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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皮自白：一個軍統上校的筆記 作者：關夢齡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這裏是遼寧公安廳看守所，我們這批反動派原來有30多人，前次走了一批，如李仙洲、盧浚泉等，據說到了北京。這裏剩下21人，加上我們共30人。這30人都是少將級和相當少將的反動派，走的那些是中將級的。
犯人見麵，例行話題：“判沒判？”“從哪來的？”“那兒都有誰？”“這裏吃得怎樣？”“可不可以通信、買東西、接見？”“哪個班長厲害？”沒用兩天一切都弄明白了。最後一致結論，這次集中是中央統一的命令，都是一九五六年一月。集中之後一切物質照顧都是比較好的。我們這些人的反動職務都是少將級，隻有我是上校。因為是軍統特務，所以上校也按少將對待。
關於處理的問題，大家都認為很快就會叫我們自由了。因為周總理最近號召台灣軍政人員本著“愛國一家”的精神，實現祖國統一。這與我們都有關係。黃炳寰要給家寫信，陳旭東說：“寫什麽信，不等你的信到家，你就到家了。這裏的情況我熟悉，我在1953年從南京到這兒，我是這裏的老犯人了。”
我一想，集中之前他便在這兒，集中之後他又沒走，他知道的事情肯定多，他這樣說也可能不是單純的希望，一定有所根據。於是我也高興起來。與陳旭東談起來了。我問了一些舊同事的下落。他告訴我：“袁曉軒也在這押過，瀋陽站站長滕勉病在看守所，以後不知到哪去了，可能病死了。”
我問他：“你為什麽不從南京跑到台灣去？”
他說：“不想走。”又說，“那一天，李宗仁的飛機在機場。我一尋思，不走不走吧，我沒到機場，就留下了。”
問他毛人鳳給你任務了麽？他說：“沒有。”既不走，又無任務，這不單等著送死嗎？我也不好意思像審訊案子那樣問他。算了，將來就會明白的。
因為都是從一個泥坑裏來的人，職位又都差不多，所以提起一些人拐彎抹角的都認識。談舊人舊事，形成了高潮。過去在長春監獄什麽也不敢談，到這萬無禁忌暢所欲言。有一些人，如盧廣續在瀋陽當了工商聯副主任，任逖生在瀋陽市當了政協委員，張政枋在瀋陽當了省政協委員。人家都走對了路，自己還在這關押，心中頗不是味，自慚形穢。
我想，到這就能釋放嗎？幹什麽去呢？想了許多也沒個頭緒，最後這樣結論：不用想，反正共產黨給安排好了，到時候一切都有了。現在要辦點貨，充實一下，不然到社會上連話都不會說，那不是貽笑大方。
隔壁住了一個黃鶴2，年齡不大，說是傅作義那兒的少將。我在傅作義那兒做了幾年工作，上校以上的人沒有不知道的，沒聽說有個黃鶴。也許一九四八年以後去的？有一個早上我問黃鶴：“老黃！傅作義那兒你呆過？”
“嗬，嗬……”
“我有幾個朋友你認識不？二處處長史弘、三處處長任兆同、副官處長黃記五，他們在北京沒有？”
“我在外邊，老不在家，不熟悉。”
我心想，在傅作義那兒不認識這三個人，就不能工作。胡說八道，冒充！再說，傅作義那兒的少將沒有這樣年輕的？解放前我嫌官小，被改造後嫌官大，可是黃鶴竟然在這裏充少將，有意思。這內中有文章，有奧妙。
政府拿來登記表，叫我們填。上麵有社會關係，分在大陸的和台灣的。我們一看，這是釋放前填的一張表，台灣的關係尤其重要。政府人員說，在台灣的關係，要寫與你有重要關係的，能夠聽你的話或無話不談的朋友。我一聽，這是說叫他起義他能聽，或者最低限度也能考慮一下你的意見。填這樣的關係，我們不約而同都聯想到台灣解放的問題上。填完了這張表，焦躁出監的思想發展到看不下書報。有一些人，如陳旭東、萬厲、黃鶴，見人就說“快了，沒有幾天了。”這些話我不討厭，不能實現也沒關係，他們的心是好的，屬於“吉利話”的範疇之內。
又繼續寫材料，這裏與吉林公安廳不同，了解材料的幹部進不來，隻能把提綱交一個幹部送進來，要我寫。每天都有，還不少。
到了7月，有一天事務長來到監房的倉庫，叫我們把棉衣抱到院子曬一曬。於是我利用這個機會探問了一下，我把衣服抱出去，對事務長說：“哎喲，這衣服冬天還能穿嗎？”
“怎麽不能穿？”
“領子都破了，露了棉花。”
“補一補，可以穿。”
這些棉襖冬天還要穿！這證明走不了了。接著又給我發了一床嶄新的紅花棉被。照理說，政府發東西我應當高興，可是這回心裏很不是滋味。這些徵兆說明，我們最近走不了，由此我又有了新的想法：不要妄想了，共產黨不會輕易把我們這些人釋放出去，安心吧，必須有個兩年計劃。再不要聽陳旭東這些人瞎說了，他們是等著天上掉餡餅呢。
每天上午學習，看書報，每禮拜三合併討論，大家發言。這天看到一組新聞圖片，中國政府審訊日本戰犯及溥儀在審訊時作證的圖片，登在《人民畫報》上。接著報紙刊載了釋放日本戰爭犯罪分子一千多人的消息。我們一看，議論起來了：“日本戰犯殺了我們那麽多中國人，現在都成千的往回放，我們還是中國人呢，也該放了。”
犯人見麵，例行話題：“判沒判？”“從哪來的？”“那兒都有誰？”“這裏吃得怎樣？”“可不可以通信、買東西、接見？”“哪個班長厲害？”沒用兩天一切都弄明白了。最後一致結論，這次集中是中央統一的命令，都是一九五六年一月。集中之後一切物質照顧都是比較好的。我們這些人的反動職務都是少將級，隻有我是上校。因為是軍統特務，所以上校也按少將對待。
關於處理的問題，大家都認為很快就會叫我們自由了。因為周總理最近號召台灣軍政人員本著“愛國一家”的精神，實現祖國統一。這與我們都有關係。黃炳寰要給家寫信，陳旭東說：“寫什麽信，不等你的信到家，你就到家了。這裏的情況我熟悉，我在1953年從南京到這兒，我是這裏的老犯人了。”
我一想，集中之前他便在這兒，集中之後他又沒走，他知道的事情肯定多，他這樣說也可能不是單純的希望，一定有所根據。於是我也高興起來。與陳旭東談起來了。我問了一些舊同事的下落。他告訴我：“袁曉軒也在這押過，瀋陽站站長滕勉病在看守所，以後不知到哪去了，可能病死了。”
我問他：“你為什麽不從南京跑到台灣去？”
他說：“不想走。”又說，“那一天，李宗仁的飛機在機場。我一尋思，不走不走吧，我沒到機場，就留下了。”
問他毛人鳳給你任務了麽？他說：“沒有。”既不走，又無任務，這不單等著送死嗎？我也不好意思像審訊案子那樣問他。算了，將來就會明白的。
因為都是從一個泥坑裏來的人，職位又都差不多，所以提起一些人拐彎抹角的都認識。談舊人舊事，形成了高潮。過去在長春監獄什麽也不敢談，到這萬無禁忌暢所欲言。有一些人，如盧廣續在瀋陽當了工商聯副主任，任逖生在瀋陽市當了政協委員，張政枋在瀋陽當了省政協委員。人家都走對了路，自己還在這關押，心中頗不是味，自慚形穢。
我想，到這就能釋放嗎？幹什麽去呢？想了許多也沒個頭緒，最後這樣結論：不用想，反正共產黨給安排好了，到時候一切都有了。現在要辦點貨，充實一下，不然到社會上連話都不會說，那不是貽笑大方。
隔壁住了一個黃鶴2，年齡不大，說是傅作義那兒的少將。我在傅作義那兒做了幾年工作，上校以上的人沒有不知道的，沒聽說有個黃鶴。也許一九四八年以後去的？有一個早上我問黃鶴：“老黃！傅作義那兒你呆過？”
“嗬，嗬……”
“我有幾個朋友你認識不？二處處長史弘、三處處長任兆同、副官處長黃記五，他們在北京沒有？”
“我在外邊，老不在家，不熟悉。”
我心想，在傅作義那兒不認識這三個人，就不能工作。胡說八道，冒充！再說，傅作義那兒的少將沒有這樣年輕的？解放前我嫌官小，被改造後嫌官大，可是黃鶴竟然在這裏充少將，有意思。這內中有文章，有奧妙。
政府拿來登記表，叫我們填。上麵有社會關係，分在大陸的和台灣的。我們一看，這是釋放前填的一張表，台灣的關係尤其重要。政府人員說，在台灣的關係，要寫與你有重要關係的，能夠聽你的話或無話不談的朋友。我一聽，這是說叫他起義他能聽，或者最低限度也能考慮一下你的意見。填這樣的關係，我們不約而同都聯想到台灣解放的問題上。填完了這張表，焦躁出監的思想發展到看不下書報。有一些人，如陳旭東、萬厲、黃鶴，見人就說“快了，沒有幾天了。”這些話我不討厭，不能實現也沒關係，他們的心是好的，屬於“吉利話”的範疇之內。
又繼續寫材料，這裏與吉林公安廳不同，了解材料的幹部進不來，隻能把提綱交一個幹部送進來，要我寫。每天都有，還不少。
到了7月，有一天事務長來到監房的倉庫，叫我們把棉衣抱到院子曬一曬。於是我利用這個機會探問了一下，我把衣服抱出去，對事務長說：“哎喲，這衣服冬天還能穿嗎？”
“怎麽不能穿？”
“領子都破了，露了棉花。”
“補一補，可以穿。”
這些棉襖冬天還要穿！這證明走不了了。接著又給我發了一床嶄新的紅花棉被。照理說，政府發東西我應當高興，可是這回心裏很不是滋味。這些徵兆說明，我們最近走不了，由此我又有了新的想法：不要妄想了，共產黨不會輕易把我們這些人釋放出去，安心吧，必須有個兩年計劃。再不要聽陳旭東這些人瞎說了，他們是等著天上掉餡餅呢。
每天上午學習，看書報，每禮拜三合併討論，大家發言。這天看到一組新聞圖片，中國政府審訊日本戰犯及溥儀在審訊時作證的圖片，登在《人民畫報》上。接著報紙刊載了釋放日本戰爭犯罪分子一千多人的消息。我們一看，議論起來了：“日本戰犯殺了我們那麽多中國人，現在都成千的往回放，我們還是中國人呢，也該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