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播出的場麵果然令觀眾有新奇感，演播室多了個洋人。央視大牌主持鄒國強介紹維克多·拉特是英國“資深電視節目主持”，國人在這二年對他倒是蠻熟悉的。拉特很有來歷，他祖上有一位中國通，對中國科技史的研究有很深的造詣。拉特則在北京大學攻讀中國文學史，能講一口流利的普通話，後在牛津大學獲博士學位。這二年在英國衛視做“今日中國”節目，向英國和西方世界推介中國的各項發展，為溝通中西方文化交流貢獻甚巨。他是西方世界第一個被允許進入藏南地區採訪的記者。
其餘的央視、軍報、青年報、香港鳳凰台、台灣有線台的記者都換了新人。
王剛例行的新年祝詞也有新意：“首先祝全國人民、海外僑胞和人民解放軍新年愉快。我要感謝新聞工作者，你們在正麵報導的同時尖銳地揭露了領導層和政府機關的問題。祝你們在新的一年取得新的成績。”
第一個問題讓首次出席的外賓，這可能也是體現中華民族好客的傳統，會場上響起了拉特的過於純正的普通話：“據我的西方同行分析，您明年的首要任務是收復台灣，今年您練出了一支神奇的海軍，是這樣嗎？”
台灣觀眾一下子緊張起來，不少年青的國人則熱血沸騰恨不得王剛一聲令下，讓他們立即奔赴前線。
王剛卻輕鬆地笑了一下：“我剛說了‘尖銳‘，這位朋友就給了個尖銳的問題。”
在座的都笑了起來，感到一絲輕鬆。
“我國的統一問題必須在明年7月1日前解決。我國的海軍可不是今年一下子練出來的，我沒有這個本事，我想曾司令員也沒有這個本事。我們的前輩在困難得多的條件下取得了多次海戰的勝利，當時也有西方輿論認為不可思議。以新技術、新裝備武裝起來的我國海軍應該能保衛海疆和國家的海上權益。我不喜歡‘神奇‘的評價，我們將建立一支紮紮實實的強大海軍。
“不過我想強調的是，我國明年的頭等大事是農業和農村發展問題。這是個比西部大開發還大得多的問題。共和國建立的時候，西方專家斷言共產黨解決不了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後來盡管有錯誤政策導致的‘三年困難‘時期，發生了大批餓死人的事情，但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後，就完全解決了吃飯問題。中國人民追求了幾千年的豐衣足食，現在可以說已經基本達到了。可是以現代的標準來看，廣大農村的文化氛圍、農民的素質距現代化的目標還太遠。
“第二號的大問題應該是進一步推行民主。任何負責任的領導集團和媒體都很清楚，要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基礎較差、人口極為眾多，人民教育程度相對低下的國度推行民主製度的難度。然而我國要建成世界級的強國，不從根本上解決這二個問題是不可能的。我希望在我的任期內能為這二個問題的解決奠定一個基礎。”
“我忍不住要多占中國同行的一點時間。按不少著名戰略家的看法，以大陸現有的軍事實力，包括那支神奇的海軍，要完成在台灣的兩棲登陸也是極其困難的。難道主席還想同時展開那二件大事嗎？這是否中國古老的‘聲東擊西‘的謀略呢？”
這可能也是很多國人的疑問，所以從心底裏也就不怪罪拉特搶鏡頭了。
“艾森豪將軍當年準備‘霸王行動‘化了多長時間呢？按最廣義的算法大概是4年。而中國人民為統一自己的國家已經準備了60年，按照中華民族的紀年是一個甲子輪轉了。至於中國的謀略是深入每個中國軍人的骨髓的，並不止你提到的‘聲東擊西‘。”
香港記者：“結合主席剛才講的推進民主和發揮媒體的監督批判作用，中央是否將放鬆對媒體的管製，推行新聞自由呢？”
“‘新聞自由‘和‘民主‘都是大題目，隻能簡略地說幾句。我們將堅定地落實憲法賦予新聞工作者的權利，記者則必須對憲法和國家的法律負責，遵從職業道德。不是政府辦的媒體，就不必聽從某個領導人的具體指令，即使是政府辦的，也不應該淪落為某個領導人的工具。”
人們感受到反貪風暴又要轉強了。實際上我國已經建立了一支高素質的新聞工作者隊伍，西方陣營試圖通過媒體來搞垮我國是沒有可能性的。
台灣記者則從另一個角度提出問題：“請問總書記，為什麽大陸推行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至今民眾的生活水準還那麽低下，還不得不藉助資本主義的運作方式來發展經濟。前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製度都垮了，而被大陸視為資本主義的美、日、德、法、英等國的經濟發展卻那麽紮實呢？”
在當今國際共運即將掀起新一輪高潮時，西方媒體就這一題目藉助他們龐大的宣傳機器已經喧囂了很長時間。預訂明年3月初在北京將召開國際共運大會，人們當然想聽聽這位國際共運新掌門人的見解。
“這又是一個大題目。前一陣各國的共運專家已經對上述問題作了詳盡的論述。我在這裏談點自己的看法。六十年前在中國展開了二種命運的決戰，從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1911年領導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直至1949年，歷38年的民國政府統治，證明資本主義不能救中國。如果資本主義確是萬能靈丹的話，我就隻能在延安的窯洞裏，或瑞金的土屋裏與各位見麵了。我黨在大陸主政以來，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我不否認政策上有重大的失誤，導致經濟發展、民主化近程屢屢受挫，但社會主義事業終究在大陸逐漸走上了高速發展的軌道。我不知道台灣搞的那些‘黑金政治‘之類的算不算‘純正的資本主義‘，我隻想問到現在台灣在經濟上對大陸究竟有何優勢可言？
其餘的央視、軍報、青年報、香港鳳凰台、台灣有線台的記者都換了新人。
王剛例行的新年祝詞也有新意：“首先祝全國人民、海外僑胞和人民解放軍新年愉快。我要感謝新聞工作者，你們在正麵報導的同時尖銳地揭露了領導層和政府機關的問題。祝你們在新的一年取得新的成績。”
第一個問題讓首次出席的外賓，這可能也是體現中華民族好客的傳統，會場上響起了拉特的過於純正的普通話：“據我的西方同行分析，您明年的首要任務是收復台灣，今年您練出了一支神奇的海軍，是這樣嗎？”
台灣觀眾一下子緊張起來，不少年青的國人則熱血沸騰恨不得王剛一聲令下，讓他們立即奔赴前線。
王剛卻輕鬆地笑了一下：“我剛說了‘尖銳‘，這位朋友就給了個尖銳的問題。”
在座的都笑了起來，感到一絲輕鬆。
“我國的統一問題必須在明年7月1日前解決。我國的海軍可不是今年一下子練出來的，我沒有這個本事，我想曾司令員也沒有這個本事。我們的前輩在困難得多的條件下取得了多次海戰的勝利，當時也有西方輿論認為不可思議。以新技術、新裝備武裝起來的我國海軍應該能保衛海疆和國家的海上權益。我不喜歡‘神奇‘的評價，我們將建立一支紮紮實實的強大海軍。
“不過我想強調的是，我國明年的頭等大事是農業和農村發展問題。這是個比西部大開發還大得多的問題。共和國建立的時候，西方專家斷言共產黨解決不了中國人民的吃飯問題，後來盡管有錯誤政策導致的‘三年困難‘時期，發生了大批餓死人的事情，但到了上世紀八十年代推行改革開放政策後，就完全解決了吃飯問題。中國人民追求了幾千年的豐衣足食，現在可以說已經基本達到了。可是以現代的標準來看，廣大農村的文化氛圍、農民的素質距現代化的目標還太遠。
“第二號的大問題應該是進一步推行民主。任何負責任的領導集團和媒體都很清楚，要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基礎較差、人口極為眾多，人民教育程度相對低下的國度推行民主製度的難度。然而我國要建成世界級的強國，不從根本上解決這二個問題是不可能的。我希望在我的任期內能為這二個問題的解決奠定一個基礎。”
“我忍不住要多占中國同行的一點時間。按不少著名戰略家的看法，以大陸現有的軍事實力，包括那支神奇的海軍，要完成在台灣的兩棲登陸也是極其困難的。難道主席還想同時展開那二件大事嗎？這是否中國古老的‘聲東擊西‘的謀略呢？”
這可能也是很多國人的疑問，所以從心底裏也就不怪罪拉特搶鏡頭了。
“艾森豪將軍當年準備‘霸王行動‘化了多長時間呢？按最廣義的算法大概是4年。而中國人民為統一自己的國家已經準備了60年，按照中華民族的紀年是一個甲子輪轉了。至於中國的謀略是深入每個中國軍人的骨髓的，並不止你提到的‘聲東擊西‘。”
香港記者：“結合主席剛才講的推進民主和發揮媒體的監督批判作用，中央是否將放鬆對媒體的管製，推行新聞自由呢？”
“‘新聞自由‘和‘民主‘都是大題目，隻能簡略地說幾句。我們將堅定地落實憲法賦予新聞工作者的權利，記者則必須對憲法和國家的法律負責，遵從職業道德。不是政府辦的媒體，就不必聽從某個領導人的具體指令，即使是政府辦的，也不應該淪落為某個領導人的工具。”
人們感受到反貪風暴又要轉強了。實際上我國已經建立了一支高素質的新聞工作者隊伍，西方陣營試圖通過媒體來搞垮我國是沒有可能性的。
台灣記者則從另一個角度提出問題：“請問總書記，為什麽大陸推行了幾十年的社會主義，至今民眾的生活水準還那麽低下，還不得不藉助資本主義的運作方式來發展經濟。前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製度都垮了，而被大陸視為資本主義的美、日、德、法、英等國的經濟發展卻那麽紮實呢？”
在當今國際共運即將掀起新一輪高潮時，西方媒體就這一題目藉助他們龐大的宣傳機器已經喧囂了很長時間。預訂明年3月初在北京將召開國際共運大會，人們當然想聽聽這位國際共運新掌門人的見解。
“這又是一個大題目。前一陣各國的共運專家已經對上述問題作了詳盡的論述。我在這裏談點自己的看法。六十年前在中國展開了二種命運的決戰，從偉大的革命先行者孫中山先生1911年領導的中國資產階級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直至1949年，歷38年的民國政府統治，證明資本主義不能救中國。如果資本主義確是萬能靈丹的話，我就隻能在延安的窯洞裏，或瑞金的土屋裏與各位見麵了。我黨在大陸主政以來，取得的成就舉世矚目。我不否認政策上有重大的失誤，導致經濟發展、民主化近程屢屢受挫，但社會主義事業終究在大陸逐漸走上了高速發展的軌道。我不知道台灣搞的那些‘黑金政治‘之類的算不算‘純正的資本主義‘，我隻想問到現在台灣在經濟上對大陸究竟有何優勢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