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0頁
黑皮自白：一個軍統上校的筆記 作者：關夢齡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我一定交清，這回我在北京看見鎮壓反革命，對我的教育很大。4月26日那天，我還未被捕，北京這一天槍斃二百人，原來計劃槍斃202個人。把202人裝上汽車，便有兩個人要交待問題，於是又把這兩個人從汽車拉下來，就槍斃了200人。我心中想，隻要能坦白，就能受到寬大，方才聽你這一說，我一定全部交待，沒關係。”
下午，郭科長找我問劉榮第的情況，我說：“他能交待全部問題，不是頑固蛋，把他戴的小鐐子給下了吧。舊社會他是長春地麵上的人物，戴著鐐麵子不好看，思想有負擔，影響寫材料。他認識的人多，還能檢舉許多人。”
“他主要職務是什麽？”
“他是國民黨東北黨的人，後來又與畢澤宇——吉林參議會議長，1948年掛名哈爾濱市市長相勾結，給畢澤宇搖旗吶喊，畢澤宇任他為哈爾濱市社會局局長，長春參議員，他的政治關係比較複雜。”
劉榮第被下了腳鐐。他寫了不少材料，很能爭取。
我們這屋，問題交待不少，叢佩芝交待出一支八音槍，他把他爸爸檢舉了，他爸爸是某省的國民黨省黨部委員。這都是顯著的進步。我自己認為也有一分工作成績。
於宗元是個中學生，他隻有19歲，去年冬，他與兩個同學成立反共青年團，他是負責人，在長春市內各電影院貼反動標語，散發反動傳單。郭科長叫我了解他們的組織，人員及上級關係，兩天之後，郭科長把我提到他的辦公室，趙處長也在座，趙處長對我說：“你很辛苦哇，健康還好吧？”
“報告處長，我的身體很好，處長好。”
他叫我坐下，遞給我一支煙，郭科長從旁說：“於宗元的問題進行得怎麽樣？處長要了解一下。”
“於宗元是反共青年團的團長，另外一個同學是副團長，姓×，他家開一個木匠鋪。他們寫傳單，開會都到這個同學家。還有一個瓦匠支持他們，但不是上級。一個同學加入了他這個反共青年團。我問他為什麽反對共產黨？他說：‘我也不是有錢人，我家也沒有在國民黨幹事的。我看了一些偵探小說，見國民黨接收人員很氣派。認為不革命，不吃苦，不自己打江山，將來沒有出息。同時，我認為共產黨長不了，於是我與同學就成立反共青年團。’”
“有一些問題真是不可思議呀！”趙處長搖搖頭很慢地說出這句話來。
“我看應當把這個姓×的學生逮捕！”我沒加思考，就把這句話說出來了。
“不能隨便抓人，還要仔細考慮一下……”趙處長還要說什麽，又不說了。
當時我臉很紅，後悔失言。一個犯人，怎麽能在政府人員麵前說出這樣的話，第一，忘了身份；第二，還是軍統特務作風，隨便抓人，不管證據夠不夠，抓來再說；第三，這樣暴露自己的缺點，趙處長還能相信我嗎？
我與門光第談天，他從哈爾濱到長春，做投機倒把的買賣。在瀋陽與長春之間聯絡了一些奸商，公安局認為可疑而被捕。他被捕在五月底，進監較晚。對這次大鎮壓，他說：“這是全國性的大規模鎮壓反革命，長春抓了一千多人，除了押在公安總局，各公安分局也押滿了人。4月26日晚上來一個大逮捕，別的都市也是同一天抓的。公安局有一個科長與我同學，這個科長姓×，他告訴我那天夜裏，把公安局的幹部都留在總局，不準外出，口令是‘交通’。到了晚上7點，全市公安人員出動捕人，到5月15日這天開了全市公審大會，一次槍斃了150多人。叫這些人跪下，把帽子一抹，後麵戰士用機關槍掃射，第二次又槍斃了50多人，兩次有200人。這兩次，我都在場，這些人都是反革命、特務、建軍的，還有搞現行反革命活動的。聽說北京、瀋陽槍斃的更多。還有已經判了徒刑的，這回也槍斃了。”
他這一說，我感到後悔，5月15日我還不怎麽害怕，認為不會槍斃多少人，可聽他這麽一說，判了刑的還有處死的，那我就是很危險的了。所幸沒有被槍斃，又活到今天。是不是還有第三次鎮壓？那就聽天由命了。共產黨怎麽說怎麽有理，是辯證唯物主義，不殺也有理，殺了也有理，我又想，就是把我槍斃了，我比陳牧還多活了一年多，這也是寬大，不過我認為不會再槍斃我，我是北滿軍統特務寬大的典型，如果把我槍斃了，那人們就隻能說，沒有寬大，全是懲罰。況且我努力爭取，也有成績，到今天不會槍斃我了。我雖然這樣想，恐懼的心情還是有的，這是內心的矛盾。為什麽有這樣矛盾呢？因為我對鎮壓與寬大的標準和依據還不知道，雖然毛主席說“可殺與不殺之間，不殺”，但是其間的分野我不清楚，犯人也不知道。因此，有恐懼的心情也毫不奇怪。不過這時的恐懼與1949年春天的恐懼不一樣，現在的恐懼不嚴重，剎那間就過去了。
樓上十個組展開交待問題競賽，每個小組長都很焦急，要走在前頭，作出成績，互不相讓。因此，出了偏差。
首先，第六組組長李中候逼迫他那屋的一個犯人交血債，沒交血債，不叫吃飯，不給水喝，接著又開始打人，罰跪。打人的情形各組都聽到，看到了，因為同在一個圓樓，沒有前窗，隻是鐵欄杆。各屋的事別屋能聽見，看見。我把打人的事對宋所長反映了。在宋所長還未製止的時候，第三號、十號、七號，也都接著打起人了。於是宋所長把十個組長集合到後院進行了批評，強調不許打人！打人犯錯誤。宋所長雖然這麽說了，可是李中候、沈重等人認為是為了促進同犯交待問題，打幾下沒關係，因此依舊打下去。這樣一來事情嚴重了。
下午，郭科長找我問劉榮第的情況，我說：“他能交待全部問題，不是頑固蛋，把他戴的小鐐子給下了吧。舊社會他是長春地麵上的人物，戴著鐐麵子不好看，思想有負擔，影響寫材料。他認識的人多，還能檢舉許多人。”
“他主要職務是什麽？”
“他是國民黨東北黨的人，後來又與畢澤宇——吉林參議會議長，1948年掛名哈爾濱市市長相勾結，給畢澤宇搖旗吶喊，畢澤宇任他為哈爾濱市社會局局長，長春參議員，他的政治關係比較複雜。”
劉榮第被下了腳鐐。他寫了不少材料，很能爭取。
我們這屋，問題交待不少，叢佩芝交待出一支八音槍，他把他爸爸檢舉了，他爸爸是某省的國民黨省黨部委員。這都是顯著的進步。我自己認為也有一分工作成績。
於宗元是個中學生，他隻有19歲，去年冬，他與兩個同學成立反共青年團，他是負責人，在長春市內各電影院貼反動標語，散發反動傳單。郭科長叫我了解他們的組織，人員及上級關係，兩天之後，郭科長把我提到他的辦公室，趙處長也在座，趙處長對我說：“你很辛苦哇，健康還好吧？”
“報告處長，我的身體很好，處長好。”
他叫我坐下，遞給我一支煙，郭科長從旁說：“於宗元的問題進行得怎麽樣？處長要了解一下。”
“於宗元是反共青年團的團長，另外一個同學是副團長，姓×，他家開一個木匠鋪。他們寫傳單，開會都到這個同學家。還有一個瓦匠支持他們，但不是上級。一個同學加入了他這個反共青年團。我問他為什麽反對共產黨？他說：‘我也不是有錢人，我家也沒有在國民黨幹事的。我看了一些偵探小說，見國民黨接收人員很氣派。認為不革命，不吃苦，不自己打江山，將來沒有出息。同時，我認為共產黨長不了，於是我與同學就成立反共青年團。’”
“有一些問題真是不可思議呀！”趙處長搖搖頭很慢地說出這句話來。
“我看應當把這個姓×的學生逮捕！”我沒加思考，就把這句話說出來了。
“不能隨便抓人，還要仔細考慮一下……”趙處長還要說什麽，又不說了。
當時我臉很紅，後悔失言。一個犯人，怎麽能在政府人員麵前說出這樣的話，第一，忘了身份；第二，還是軍統特務作風，隨便抓人，不管證據夠不夠，抓來再說；第三，這樣暴露自己的缺點，趙處長還能相信我嗎？
我與門光第談天，他從哈爾濱到長春，做投機倒把的買賣。在瀋陽與長春之間聯絡了一些奸商，公安局認為可疑而被捕。他被捕在五月底，進監較晚。對這次大鎮壓，他說：“這是全國性的大規模鎮壓反革命，長春抓了一千多人，除了押在公安總局，各公安分局也押滿了人。4月26日晚上來一個大逮捕，別的都市也是同一天抓的。公安局有一個科長與我同學，這個科長姓×，他告訴我那天夜裏，把公安局的幹部都留在總局，不準外出，口令是‘交通’。到了晚上7點，全市公安人員出動捕人，到5月15日這天開了全市公審大會，一次槍斃了150多人。叫這些人跪下，把帽子一抹，後麵戰士用機關槍掃射，第二次又槍斃了50多人，兩次有200人。這兩次，我都在場，這些人都是反革命、特務、建軍的，還有搞現行反革命活動的。聽說北京、瀋陽槍斃的更多。還有已經判了徒刑的，這回也槍斃了。”
他這一說，我感到後悔，5月15日我還不怎麽害怕，認為不會槍斃多少人，可聽他這麽一說，判了刑的還有處死的，那我就是很危險的了。所幸沒有被槍斃，又活到今天。是不是還有第三次鎮壓？那就聽天由命了。共產黨怎麽說怎麽有理，是辯證唯物主義，不殺也有理，殺了也有理，我又想，就是把我槍斃了，我比陳牧還多活了一年多，這也是寬大，不過我認為不會再槍斃我，我是北滿軍統特務寬大的典型，如果把我槍斃了，那人們就隻能說，沒有寬大，全是懲罰。況且我努力爭取，也有成績，到今天不會槍斃我了。我雖然這樣想，恐懼的心情還是有的，這是內心的矛盾。為什麽有這樣矛盾呢？因為我對鎮壓與寬大的標準和依據還不知道，雖然毛主席說“可殺與不殺之間，不殺”，但是其間的分野我不清楚，犯人也不知道。因此，有恐懼的心情也毫不奇怪。不過這時的恐懼與1949年春天的恐懼不一樣，現在的恐懼不嚴重，剎那間就過去了。
樓上十個組展開交待問題競賽，每個小組長都很焦急，要走在前頭，作出成績，互不相讓。因此，出了偏差。
首先，第六組組長李中候逼迫他那屋的一個犯人交血債，沒交血債，不叫吃飯，不給水喝，接著又開始打人，罰跪。打人的情形各組都聽到，看到了，因為同在一個圓樓，沒有前窗，隻是鐵欄杆。各屋的事別屋能聽見，看見。我把打人的事對宋所長反映了。在宋所長還未製止的時候，第三號、十號、七號，也都接著打起人了。於是宋所長把十個組長集合到後院進行了批評，強調不許打人！打人犯錯誤。宋所長雖然這麽說了，可是李中候、沈重等人認為是為了促進同犯交待問題，打幾下沒關係，因此依舊打下去。這樣一來事情嚴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