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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皮自白：一個軍統上校的筆記 作者：關夢齡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有個犯人叫王喜桂，他說：“監號有許多反革命犯都認識你。有個叫李中候的，從市局解來沒有幾天就槍斃了。他和我在一個號，那天他買了一隻燒雞，一邊吃，一邊搖頭，自己唉聲嘆氣，知道不好。第二天早飯後，一開門，戴上手銬，提上了汽車。那還用問！”
我想他被槍斃，一個是1951年在公安局看守所當六組組長時，破壞政府威信帶頭打人，這屬現行特務活動；另一個是他提供的材料不實在，有一次，於審訊員說：“李中候信口胡說，按他供的材料，派人到上海多次，都沒有那麽回事。態度太壞。”
6月初的一天，監房的班長來到橡膠廠，提我到法院過堂。戴著手銬，坐著法院的汽車，我的心跳動得很厲害。過堂？必然要判刑，給我判什麽刑呢？根據工廠犯人的刑期，反革命犯不是無期就是死緩。判有期的不能說沒有，那是少數。我呢，長春的特務頭子之一，兩手血腥，殺人很多，死罪雖免，活罪難逃，我看無期最有可能。如果判個無期，那怎麽辦呢？等著大赦吧，別的希望沒有。日偽時代有天長節、地久節，犯人可以減刑。共產黨到了把台灣解放時，一定有大赦。心緒極亂，先前郭科長對我說的“沒有無期徒刑”，我根本不相信了。如果郭科長說的話真能兌現，那我感激共產黨五體投地。咳，退一步想吧，李中候都槍斃了，我能活著就知足，判無期判死緩，絕對不會槍斃，落一個囫圇屍首這是肯定的。心裏這樣想，倒很安慰。“他人騎馬我騎驢，後麵還有推車漢，上不足兮下有餘”。知足常樂，能忍則安。一路上我用各種想法來安慰忐忑的心房。
汽車開到了一個小胡同，一座小舊樓，這是重慶路。下了汽車，進了一個候審室。屋內是地板，沒有椅子。進屋先把銬子下了，然後坐在地板上。劉榮第與我一個車來的，我沒看見他，他看見了我，也沒敢打招呼。現在我們坐在一起，談話沒人管，看守的法警在門外站著，不幹涉我們的事。我問他：“怎麽過堂？我還沒來過。”
“一切材料都是公安局轉來的，還是那些材料，再照材料問一下。要過幾次堂才能判。你，政府早就決定了，到這走一個司法手續，沒問題。”他來過幾次，很有經驗。
我們正在談話的時候，法警進來叫我的名字，我跟著他上樓，樓上有個屋寫著“刑一庭”。拐了一個彎，進到一個小屋子，屋內正中一張寫字檯，坐著一個人，當然是法官了。他叫我坐到靠牆的一張條椅上，與他正對麵，沒有記錄的，隻有他和我。他說話很和藹，先問我的姓名、反動職務、歷史，最後問我的罪惡。
我說：“長春軍統特務機關先後殺了130多人，都由我負責。我是殺人劊子手，一切由我承擔罪行。”
“不要這樣，我們審訊是實事求是的。不要離開事實說話，應該由你負什麽責任，你就負什麽責任，不要籠統的都由你負責。你在特務機關還沒有獨立人格，你還不能決定殺人的問題。不過你的罪很大，你是協助處長張國卿殺人的，殺了40多人。內有人民政府的地工人員30多人，對不對？”
“對，對。”
“你在1947年，收集了第六縱隊的機要文件300多頁，呈給東北行轅二處，受到了獎勵，是不是？”
“是，是。”
我的罪行沒有全問，隻把主要的血債問了問。我都承認了。他把我的材料擺在桌子旁邊一個凳子上，低頭翻看。一邊翻一邊問，按照我的坦白材料問，一點出入沒有。問了有一個小時，他把材料放下，又說：“你把1948年10月在吉林向公安機關自首的思想談一談。”
我說：“長春解放那夜，我參加突圍，沒有達到目的，就混到新七軍的尉官中，到了吉林，入了解放團，還想再逃瀋陽。一看瀋陽也要解放，如果瀋陽解放，去北京就更不好走了。我便決定自首。第一，這是好漢思想，自首來的，比用小繩綁來好得多；第二，投機想法，沒有像我這樣大的特務敢自首，我開創這個先例，共產黨把我作典型不一定能殺。聽說還有寬大政策，我試一試這個寬大政策是怎麽回事？第三，我有一套特務技術，共產黨還可以用我來做軍統特務的工作。基於以上這些思想，我才自首。”
“沒有進步的想法？”
“沒有。”
“你寫的材料，供的口供都很老實。我們根據這些情況來處理你的案子，你先回去吧。”
他叫我在訊問筆錄上按了手印，並把審訊記錄給我看，我拿起來沒看，又交給了他。他問我對不對，我說：“對，對！”
回到候審室，劉榮第也過完堂了，我們又談上了。他說：“我在二月底從市局到的監獄，幾乎天天到法院來過堂，寫材料。我過幾次堂了，大概快結束了，我希望宣判，好參加勞動，在號裏蹲著可太難受了。我宣判以後，到你們那兒行不行？”
“行嗬，我回頭報告張管教員一下，就可以調你來。”
過了兩個禮拜，劉榮第判刑了。我知道之後，就向張管教員報告，說劉榮第是反革命犯，已判刑，能畫報頭（當時我們出壁報無人畫報頭），還能搞文娛。於是便把劉榮第調到橡膠廠來勞動。開始，做零工，畫報頭，幫我做一些壁報整理的工作。
我想他被槍斃，一個是1951年在公安局看守所當六組組長時，破壞政府威信帶頭打人，這屬現行特務活動；另一個是他提供的材料不實在，有一次，於審訊員說：“李中候信口胡說，按他供的材料，派人到上海多次，都沒有那麽回事。態度太壞。”
6月初的一天，監房的班長來到橡膠廠，提我到法院過堂。戴著手銬，坐著法院的汽車，我的心跳動得很厲害。過堂？必然要判刑，給我判什麽刑呢？根據工廠犯人的刑期，反革命犯不是無期就是死緩。判有期的不能說沒有，那是少數。我呢，長春的特務頭子之一，兩手血腥，殺人很多，死罪雖免，活罪難逃，我看無期最有可能。如果判個無期，那怎麽辦呢？等著大赦吧，別的希望沒有。日偽時代有天長節、地久節，犯人可以減刑。共產黨到了把台灣解放時，一定有大赦。心緒極亂，先前郭科長對我說的“沒有無期徒刑”，我根本不相信了。如果郭科長說的話真能兌現，那我感激共產黨五體投地。咳，退一步想吧，李中候都槍斃了，我能活著就知足，判無期判死緩，絕對不會槍斃，落一個囫圇屍首這是肯定的。心裏這樣想，倒很安慰。“他人騎馬我騎驢，後麵還有推車漢，上不足兮下有餘”。知足常樂，能忍則安。一路上我用各種想法來安慰忐忑的心房。
汽車開到了一個小胡同，一座小舊樓，這是重慶路。下了汽車，進了一個候審室。屋內是地板，沒有椅子。進屋先把銬子下了，然後坐在地板上。劉榮第與我一個車來的，我沒看見他，他看見了我，也沒敢打招呼。現在我們坐在一起，談話沒人管，看守的法警在門外站著，不幹涉我們的事。我問他：“怎麽過堂？我還沒來過。”
“一切材料都是公安局轉來的，還是那些材料，再照材料問一下。要過幾次堂才能判。你，政府早就決定了，到這走一個司法手續，沒問題。”他來過幾次，很有經驗。
我們正在談話的時候，法警進來叫我的名字，我跟著他上樓，樓上有個屋寫著“刑一庭”。拐了一個彎，進到一個小屋子，屋內正中一張寫字檯，坐著一個人，當然是法官了。他叫我坐到靠牆的一張條椅上，與他正對麵，沒有記錄的，隻有他和我。他說話很和藹，先問我的姓名、反動職務、歷史，最後問我的罪惡。
我說：“長春軍統特務機關先後殺了130多人，都由我負責。我是殺人劊子手，一切由我承擔罪行。”
“不要這樣，我們審訊是實事求是的。不要離開事實說話，應該由你負什麽責任，你就負什麽責任，不要籠統的都由你負責。你在特務機關還沒有獨立人格，你還不能決定殺人的問題。不過你的罪很大，你是協助處長張國卿殺人的，殺了40多人。內有人民政府的地工人員30多人，對不對？”
“對，對。”
“你在1947年，收集了第六縱隊的機要文件300多頁，呈給東北行轅二處，受到了獎勵，是不是？”
“是，是。”
我的罪行沒有全問，隻把主要的血債問了問。我都承認了。他把我的材料擺在桌子旁邊一個凳子上，低頭翻看。一邊翻一邊問，按照我的坦白材料問，一點出入沒有。問了有一個小時，他把材料放下，又說：“你把1948年10月在吉林向公安機關自首的思想談一談。”
我說：“長春解放那夜，我參加突圍，沒有達到目的，就混到新七軍的尉官中，到了吉林，入了解放團，還想再逃瀋陽。一看瀋陽也要解放，如果瀋陽解放，去北京就更不好走了。我便決定自首。第一，這是好漢思想，自首來的，比用小繩綁來好得多；第二，投機想法，沒有像我這樣大的特務敢自首，我開創這個先例，共產黨把我作典型不一定能殺。聽說還有寬大政策，我試一試這個寬大政策是怎麽回事？第三，我有一套特務技術，共產黨還可以用我來做軍統特務的工作。基於以上這些思想，我才自首。”
“沒有進步的想法？”
“沒有。”
“你寫的材料，供的口供都很老實。我們根據這些情況來處理你的案子，你先回去吧。”
他叫我在訊問筆錄上按了手印，並把審訊記錄給我看，我拿起來沒看，又交給了他。他問我對不對，我說：“對，對！”
回到候審室，劉榮第也過完堂了，我們又談上了。他說：“我在二月底從市局到的監獄，幾乎天天到法院來過堂，寫材料。我過幾次堂了，大概快結束了，我希望宣判，好參加勞動，在號裏蹲著可太難受了。我宣判以後，到你們那兒行不行？”
“行嗬，我回頭報告張管教員一下，就可以調你來。”
過了兩個禮拜，劉榮第判刑了。我知道之後，就向張管教員報告，說劉榮第是反革命犯，已判刑，能畫報頭（當時我們出壁報無人畫報頭），還能搞文娛。於是便把劉榮第調到橡膠廠來勞動。開始，做零工，畫報頭，幫我做一些壁報整理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