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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皮自白：一個軍統上校的筆記 作者：關夢齡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我說：“現在‘三反’進來的多，樓下住一個薑處長，據說是長春房地產管理處處長，對他們優待一些。”
這次“三反”，反下來這麽多領導幹部，真是想不到。“三反”開始的時候，我認為這也是一陣風過去就算完了。可是一展開，不獲全勝，決不收兵，越來越深。國民黨能這樣做嗎？不能，如果這樣幹，所有的文武官員都要被反下來。國民黨的人為什麽不能“三反”呢？國民黨的官離開本職，別的工作就沒有了，因此，在當權之時一定要貪汙搞錢，以備將來作“寓公”，否則單純的廉潔奉公，到後來沒有飯吃，無人過問。那時把這些廉潔奉公的人叫“傻瓜”。共產黨的幹部不需要貪汙，工作與生活都有保障，不會因為生活而發愁，隻要給人民做了工作，人民就會給你一定待遇，這都是社會製度的問題。因此，國民黨到什麽時候也“三反”不了，貪汙也去掉不了。我這麽一想，反動派確是不行，私有製度產生一切壞的事情。
有一天，王科長找我談話，問我“三反”及“五反”的感想，我說：“對‘三反’，我認為這是共產黨的英明措施，不‘三反’一下，有的幹部以勝利者自居，就要腐化墮落，被糖衣炮彈打垮。這個運動國民黨辦不到，我從心眼裏欽佩。不過有點雷聲大，雨點小，許多人貪了汙，最後檢討了事，辦得太輕了。”
王科長講了一些道理，大意是這與鎮反不同，這是人民內部問題，主要是教育，性質惡劣的，天津地委張子善、劉青山那樣的大貪汙犯也處死。又問我對“五反”2的認識，我按照思想，如實地談出來，我認為幹部受賄，商人負責任不大。漢口一個奸商給誌願軍加工藥棉，摻了髒棉花，對這個奸商槍斃也不過分，可是幹部受賄，偏說奸商引誘，這就不公平，不能把責任都說是資本家向幹部猖狂進攻，行賄與受賄是一件事的兩方麵，兩者都有罪。無論怎麽看這兩個運動，對我都有教育作用。
我來到這裏的日子夠多了。從1948年到1952年，每個戰士我都認識了，我知道他們每個人的姓名，甚至於家庭住址。這不用偵察手段，他們說話，從旁一聽，今天聽一句這個，明天聽一句那個，湊合在一起，就是完整的情況。有時他們說話，也不迴避我，在伊通時，我教給他們說快板、唱小調，說嗬，笑嗬，我什麽都知道了。哪個戰士的脾氣好，哪個班長的脾氣壞，哪個戰士有文化，哪個戰士文化低，我都知道；每天他們上下崗，8至10點的班是誰，10到12點的班是誰？我都給他們列了一張表，要求大便時候，一看下一班是那個傅班副，脾氣不好，好找我的麻煩，我就在這一班要求大便，因為這一班崗的戰士好說話，以免到下一班，大便憋不住，不好辦。
對幹部也是這樣，這麽多審訊員，經常找我了解情況，日子多了都很熟悉。我對這些審訊員，也不是一律看待，於審訊員紙菸一吸，解放前後的材料一齊說，不用有顧及；楊審訊員不吸菸，不多說話，他問一句我說一句，用不著多說；張審訊員找我到各監房做工作時，先表揚一番然後再交待任務；如果是肖審訊員找我談話，我就對他談些思想，因為他最年輕，很關心我的思想進步，他是共青團員，我願意從他那吸收一些新東西。他很耐心，一個22歲的孩子，怎麽有這樣的素養？我看這與他的天性有關係，受共產黨的教育也有關係。我有一個中心思想，就是對他們要實事求是，忠誠老實，在材料上、罪惡上絕對不誇大，不縮小，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所以我的材料拿出去，他們都相信。
公安局的幹部也知道我這個犯人，有時別的幹部來了解材料。見麵就問事，不需要交待政策或警告，我知道這是局裏的幹部。局外的幹部，一說話我就知道。一九五一年冬，瀋陽公安機關來人審我，肖審訊員在旁邊陪著，我一進屋，他叫我坐在很遠的椅子上，一副嚴肅的麵孔：“你叫什麽？”“關夢齡。”“多大歲數？”“37歲。”我心想，這是例行公事。“在解放前幹什麽？怎麽被捕的？……”
我一一答覆，接著他又把寬大與鎮壓相結合的政策給我講了20分鍾，接著警告我：“你要老老實實，知道的要交待出來。如果不老實，與你不利。”我心想，這是舊社會的評書館，上場有定場詩、道白，最後才書歸正傳。我看了肖審訊員一眼，肖審訊員也不吱聲。這位幹部說話了：“有個張煥相你認識不？”我一驚異，怎麽這樣熟？“幹什麽的？”我反問他，“偽滿大漢奸！”肖審訊員從旁這樣說。“認識，是我的親戚。”我真想不到能問到張煥相，“什麽親戚？”“我的姑母是張煥相的嫂子，1930年張煥相在東北空軍當司令，我父親在那當軍械主任，1931年‘九一八’事變，我父親在北平，張煥相也到北京，東北空軍司令部在北京又成立起來。後來張學良出國，張煥相回東北當了漢奸，聽說先當憲兵司令，以後到長春當大官……”“還有什麽？”“我在十二三歲念中學時，隻見過他一次麵，到了北京又見他第二麵；他當漢奸，我在西北；我回到東北，他在蘇聯；我知道他，他不知道我；他認識我父親。”“你父親呢？”“1949年病死在北京。”“你把張煥相的歷史、罪惡、他的財產寫份材料，能不能寫？”“能寫，但是我知道得太少。”
這次“三反”，反下來這麽多領導幹部，真是想不到。“三反”開始的時候，我認為這也是一陣風過去就算完了。可是一展開，不獲全勝，決不收兵，越來越深。國民黨能這樣做嗎？不能，如果這樣幹，所有的文武官員都要被反下來。國民黨的人為什麽不能“三反”呢？國民黨的官離開本職，別的工作就沒有了，因此，在當權之時一定要貪汙搞錢，以備將來作“寓公”，否則單純的廉潔奉公，到後來沒有飯吃，無人過問。那時把這些廉潔奉公的人叫“傻瓜”。共產黨的幹部不需要貪汙，工作與生活都有保障，不會因為生活而發愁，隻要給人民做了工作，人民就會給你一定待遇，這都是社會製度的問題。因此，國民黨到什麽時候也“三反”不了，貪汙也去掉不了。我這麽一想，反動派確是不行，私有製度產生一切壞的事情。
有一天，王科長找我談話，問我“三反”及“五反”的感想，我說：“對‘三反’，我認為這是共產黨的英明措施，不‘三反’一下，有的幹部以勝利者自居，就要腐化墮落，被糖衣炮彈打垮。這個運動國民黨辦不到，我從心眼裏欽佩。不過有點雷聲大，雨點小，許多人貪了汙，最後檢討了事，辦得太輕了。”
王科長講了一些道理，大意是這與鎮反不同，這是人民內部問題，主要是教育，性質惡劣的，天津地委張子善、劉青山那樣的大貪汙犯也處死。又問我對“五反”2的認識，我按照思想，如實地談出來，我認為幹部受賄，商人負責任不大。漢口一個奸商給誌願軍加工藥棉，摻了髒棉花，對這個奸商槍斃也不過分，可是幹部受賄，偏說奸商引誘，這就不公平，不能把責任都說是資本家向幹部猖狂進攻，行賄與受賄是一件事的兩方麵，兩者都有罪。無論怎麽看這兩個運動，對我都有教育作用。
我來到這裏的日子夠多了。從1948年到1952年，每個戰士我都認識了，我知道他們每個人的姓名，甚至於家庭住址。這不用偵察手段，他們說話，從旁一聽，今天聽一句這個，明天聽一句那個，湊合在一起，就是完整的情況。有時他們說話，也不迴避我，在伊通時，我教給他們說快板、唱小調，說嗬，笑嗬，我什麽都知道了。哪個戰士的脾氣好，哪個班長的脾氣壞，哪個戰士有文化，哪個戰士文化低，我都知道；每天他們上下崗，8至10點的班是誰，10到12點的班是誰？我都給他們列了一張表，要求大便時候，一看下一班是那個傅班副，脾氣不好，好找我的麻煩，我就在這一班要求大便，因為這一班崗的戰士好說話，以免到下一班，大便憋不住，不好辦。
對幹部也是這樣，這麽多審訊員，經常找我了解情況，日子多了都很熟悉。我對這些審訊員，也不是一律看待，於審訊員紙菸一吸，解放前後的材料一齊說，不用有顧及；楊審訊員不吸菸，不多說話，他問一句我說一句，用不著多說；張審訊員找我到各監房做工作時，先表揚一番然後再交待任務；如果是肖審訊員找我談話，我就對他談些思想，因為他最年輕，很關心我的思想進步，他是共青團員，我願意從他那吸收一些新東西。他很耐心，一個22歲的孩子，怎麽有這樣的素養？我看這與他的天性有關係，受共產黨的教育也有關係。我有一個中心思想，就是對他們要實事求是，忠誠老實，在材料上、罪惡上絕對不誇大，不縮小，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所以我的材料拿出去，他們都相信。
公安局的幹部也知道我這個犯人，有時別的幹部來了解材料。見麵就問事，不需要交待政策或警告，我知道這是局裏的幹部。局外的幹部，一說話我就知道。一九五一年冬，瀋陽公安機關來人審我，肖審訊員在旁邊陪著，我一進屋，他叫我坐在很遠的椅子上，一副嚴肅的麵孔：“你叫什麽？”“關夢齡。”“多大歲數？”“37歲。”我心想，這是例行公事。“在解放前幹什麽？怎麽被捕的？……”
我一一答覆，接著他又把寬大與鎮壓相結合的政策給我講了20分鍾，接著警告我：“你要老老實實，知道的要交待出來。如果不老實，與你不利。”我心想，這是舊社會的評書館，上場有定場詩、道白，最後才書歸正傳。我看了肖審訊員一眼，肖審訊員也不吱聲。這位幹部說話了：“有個張煥相你認識不？”我一驚異，怎麽這樣熟？“幹什麽的？”我反問他，“偽滿大漢奸！”肖審訊員從旁這樣說。“認識，是我的親戚。”我真想不到能問到張煥相，“什麽親戚？”“我的姑母是張煥相的嫂子，1930年張煥相在東北空軍當司令，我父親在那當軍械主任，1931年‘九一八’事變，我父親在北平，張煥相也到北京，東北空軍司令部在北京又成立起來。後來張學良出國，張煥相回東北當了漢奸，聽說先當憲兵司令，以後到長春當大官……”“還有什麽？”“我在十二三歲念中學時，隻見過他一次麵，到了北京又見他第二麵；他當漢奸，我在西北；我回到東北，他在蘇聯；我知道他，他不知道我；他認識我父親。”“你父親呢？”“1949年病死在北京。”“你把張煥相的歷史、罪惡、他的財產寫份材料，能不能寫？”“能寫，但是我知道得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