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4年，英國首先向清朝提出全麵修改第一次鴉片戰爭所簽署的條約的要求，說漏了，應該是無理要求。然後法國和美國自然也過來一起湊熱鬧，要求與英國一樣“公平對待”。
他們的要求是：
1、外國人可以進入中國的整個內地，至少要能進入長江流域和沿海城市。
2、毒品貿易在中國是合法的正當商業行為。
3、外國公使進駐北京，傳教士也可以進來宣傳自己的宗教信仰。
當時的清朝的龍椅上坐著的是鹹豐皇帝，這種修改條約審批事項自然也最終上交到了他的手上。
鹹豐皇帝感到很憤怒，作為中國人也應該憤怒，他明確提出中央的指導思想：“這些洋人所提的要求都是瞎扯淡，甭答應！”
有了來自頂頭上司的嚴詞拒絕，時任兩廣總督葉名琛和兩江總督怡良在與外國代表談判的會上也自然挺直了腰杆，拒絕了各國的修約要求。
英美法外史遭到拒絕後馬上添油加醋地向自己國家打報告，說什麽中國不同意修改條約，什麽態度蠻橫，不教訓一下不行了什麽的，一定要打到中國同意為止。
其實不用代表們說，那三國早就準備要再打一場了，隻不過當時英國和法國正忙著和沙俄打架爭地盤，沒有多餘的時間和兵力打中國，這事才暫時擱置了。
兩年後，英國和法國打贏了沙俄，搶到了新地盤，這時他們有空了，士兵們也剛從戰場上熱身回來，士氣很足，可以連續作戰，終於可以準備繼續侵略中國了。
當然，能不打的話，他們也不想浪費力氣，戰爭還是挺勞民傷財的。
1856年，英、法、美三國再一次向清政府提出修改條約的要求，結果理所當然被拒絕了。
先禮不成，那必然後兵了。
可是打仗不是小事情啊，出師要有名。
為了給第一次鴉片戰爭正名，英國人還費心費力地著書立傳妖魔化當時中國政府的統治，提出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向中國開戰是為了解救水深火熱的中國老百姓，以達到掩蓋自己的侵略本質和強盜野心。
可是第二次又打中國，又找個什麽理由好呢？
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為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開打，由英、法兩國分別出資拍攝的《亞羅號的屈辱》和《馬神甫之死》兩部“大片”在1856和1857年先後上映，一舉取得了喜人的票房成績，也使《毒戰》的續集成功開拍。
其中，影片《亞羅號的屈辱》講述了1856年10月8日，廣東水師千總梁國定接到舉報稱，廣州出現幾名海盜，而且躲藏在停靠黃埔的亞羅號船上，梁國定馬上帶人上船抓了12人，其中2人是海盜，另外10人是嫌疑犯。這艘亞羅號是在香港註冊，可是註冊時間已經過期了，那麽我們中國水師在自己領土和領海範圍內整治海盜問題是我國內政，就算按照第一鴉片戰爭中的不平等條約中領事裁判權的規定，英國當局也無權過問。
但是英國人不是說過一句名言嗎？這些不就是能改變現狀的糾紛嗎？所以英國人開始了一係列簡單問題複雜化、微小問題巨大化的工作，不但發函給兩廣總督葉名琛，強烈要求清政府釋放人質，還說什麽中國士兵在抓人的過程中蠻橫無理，藉機撤下了英國國旗這種胡話，大力渲染中國人侮辱了英國國旗，也侮辱了英國全體國人，一定要道歉之類。
其實這種胡扯在現代社會特別是現代中國社會是不可能成功的，如今政府的各種抓捕和統一執法行動一定會配備電視台的一組或幾組記者，特別是這種剿匪的新聞老百姓最愛看了，攝像機鏡頭對準了全副武裝的警察蜀黍，然後錄下那一腳踹開大門衝進房間舉槍吆喝著不許動的情景是多麽的激動人心。這種帶著電視台記者一起執法的做法不但可以滿足老百姓對新聞事件的知情權，也可以為執法單位的執法證據，一舉兩得。
可惜當時是清朝，還是確確實實的鹹豐年代，執法記錄儀是沒有的，民生新聞也是沒有的，一線記者自然也是集體沒有出世的，所以現場的各種證據理所當然也是沒有的,英國人愛怎麽說我們肯定也是管不住的。但是葉總督還是回函駁斥，對這種汙衊中國政府的做法給予了強烈的譴責，不過中國向來以德報怨，為了不和英國人繼續吵下去，清朝還是把人犯送到了英國領事館。
可英國人要的根本不是什麽人犯，他們要的是戰爭，所以英國人拒不接受，並且在10月23日派出3艘軍艦開始進進攻廣州，第二次鴉片戰爭由此打響。
由於當時清朝的情報機構非常落後，完全沒有預料到英國人三句話沒說完就開打，各種失守馬上出現，英軍一路攻入廣州城內。還好我們廣州人抗擊洋人是有傳統的，英軍入城時遇到了百姓和清軍的共同抵抗，隻好在10月29日撤出了廣州，退到了虎門地區。這就是“亞羅號事件”的始末。
《亞羅號的屈辱》開播後第二年，也就是1857年，為了進一步擴大對中國的侵略，法國人也不甘示弱，開拍並上映了影視巨作《馬神甫之死》，為全麵侵華點燃了導火線。
《馬神甫之死》這部影片講述了法國天主教神甫馬賴非法潛入我國廣西西林縣，披著宗教外衣，進行侵略活動。他吸收地痞流氓入教，勾結當地官府和土豪，欺壓人民，強姦婦女，無惡不作。並縱容包庇教徒馬子農、林八等無故在鄉間起釁，進行搶擄姦淫，肇事多起。他們作惡多端，而又逍遙法外長達3年之久，激起當地人民極大憤慨，新任西林知縣*鳳根據村民控呈，調查據實後，將馬賴及不法教徒共26人逮捕歸案，依法判處馬賴及不法教徒2人死刑，其餘分別論罪處罰。這也就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第二條導火線“馬神甫事件”。
他們的要求是：
1、外國人可以進入中國的整個內地，至少要能進入長江流域和沿海城市。
2、毒品貿易在中國是合法的正當商業行為。
3、外國公使進駐北京，傳教士也可以進來宣傳自己的宗教信仰。
當時的清朝的龍椅上坐著的是鹹豐皇帝，這種修改條約審批事項自然也最終上交到了他的手上。
鹹豐皇帝感到很憤怒，作為中國人也應該憤怒，他明確提出中央的指導思想：“這些洋人所提的要求都是瞎扯淡，甭答應！”
有了來自頂頭上司的嚴詞拒絕，時任兩廣總督葉名琛和兩江總督怡良在與外國代表談判的會上也自然挺直了腰杆，拒絕了各國的修約要求。
英美法外史遭到拒絕後馬上添油加醋地向自己國家打報告，說什麽中國不同意修改條約，什麽態度蠻橫，不教訓一下不行了什麽的，一定要打到中國同意為止。
其實不用代表們說，那三國早就準備要再打一場了，隻不過當時英國和法國正忙著和沙俄打架爭地盤，沒有多餘的時間和兵力打中國，這事才暫時擱置了。
兩年後，英國和法國打贏了沙俄，搶到了新地盤，這時他們有空了，士兵們也剛從戰場上熱身回來，士氣很足，可以連續作戰，終於可以準備繼續侵略中國了。
當然，能不打的話，他們也不想浪費力氣，戰爭還是挺勞民傷財的。
1856年，英、法、美三國再一次向清政府提出修改條約的要求，結果理所當然被拒絕了。
先禮不成，那必然後兵了。
可是打仗不是小事情啊，出師要有名。
為了給第一次鴉片戰爭正名，英國人還費心費力地著書立傳妖魔化當時中國政府的統治，提出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向中國開戰是為了解救水深火熱的中國老百姓，以達到掩蓋自己的侵略本質和強盜野心。
可是第二次又打中國，又找個什麽理由好呢？
正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為了第二次鴉片戰爭的開打，由英、法兩國分別出資拍攝的《亞羅號的屈辱》和《馬神甫之死》兩部“大片”在1856和1857年先後上映，一舉取得了喜人的票房成績，也使《毒戰》的續集成功開拍。
其中，影片《亞羅號的屈辱》講述了1856年10月8日，廣東水師千總梁國定接到舉報稱，廣州出現幾名海盜，而且躲藏在停靠黃埔的亞羅號船上，梁國定馬上帶人上船抓了12人，其中2人是海盜，另外10人是嫌疑犯。這艘亞羅號是在香港註冊，可是註冊時間已經過期了，那麽我們中國水師在自己領土和領海範圍內整治海盜問題是我國內政，就算按照第一鴉片戰爭中的不平等條約中領事裁判權的規定，英國當局也無權過問。
但是英國人不是說過一句名言嗎？這些不就是能改變現狀的糾紛嗎？所以英國人開始了一係列簡單問題複雜化、微小問題巨大化的工作，不但發函給兩廣總督葉名琛，強烈要求清政府釋放人質，還說什麽中國士兵在抓人的過程中蠻橫無理，藉機撤下了英國國旗這種胡話，大力渲染中國人侮辱了英國國旗，也侮辱了英國全體國人，一定要道歉之類。
其實這種胡扯在現代社會特別是現代中國社會是不可能成功的，如今政府的各種抓捕和統一執法行動一定會配備電視台的一組或幾組記者，特別是這種剿匪的新聞老百姓最愛看了，攝像機鏡頭對準了全副武裝的警察蜀黍，然後錄下那一腳踹開大門衝進房間舉槍吆喝著不許動的情景是多麽的激動人心。這種帶著電視台記者一起執法的做法不但可以滿足老百姓對新聞事件的知情權，也可以為執法單位的執法證據，一舉兩得。
可惜當時是清朝，還是確確實實的鹹豐年代，執法記錄儀是沒有的，民生新聞也是沒有的，一線記者自然也是集體沒有出世的，所以現場的各種證據理所當然也是沒有的,英國人愛怎麽說我們肯定也是管不住的。但是葉總督還是回函駁斥，對這種汙衊中國政府的做法給予了強烈的譴責，不過中國向來以德報怨，為了不和英國人繼續吵下去，清朝還是把人犯送到了英國領事館。
可英國人要的根本不是什麽人犯，他們要的是戰爭，所以英國人拒不接受，並且在10月23日派出3艘軍艦開始進進攻廣州，第二次鴉片戰爭由此打響。
由於當時清朝的情報機構非常落後，完全沒有預料到英國人三句話沒說完就開打，各種失守馬上出現，英軍一路攻入廣州城內。還好我們廣州人抗擊洋人是有傳統的，英軍入城時遇到了百姓和清軍的共同抵抗，隻好在10月29日撤出了廣州，退到了虎門地區。這就是“亞羅號事件”的始末。
《亞羅號的屈辱》開播後第二年，也就是1857年，為了進一步擴大對中國的侵略，法國人也不甘示弱，開拍並上映了影視巨作《馬神甫之死》，為全麵侵華點燃了導火線。
《馬神甫之死》這部影片講述了法國天主教神甫馬賴非法潛入我國廣西西林縣，披著宗教外衣，進行侵略活動。他吸收地痞流氓入教，勾結當地官府和土豪，欺壓人民，強姦婦女，無惡不作。並縱容包庇教徒馬子農、林八等無故在鄉間起釁，進行搶擄姦淫，肇事多起。他們作惡多端，而又逍遙法外長達3年之久，激起當地人民極大憤慨，新任西林知縣*鳳根據村民控呈，調查據實後，將馬賴及不法教徒共26人逮捕歸案，依法判處馬賴及不法教徒2人死刑，其餘分別論罪處罰。這也就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的第二條導火線“馬神甫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