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們先考慮支援和目標密度的變量，那麽支配既定地區所需的遊擊隊數量應隨著目標數量和有待控製的人工地形的複雜性的增加而加強。同時居民為遊擊戰爭提供有力的物質和精神的支援，也增加了戰爭的目標密度，須記住這是對合法當局的不斷刺激。很可能，在非常高密度的情況下，還擁有強大的地方支持，高水平的地方後勤支援和情報供給，可能會導致支配空間所需的數量上出現下降趨勢。同樣，隨著人口和目標密度的增加，正規軍和反暴亂軍所需的數量也會增加，但增加的速度要快得多，因為這時正規軍要進行全麵控製，而不是零星地利用遊擊戰術的有利條件。賽普勒斯的事例說明，在非常高的密度下，會發生飽和，而且軍隊人數的增多了戰鬥力卻下降了，因為軍隊多了互相幹擾，礙事。戰爭中，正規軍或反叛軍中任一方要取勝，其所需的兵力對比要取決於人口的密度及民眾對遊擊隊的同情程度。人們越是支持遊擊隊，遊擊隊的戰鬥力就越強，正規軍對付不同密度遊擊隊時，需要的兵力也越大。
現在來談掩蔽物變量問題。顯然，控製一定地區所需要的遊擊隊兵力隨著掩蔽物的增加而減少，所以遊擊隊的戰鬥力隨著掩蔽物的增多而增強。相比之下，地形越是起伏不平，結構越是複雜，就需要越多的正規軍進行搜索和控製，因此，可見反暴的效果隨著掩蔽物的增多而降低。過去十年中，反抗運動轉向世界的各個城市，以利用城市建築物稠密這一有利條件。1915年，詹姆斯·康納利指出，城區的地形與自然起伏不平的鄉下地形有相似之處，他把城市的街道比作大量的峽穀和隘路。然而，康納利並沒有來得及意識到這正是進行運動戰的地形。
我們在上麵討論當中介紹了利德爾·哈特關於軍事強度的衡量標準——“兵力與空間”之比。對每一場戰爭，我們都計算出了每一方的這種比例，並在前麵表格中的第四和第五欄中列出來了。第六欄是根據人口密度而得出的目標和支援的密度。很顯然，地形結構是不容易用數字表示的，也不能以單一的尺度去衡量地形全貌。有時，地區結構會隨人口密度變化而變化，因此在這一初步分析中，我們不妨用其作為我們的地理變化的代用量。為研究兵力與空間之比的效果如何隨密度變化，我們在上圖中將有關勝利者（不管它是遊擊隊還是正規軍）的數值列出來了。
畫出的點太少，太特殊，難以反映出適於概率處理的隨機變量的觀測結果。然而，存在著一種明顯的傾向，這種傾向，我們用勾劃出的有關正規軍和遊擊隊勝利的傾向線予以表示出來。看來，很清楚，遊擊隊的戰鬥力隨著目標、支援和掩蔽物密度潛力的增大而增大。為在高密度、高強度掩蔽的條件下取勝，政府軍必須達成十比一以上的兵力優勢。在人員稀少的開闊地帶，這種兵力優勢少一些，他們也能取勝。這明顯是對將遊擊戰引進城市的一種誘惑力，正如圖帕馬格斯人做的那樣。這種有效性分支的推論對於解釋為什麽暴亂活動的重點轉到城市大有幫助。
在所有這些事例中，使兵力均衡發生變化的是指揮者、領導者的意誌和殘酷程度。在中國，日本輕易地以25萬人的軍隊牽製了40萬名紅色遊擊隊，另一方麵，少數人的恐怖活動能引起巨大的災難。共生者解放軍隻有十人，而英國狂暴旅隻有八人。這些事例中的均勢不僅僅是一種破壞力量。人們普遍認為，如果英國軍隊也象蘇聯軍隊那樣使用圖哈切夫斯基在本世紀二十年代製定的與白匪作戰的戰術，採取殘酷的行動，那他們就能消滅愛爾蘭共和軍。1916年，英國軍隊得出了這樣的教訓，即如果向某地派駐軍隊，民眾對反抗力量的支持就隨著增長，至少在愛爾蘭是這樣。增加行動的強度和暴力程度，隻能直接助長反抗力量。蘇聯幹涉東歐極可能會發覺自己在製造這種惡果。即使在阿富汗，蘇聯軍隊也必需留神，它的90,000土兵和大量武器裝備全麵出動，來消滅抵抗力量，而不管傷害居民，很可能在其自己的邊境地區的伊斯蘭居民中引起反感，那裏人們對巴斯馬赤的活動記憶猶新，一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這類活動在阿富汗境內的突厥人中仍存在著。
雖然，決定暴力衝突最後結局中要起作用的外部環境，局部情形和機遇等使製表或進行量的計算具有很大的推測性。然而，象富有理解力的t·e·勞倫斯這樣的遊擊戰爭實踐者確實認為“代數因素存在於最終的決斷中”，其意思就是，有些因素是可以我們上麵給出的類似項目進行計算的。所以，根據這些數據來探討這個問題，以至少揭示優勢均衡的邊界條件，這是非常有意義的。
奧利沙文
戰爭地理學
阿修比
阿修比
投筆從戎
第九章 城市戰
攻城之法，為不得已。
城鎮聚集著財富和權力，因此引起征服者或掠奪者的注意。某些大居民地的形成是出於防禦目的。在那些常遭寄生生活的武士或政敵劫掠的地區，農民們不顧去地裏幹活距離遙遠，將其住房集中在一起，以尋求集體安全。伊朗的有圍牆的村莊，阿特拉斯山脈中的柏柏爾人的要塞和以色列的聚居區，都屬於這種居民地。然而，這些居民地並不是聚集著象商業和製造業這樣的非農業活動，因而並不是城市居民地。這種城鎮實質上是一種轉運現象。用以住宿、放置機器、貯存擺放商品、提供服務和信息的建築物集中在一起，以減少生產、交換、管理和娛樂等活動中的時間消耗。各種活動需要空間，這樣非常靠近的有利條件又可能得到發揮了。占據城市中心，就能最好地從政治上和經濟上控製地區。因而，城鎮是戰爭的首要目標。在城市人口占80%以上的社會裏，未來的征服者為取得控製權，必須要奪占城鎮。即使在以農業為主的社會，城鎮在物資供給和權力控製方麵也是極為重要的。假定這類城鎮具有軍事價值，城鎮位置和布局的選定需要考慮到防禦。為從軍事上和行政上控製地域和對經濟實施監督，城鎮大都建在天然通道和人工修建的道路沿線的關鍵地方。城鎮的位置如有較高的戰術價值，它的確定往往考慮到阻止攻擊和有助防禦。塔古斯河上的托萊多，位於一個接近環形的彎曲部，威爾河上的達臘姆，也位於一個類似的彎曲部，這兩個都是具有居高臨下的環境和場所的極好實例。就托萊多而言，它座落在切入的河穀口上，扼製著峽穀前的最後交叉點，並且提供了一個明顯的基地，由此出發挫敗穿穀溯流而上的企圖。達勒姆則位於鼓奈恩斯河東岸的主要通道上。
現在來談掩蔽物變量問題。顯然，控製一定地區所需要的遊擊隊兵力隨著掩蔽物的增加而減少，所以遊擊隊的戰鬥力隨著掩蔽物的增多而增強。相比之下，地形越是起伏不平，結構越是複雜，就需要越多的正規軍進行搜索和控製，因此，可見反暴的效果隨著掩蔽物的增多而降低。過去十年中，反抗運動轉向世界的各個城市，以利用城市建築物稠密這一有利條件。1915年，詹姆斯·康納利指出，城區的地形與自然起伏不平的鄉下地形有相似之處，他把城市的街道比作大量的峽穀和隘路。然而，康納利並沒有來得及意識到這正是進行運動戰的地形。
我們在上麵討論當中介紹了利德爾·哈特關於軍事強度的衡量標準——“兵力與空間”之比。對每一場戰爭，我們都計算出了每一方的這種比例，並在前麵表格中的第四和第五欄中列出來了。第六欄是根據人口密度而得出的目標和支援的密度。很顯然，地形結構是不容易用數字表示的，也不能以單一的尺度去衡量地形全貌。有時，地區結構會隨人口密度變化而變化，因此在這一初步分析中，我們不妨用其作為我們的地理變化的代用量。為研究兵力與空間之比的效果如何隨密度變化，我們在上圖中將有關勝利者（不管它是遊擊隊還是正規軍）的數值列出來了。
畫出的點太少，太特殊，難以反映出適於概率處理的隨機變量的觀測結果。然而，存在著一種明顯的傾向，這種傾向，我們用勾劃出的有關正規軍和遊擊隊勝利的傾向線予以表示出來。看來，很清楚，遊擊隊的戰鬥力隨著目標、支援和掩蔽物密度潛力的增大而增大。為在高密度、高強度掩蔽的條件下取勝，政府軍必須達成十比一以上的兵力優勢。在人員稀少的開闊地帶，這種兵力優勢少一些，他們也能取勝。這明顯是對將遊擊戰引進城市的一種誘惑力，正如圖帕馬格斯人做的那樣。這種有效性分支的推論對於解釋為什麽暴亂活動的重點轉到城市大有幫助。
在所有這些事例中，使兵力均衡發生變化的是指揮者、領導者的意誌和殘酷程度。在中國，日本輕易地以25萬人的軍隊牽製了40萬名紅色遊擊隊，另一方麵，少數人的恐怖活動能引起巨大的災難。共生者解放軍隻有十人，而英國狂暴旅隻有八人。這些事例中的均勢不僅僅是一種破壞力量。人們普遍認為，如果英國軍隊也象蘇聯軍隊那樣使用圖哈切夫斯基在本世紀二十年代製定的與白匪作戰的戰術，採取殘酷的行動，那他們就能消滅愛爾蘭共和軍。1916年，英國軍隊得出了這樣的教訓，即如果向某地派駐軍隊，民眾對反抗力量的支持就隨著增長，至少在愛爾蘭是這樣。增加行動的強度和暴力程度，隻能直接助長反抗力量。蘇聯幹涉東歐極可能會發覺自己在製造這種惡果。即使在阿富汗，蘇聯軍隊也必需留神，它的90,000土兵和大量武器裝備全麵出動，來消滅抵抗力量，而不管傷害居民，很可能在其自己的邊境地區的伊斯蘭居民中引起反感，那裏人們對巴斯馬赤的活動記憶猶新，一直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這類活動在阿富汗境內的突厥人中仍存在著。
雖然，決定暴力衝突最後結局中要起作用的外部環境，局部情形和機遇等使製表或進行量的計算具有很大的推測性。然而，象富有理解力的t·e·勞倫斯這樣的遊擊戰爭實踐者確實認為“代數因素存在於最終的決斷中”，其意思就是，有些因素是可以我們上麵給出的類似項目進行計算的。所以，根據這些數據來探討這個問題，以至少揭示優勢均衡的邊界條件，這是非常有意義的。
奧利沙文
戰爭地理學
阿修比
阿修比
投筆從戎
第九章 城市戰
攻城之法，為不得已。
城鎮聚集著財富和權力，因此引起征服者或掠奪者的注意。某些大居民地的形成是出於防禦目的。在那些常遭寄生生活的武士或政敵劫掠的地區，農民們不顧去地裏幹活距離遙遠，將其住房集中在一起，以尋求集體安全。伊朗的有圍牆的村莊，阿特拉斯山脈中的柏柏爾人的要塞和以色列的聚居區，都屬於這種居民地。然而，這些居民地並不是聚集著象商業和製造業這樣的非農業活動，因而並不是城市居民地。這種城鎮實質上是一種轉運現象。用以住宿、放置機器、貯存擺放商品、提供服務和信息的建築物集中在一起，以減少生產、交換、管理和娛樂等活動中的時間消耗。各種活動需要空間，這樣非常靠近的有利條件又可能得到發揮了。占據城市中心，就能最好地從政治上和經濟上控製地區。因而，城鎮是戰爭的首要目標。在城市人口占80%以上的社會裏，未來的征服者為取得控製權，必須要奪占城鎮。即使在以農業為主的社會，城鎮在物資供給和權力控製方麵也是極為重要的。假定這類城鎮具有軍事價值，城鎮位置和布局的選定需要考慮到防禦。為從軍事上和行政上控製地域和對經濟實施監督，城鎮大都建在天然通道和人工修建的道路沿線的關鍵地方。城鎮的位置如有較高的戰術價值，它的確定往往考慮到阻止攻擊和有助防禦。塔古斯河上的托萊多，位於一個接近環形的彎曲部，威爾河上的達臘姆，也位於一個類似的彎曲部，這兩個都是具有居高臨下的環境和場所的極好實例。就托萊多而言，它座落在切入的河穀口上，扼製著峽穀前的最後交叉點，並且提供了一個明顯的基地，由此出發挫敗穿穀溯流而上的企圖。達勒姆則位於鼓奈恩斯河東岸的主要通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