開赴福建時，戴笠就利用鄭介民在十九路軍中有許多廣東同鄉關係的有利條件，先後介紹了數十名特務到十九路軍中任中、下級軍官。為防止泄密，確保安全，達到長期隱蔽的目的，其中除少數人是通過特務處人事股有計劃的布置外，大多數是由鄭介民以個人關係派遣出去，平時不與特務處聯繫，隻與鄭介民個人保持關係。現在一旦要啟用這些潛伏多時的特務，當然隻有鄭介民親往最為合適。豈知鄭介民貪生怕死，臨危不肯受命。鄭認為十九路軍脫胎於粵軍一師，歷來是廣東人的天下，其中相當多的人都認識他，了解他現在的工作性質，讓他去福建豈不是上門送死；一年多以前，他雖然介紹了許多人打入到十九路軍中去工作，但有些人去後一直沒有聯繫，不知這些人目前的政治麵貌怎樣？如果其中有人已叛變，讓他去聯繫這些人，豈不是自我暴露身份。因此，雖經戴笠反覆催逼，鄭介民始終硬著頭皮，不肯明確表態。戴笠知道情況緊急，蔣介石又數次發電查問此事落實情況，情急之下，隻得決定親自潛赴福建主持這次行動，不過他要鄭介民把他所掌握的可靠關係全部交出。戴笠把自己的決定向蔣作了匯報，蔣復電錶示同意，並催促“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