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康熙根本不具備科學精神,就是與崇禎相比,他也從未有過那樣的意識,更多地想到去推廣和應用科學,甚至骨子裏還相當排斥。比如採礦,前麵講過,崇禎大力支持採用西方相關的先進技術,而康大帝甚至連這個事都不準搞。他在四十三年(1704)發布的一個上諭中這樣要求:“開礦事情對地方無益,以後有請求開採者,都不準行。”有這樣的人把持著國家的領導權,你還能指望華夏大地培育出產生工業革命的土壤嗎?


    而最能表現他的這種特質的,便是發展火器了。十七世紀已是一個走向根本變革的時代,軍事上同樣如此。西方變過了,憑著剽悍勇士與疾馳駿馬便能颳起遊牧風暴的冷兵器時代,已經一去不復返了。東方世界呢?不可否認,慢了些,但也處在這個臨界點上,確切說是黎明前的黑夜,就差一層窗戶紙了。如何能跳過這個點,捅破那層紙,實際上是一個最迫切最需要認真對待的問題,而這恰好就處於康熙時代。因為他是中國十七世紀下半期與十八世紀初的最高領袖,時間上正好要麵對。


    弄好了,中國便會向前邁一個台階,鴉片戰爭的悲劇也許不會發生;弄不好,就不用多說了,以後的事實便是了。康熙自己沒有意識到,他已處在一個新時代,自己要擔負的也應該是一種新責任。且不說什麽製度類的東西,單說軍事上,就需要趕快帶著大清邁出新的步伐,實現新的騰飛,而不再是秦皇漢武,或者文景之治,或者開元盛世了。


    康熙應該認識到的,努爾哈赤沒有可以理解,但他就不行!先從個人來說,如果真像人們捧得那樣,連西方科技都如醉如癡學習的千年一帝,應該是個具有敏銳眼光、能看透新事物本質並拿來為己所用的人,至於排斥抵製之類,就無從談起了。講得更明白些,他完全可以成為大力發展火器的推動者和領導者,即便不是千年一帝,隻要是一個中等之資的帝王,有正常眼光和水平就行了。那麽多好與壞的事實可以讓你親眼看到,一次不能打動你,幾次十來次還不行嗎?


    高捧科技是笑談(4)


    明末清初的統治者有不少重視火器發展的,這裏不需要揚明抑清,大家都一樣,比如明崇禎、清皇太極等。隻是基礎差了,好東西自己造不出來,需要跟人家西方人學,比如紅夷大炮什麽的,但這不應該影響到一個統治者對火器威力的認識吧。


    到了康熙時也應該如此呀,平三藩、收台灣、打噶爾丹,哪一次不用火器?特別是與後者的決戰中,火器更是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咱們的康大帝不應該看不到呀?難道是對方火器水平還不如自己,沒有放在心上?或者感受不深?那歐洲人呢?他們可是當時世界最先進火器的擁有者。荷蘭人算了,船再堅、炮再利,都是幫著大清對付鄭經的,很難讓康大帝通過切身血淋淋的教訓,感受到大力發展火器的重要性。


    再看俄國人,直接麵對麵的交鋒者,應該能給康熙一個深刻印象了吧?特別是最後一次雅克薩之戰,俄軍八百來人堅持了五個月,還剩百餘人仍在挺,即便清軍圍攻到底,拿是能拿下來,恐怕還需要更多的時日。究其原因,俄人城池堅固啦、作戰英勇啦、儲備豐厚啦,等等,都可能是,但兩軍武器裝備的優劣絕對是重要一環。比如薩布素的黑龍江軍隊,兩千來人隻有五十支火槍,其餘拿的還是弓箭刀矛,憑此攻打擁有先進火器的敵人,如能迅速克城,倒還真有點奇怪了。


    戰爭越來越證明,光憑蠻力不行了,惟有強化軍事科技建設,大力發展火器,並以此構建新型化軍隊,才能在弱肉強食的時代屹立不敗。也許難度有點大,國內缺乏製造新式武器的基礎,可俄國人還是農奴製呢,基礎比咱們要差得多,在彼得大帝的驚天大改革後,不照樣憑藉先進的武器與勇猛的作風,成了世界一大強國?


    人家能行,更具文明積澱的中國為啥不行?彼得大帝幹了四十三年不算短了,可咱康大帝幹了六十一年呢,時間更充裕,隻要他願意,憑大清的國家基礎,成就絕不會比別人差。咱們的火器雖不如西方,也絕非鴉片戰爭時期差得那麽大,隻要全力以赴用心去做,完全能迎頭趕上的。


    可惜康熙沒有這樣做,他骨子裏並未真正重視過火器,戰爭需要他才用,不需要便馬放南山了。為啥?都是奇技淫巧類的東西,豈能登大雅之堂?騎射才是祖宗留下的永世之根!當然也有防漢製漢心理在作祟,生怕漢人掌握了去,危及統治。


    所以雅克薩戰後,清軍把繳獲的俄軍扳機擊髮式火繩槍獻給康熙時,他卻禁止清軍使用,隻留下兩支供自己賞完。康熙五十四年(1715),山西總兵金國正上言願捐造二十二門新型子母炮,分送各營操練時,他竟下旨說:“子母炮係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斷乎不可。”而這種炮的製造者戴梓,還曾研製過能連射二十八發子彈的“連珠火銃”,堪稱人類史上最早的機關槍,當時世界頂尖武器啊。結果呢?束之高閣,從未使用!


    就這樣,歷史給了康熙天大的機遇,他卻沒有抓住,為自己,也為大清。說白了,他根本就沒意識到這一點。至於捧康者們不斷歌頌的大帝愛科學、學科學,並有極高造詣,完全算得上科學家之類,殊為可笑也。


    縱觀康熙一生,徹徹底底亦步亦趨者,始終未給帝國帶來一場真正的變革,比起彼得大帝在俄羅斯的表現,相差實在太遠。中俄兩國近代史上截然不同的命運,正是他們二人開始奠定的。人常說,明亡實亡於萬曆,是否也可以講,清亡就亡於康熙呢?他本可創造一個新時代,卻成了舊時代的代言人,而大清也從此走上了一條不歸路,直至鴉片戰爭的慘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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