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自作孳，不可活”。黨玉琨在寶雞大肆盜寶，聚斂財物，勢力逐漸擴大，很快就引起了馮玉祥的注意。加上在盜掘古墓的過程中，黨玉琨等人殘酷欺壓百姓，作惡多端，引致天怒人怨，民憤四起，更使馮玉祥感到必先除之而後快。1928年5月，時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總司令的馮玉祥，命令第四方麵軍總指揮宋哲元率領所部三個師、一個旅，共約30000人馬，圍剿鳳翔城並收繳黨玉琨所盜的大量珍寶。
鬥雞台寶物今安在
當年，黨玉琨把從墓穴中所盜的寶物，一部分放在他臥室的萬寶架上，另一部分放在二姨太張彩霞的居室，大部分重要的器皿則藏放於一個秘密庫房裏由衛兵看守。黨玉琨全軍覆沒後，這些寶物全部落到宋哲元的手中。
1928年9月，宋哲元將所獲珍寶全部拿出，在西安新城四麵亭軍部展覽一天，以飽攻打鳳翔部屬的眼福。隨後，他令軍法處長蕭振瀛帶兵將寶物悉數押送至西安軍部。此後，這批十分珍貴的寶物便開始了戲劇性的流轉和散失，並因此而大大受損。這批珍寶運抵西安後，宋哲元先是派人到蘆真照相館請攝影師為之全部拍了照片。接著，他又請懂得文物鑑定的薛崇勛在新城光明院逐件進行了鑑定。
宋哲元將經過鑑定的珍寶的一部分，首先送給了上司馮玉祥。馮玉祥所得的水鼎，全國解放後由其夫人李德全捐獻給了故宮博物院。其餘歸宋哲元所有的大部分珍寶，在他離開西安時由小老婆和當時赴天津任市長的蕭振瀛帶到了天津，存放在英租界的宋哲元家中。後來，通過天津的古董商將其中一部分賣給了外國人。
日本考古學家梅原未治在《東方學紀要》一書中說：“寶雞出土的銅器乃是在紐約的中國古董商戴運齋姚氏(叔來)從天津買來。姚氏說，黨玉琨在寶雞盜掘的銅器首先歸於馮玉祥之手。又聞，曾為波士頓希金氏藏的告田觥(現藏香港)，也是通過在紐約的日本古董商購自天津。”
在這段話中，除了將“宋哲元”誤為“馮玉祥”外，其它內容都是確鑿可信的。由此可見，黨玉琨所盜得寶雞鬥雞台的珍貴文物，實際上大部分是由宋哲元及其手下蕭振瀛運抵天津後才開始流失出去的：包括現在在美國、日本、英國及香港的寶雞鬥雞台珍寶，大多都是由此而流失海外的。這使祖國的珍貴文化遺產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損失。
當年在對這批文物做鑑定時，頗為細心的薛崇勛曾經用墨汁拓了數十張紙的銘文拓片。銘文大都為1至3字，最多的十幾個字。宋哲元調離西安時，這批文物照片和珍貴的拓片資料可能沒被帶走，後來被一農民在西北關發現。當時，這些珍貴的資料已經裝訂成了5本冊子，並且像字帖一樣經過裝裱，由一個名叫王子善的古董商所收買。這5本冊子，就是後來流傳於國內外的黨玉琨盜掘鬥雞台戴家溝銅器照片的來源。
1945年，西安的劉安國(依仁)先生偶然在西安市北大街破爛市上，碰到王子善正拿著這5本照片冊出售。王子善是漢中人，其子當時在劉安國任校長的中學讀書。劉便利用這種關係，通過其子之手買下了這部照片冊。當時，這5本照片冊上已有了書法家劉自櫝先生題寫的“右輔環寶留珍”字樣。
劉安國得到照片冊後，曾請古董名家楊鍾健過目，並請當年曾對這批文物逐器鑑定、並保存有部分文物拓片的薛崇勛先生辨認，得到他們的肯定。
薛崇勛老先生再次見到這些照片後，不禁感慨萬端，唏噓不已，遂欣然命筆，在冊子的卷首寫道：“彝器景本五冊，乃富平黨毓坤(玉琨)駐鳳翔，迫發民夫在祀雞台發掘者。戊辰(1928年)黨敗死，器為陝西主席宋明軒(哲元)將軍所得，邀餘至新城光明院注釋者，去今已15年矣……不意，乙酉春，依仁兄在長安市得之，即當日照本，原題皆餘所作……乙酉(1945年)夏四月二日，三原薛崇勛(定夫)識。”
1955年至1966年間，劉安國曾兩次托考古專家石興邦和鄭振鐸等人將油印冊及從薛崇勛處所得的拓片30張一起帶到北京，請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唐蘭、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陳夢家等專家過目，並請設法編輯出版。唐、陳二先生接到這些珍貴資料以後，翻拍了所輯文物的部分照片，陳先生還作了筆記，但最終未得出版，乃將原物全部退回。“文革”開始後，劉、薛均遭抄家之禍，這些珍貴的原始照片、拓片不幸又全部遺失。
出土文物
解放後，經過文物考古工作者的深入調查和艱苦工作，基本上搞清了黨玉琨所盜文物的情況。
黨玉琨在戴家溝挖出的銅器、玉器等約1500多件，其中保存完好的有740多件，資料完整可作研究的有153件。所屬時代包括商、周、秦、漢等幾個時期，尤以周、秦兩個朝代為最多。這些文物中，也不乏屬於西周早期的重要銅器。
在這1500件文物中，有飪食器70餘件，鼎、簋、瓦、豆、酒器39件，觥、彝、罄、鬥、角、禁、尊、卣、爵、觶、勺;水器9件，盤、漢大銅壺、方壺;工具2件，計有斧、削;兵器18件，計有弩機、釣戟、弓形器、戈、矛;以及其它多種雜器等。
在挖出這些重要青銅器文物的同時，1927年12月初還挖出了一個車馬坑，內有車飾品、馬飾品多件，還有完整的馬骨架。像這樣完整保存下來的西周初期的車馬坑，是很重要的考古研究資料，可惜都被黨玉琨破壞了。如果是用科學的方法挖掘，不僅可提供西周初期車馬的構造和工藝資料，還可提供周代禮製的有關資料。
鬥雞台寶物今安在
當年，黨玉琨把從墓穴中所盜的寶物，一部分放在他臥室的萬寶架上，另一部分放在二姨太張彩霞的居室，大部分重要的器皿則藏放於一個秘密庫房裏由衛兵看守。黨玉琨全軍覆沒後，這些寶物全部落到宋哲元的手中。
1928年9月，宋哲元將所獲珍寶全部拿出，在西安新城四麵亭軍部展覽一天，以飽攻打鳳翔部屬的眼福。隨後，他令軍法處長蕭振瀛帶兵將寶物悉數押送至西安軍部。此後，這批十分珍貴的寶物便開始了戲劇性的流轉和散失，並因此而大大受損。這批珍寶運抵西安後，宋哲元先是派人到蘆真照相館請攝影師為之全部拍了照片。接著，他又請懂得文物鑑定的薛崇勛在新城光明院逐件進行了鑑定。
宋哲元將經過鑑定的珍寶的一部分，首先送給了上司馮玉祥。馮玉祥所得的水鼎，全國解放後由其夫人李德全捐獻給了故宮博物院。其餘歸宋哲元所有的大部分珍寶，在他離開西安時由小老婆和當時赴天津任市長的蕭振瀛帶到了天津，存放在英租界的宋哲元家中。後來，通過天津的古董商將其中一部分賣給了外國人。
日本考古學家梅原未治在《東方學紀要》一書中說：“寶雞出土的銅器乃是在紐約的中國古董商戴運齋姚氏(叔來)從天津買來。姚氏說，黨玉琨在寶雞盜掘的銅器首先歸於馮玉祥之手。又聞，曾為波士頓希金氏藏的告田觥(現藏香港)，也是通過在紐約的日本古董商購自天津。”
在這段話中，除了將“宋哲元”誤為“馮玉祥”外，其它內容都是確鑿可信的。由此可見，黨玉琨所盜得寶雞鬥雞台的珍貴文物，實際上大部分是由宋哲元及其手下蕭振瀛運抵天津後才開始流失出去的：包括現在在美國、日本、英國及香港的寶雞鬥雞台珍寶，大多都是由此而流失海外的。這使祖國的珍貴文化遺產受到了不可挽回的損失。
當年在對這批文物做鑑定時，頗為細心的薛崇勛曾經用墨汁拓了數十張紙的銘文拓片。銘文大都為1至3字，最多的十幾個字。宋哲元調離西安時，這批文物照片和珍貴的拓片資料可能沒被帶走，後來被一農民在西北關發現。當時，這些珍貴的資料已經裝訂成了5本冊子，並且像字帖一樣經過裝裱，由一個名叫王子善的古董商所收買。這5本冊子，就是後來流傳於國內外的黨玉琨盜掘鬥雞台戴家溝銅器照片的來源。
1945年，西安的劉安國(依仁)先生偶然在西安市北大街破爛市上，碰到王子善正拿著這5本照片冊出售。王子善是漢中人，其子當時在劉安國任校長的中學讀書。劉便利用這種關係，通過其子之手買下了這部照片冊。當時，這5本照片冊上已有了書法家劉自櫝先生題寫的“右輔環寶留珍”字樣。
劉安國得到照片冊後，曾請古董名家楊鍾健過目，並請當年曾對這批文物逐器鑑定、並保存有部分文物拓片的薛崇勛先生辨認，得到他們的肯定。
薛崇勛老先生再次見到這些照片後，不禁感慨萬端，唏噓不已，遂欣然命筆，在冊子的卷首寫道：“彝器景本五冊，乃富平黨毓坤(玉琨)駐鳳翔，迫發民夫在祀雞台發掘者。戊辰(1928年)黨敗死，器為陝西主席宋明軒(哲元)將軍所得，邀餘至新城光明院注釋者，去今已15年矣……不意，乙酉春，依仁兄在長安市得之，即當日照本，原題皆餘所作……乙酉(1945年)夏四月二日，三原薛崇勛(定夫)識。”
1955年至1966年間，劉安國曾兩次托考古專家石興邦和鄭振鐸等人將油印冊及從薛崇勛處所得的拓片30張一起帶到北京，請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唐蘭、中科院考古研究所的陳夢家等專家過目，並請設法編輯出版。唐、陳二先生接到這些珍貴資料以後，翻拍了所輯文物的部分照片，陳先生還作了筆記，但最終未得出版，乃將原物全部退回。“文革”開始後，劉、薛均遭抄家之禍，這些珍貴的原始照片、拓片不幸又全部遺失。
出土文物
解放後，經過文物考古工作者的深入調查和艱苦工作，基本上搞清了黨玉琨所盜文物的情況。
黨玉琨在戴家溝挖出的銅器、玉器等約1500多件，其中保存完好的有740多件，資料完整可作研究的有153件。所屬時代包括商、周、秦、漢等幾個時期，尤以周、秦兩個朝代為最多。這些文物中，也不乏屬於西周早期的重要銅器。
在這1500件文物中，有飪食器70餘件，鼎、簋、瓦、豆、酒器39件，觥、彝、罄、鬥、角、禁、尊、卣、爵、觶、勺;水器9件，盤、漢大銅壺、方壺;工具2件，計有斧、削;兵器18件，計有弩機、釣戟、弓形器、戈、矛;以及其它多種雜器等。
在挖出這些重要青銅器文物的同時，1927年12月初還挖出了一個車馬坑，內有車飾品、馬飾品多件，還有完整的馬骨架。像這樣完整保存下來的西周初期的車馬坑，是很重要的考古研究資料，可惜都被黨玉琨破壞了。如果是用科學的方法挖掘，不僅可提供西周初期車馬的構造和工藝資料，還可提供周代禮製的有關資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