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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皮自白：一個軍統上校的筆記 作者：關夢齡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我有顧慮，真的美蔣打到東北，我就危險，共產黨不會把我放了，非把我殺了不可。我不希望到伊通，送到佳木斯或者滿洲裏那裏還比較安全。伊通距長春才90裏，沒有什麽安全可言。”
“這是你的錯誤想法，政府不會因為蔣美來了把你放掉，但也不會像你所想的那樣把你殺了。到伊通是暫時的，比較在長春好一些。”
“科長去不去？處長去不去？”
“我送你們到那兒就回來。”
“局內的處長、科長都留在長春，我們這些犯人怕什麽？”
“這是政府對你們的關懷，不要有錯誤想法。在去伊通的路上和到那以後，有什麽情況要隨時反映，不要馬馬虎虎。你先回去，待一會兒我集合你們16個人講話。”臨走，郭科長還給了我一盒紙菸。
約莫有半小時，郭科長在後小院召集我們16個人講話。這16個人有尚傳道、李寓春、楊文昌、徐克成、崔毓琛、張致文、王鼎百、張伯橋、穀口（日特），另外還有幾個蒙古王子和特務。郭科長叫大家不要有顧慮，並且說：“中國人民誌願軍已經過了鴨綠江，美國鬼子來不了，不要恐美，我們有力量打敗敵人！”
解散之後，大家收拾東西，有一些東西可以不帶。我把東西整理了一下，又給北京胞弟寫了一封信。我在10月中旬接到姐夫從北京來的信，他告訴我父親在1949年夏天故去，我的老婆回了徐州，在我嶽父那裏。家中一切東西皆由我弟弟掌管。他對我置之不理，老婆回徐州，他一個銅板也沒給。老婆隻身抱著孩子走了。弟弟這樣做太不應該，我要寫信說說。
大概3點鍾的樣子我們出發了。馬路旁的住戶還在熟睡中，有一家掛著紅窗簾，從裏麵射出光亮，似乎媽媽在給嬰兒餵乳，一個幸福的小家庭。我是不會有的。我自己反動，結果把一個家庭搞得生離死別。父親死了，我沒有盡忠盡孝。老婆回徐州怎麽過呢？自己今天押到這兒，明天押到那兒，到哪去都要夜間行進，見不得人。也難怪，我這種人叫人看見是頗不相當的。
早晨5點鍾左右天亮了，看到伊通的房子，家家戶戶燃起了炊煙，有幾個老頭在馬路邊上拾糞，有的趕車往城裏運柴草……我真羨慕他們的自由。坐了牢知道自由的樂趣，患了病曉得健康的可貴。
進了伊通縣城。我知道這地方不會有人認識我，我便大膽地東張西望。總也沒看到社會上的事物，感到一切都很新鮮；街旁有許多賣小吃的攤子，我發現有賣切糕的，我幼年就喜歡吃切糕。有賣花生米的，有賣油炸果的，這些東西我都想吃。有機會買一點，我還有幾十萬元錢呢。
車拐了幾個彎，在一家大門前停下，像是一個大糧棧的後門。大門打開，車開了進去。這是什麽地方？我們下了車，把東西往裏搬。搬到裏麵才看見有木柵欄。這是一個五間房的看守所。左兩間，右兩間，中間一間是走人的。屋內是對麵土炕。出來進去必須彎腰。我一看這地方太差了。沒辦法，進也得進，不進也得進，進去吧。我們住兩間，分四個炕，用木柵欄隔成四個監號，我們16個人，5個人一個監號，尚傳道單獨一個監號。各監距離很近，彼此能看見，隨便說話。我與徐克成、張伯橋、穀口、崔毓琛五人住裏邊一個監號。
這是伊通公安局看守所。五間監房，我們占了一半，那一半伊通公安局用。這兒的犯人說話我們能夠聽見。這兒看守所的製度與我們不一樣，他們的犯人一動就要報告，“報告，我咳嗽！”“報告，我小便！”“報告，我換一換腿！”“報告，我擦鼻涕！”“報告，我找虱子！”“報告，我扣褲鉤！”……一天的“報告”，彼落此起。看樣子都是鄉下人，或者是地主惡霸之流，長得土頭土腦。王所長對我們說：“你們彼此之間不要叫名字，叫號，叫人知道你們是誰不好。”
我叫尚傳道為希賢，他叫我夢齡。
我們來一班戰士，看守所隻有王所長一人，我們一切活動與伊通公安局的犯人隔開，隻有吃飯在一個鍋裏煮。高粱米飯，白菜湯。千篇一律。
有一天，我對王所長說：“這菜裏的鹽太少，咱們自己買點鹽，再買一點辣椒末。”
我們自己刷碗，掃地，晚飯後燒炕，各組輪班攤勤務。白天看書，晚上下象棋。坐在土炕上開“口頭宴會”：這個飯館子有什麽名菜？那個地方出產什麽好吃的？糖醋魚怎麽樣做？鍋貼雞怎麽做？你一句我一句，很有意思，津津樂道，臭味相同——對於舊的東西都那樣留戀，對於吃喝玩樂的生活都不願放棄。沒有人反對開“口頭宴會”。
到這之後沒有材料可寫，也沒有人找我。我利用這個機會跟崔毓琛學俄文。我們學習政治、經濟、學毛主席的《實踐論》，由楊文昌負責領導。楊文昌是大學副教授，後來參加了軍統，他是北平組的組員。解放後自首於北京，後來到了長春，在東北大學任副教授。他到長春報告過公安機關，因此他被捕後，公安局對他予以優待。他的理論知識很豐富，馬列主義也有所體會。他領導我們學習，大家很有心得。
到這裏沒幾天發生一件意外的事情。張伯橋是中統局長春區的總務科科長，北平大學畢業，英文很好，國文也不錯。他參加中統日期並不多，後來兼“長春特秘處”的調查組組長，由他收集情報殺害了一些地工人員。被捕後他始終認為自己必然被處死。每天老是搖頭嘆息，1949年在公安局把他案子結束了，1950年春把他解到長春監獄。大概考慮他是個危險人物，於是又把他解回公安局看守所。
“這是你的錯誤想法，政府不會因為蔣美來了把你放掉，但也不會像你所想的那樣把你殺了。到伊通是暫時的，比較在長春好一些。”
“科長去不去？處長去不去？”
“我送你們到那兒就回來。”
“局內的處長、科長都留在長春，我們這些犯人怕什麽？”
“這是政府對你們的關懷，不要有錯誤想法。在去伊通的路上和到那以後，有什麽情況要隨時反映，不要馬馬虎虎。你先回去，待一會兒我集合你們16個人講話。”臨走，郭科長還給了我一盒紙菸。
約莫有半小時，郭科長在後小院召集我們16個人講話。這16個人有尚傳道、李寓春、楊文昌、徐克成、崔毓琛、張致文、王鼎百、張伯橋、穀口（日特），另外還有幾個蒙古王子和特務。郭科長叫大家不要有顧慮，並且說：“中國人民誌願軍已經過了鴨綠江，美國鬼子來不了，不要恐美，我們有力量打敗敵人！”
解散之後，大家收拾東西，有一些東西可以不帶。我把東西整理了一下，又給北京胞弟寫了一封信。我在10月中旬接到姐夫從北京來的信，他告訴我父親在1949年夏天故去，我的老婆回了徐州，在我嶽父那裏。家中一切東西皆由我弟弟掌管。他對我置之不理，老婆回徐州，他一個銅板也沒給。老婆隻身抱著孩子走了。弟弟這樣做太不應該，我要寫信說說。
大概3點鍾的樣子我們出發了。馬路旁的住戶還在熟睡中，有一家掛著紅窗簾，從裏麵射出光亮，似乎媽媽在給嬰兒餵乳，一個幸福的小家庭。我是不會有的。我自己反動，結果把一個家庭搞得生離死別。父親死了，我沒有盡忠盡孝。老婆回徐州怎麽過呢？自己今天押到這兒，明天押到那兒，到哪去都要夜間行進，見不得人。也難怪，我這種人叫人看見是頗不相當的。
早晨5點鍾左右天亮了，看到伊通的房子，家家戶戶燃起了炊煙，有幾個老頭在馬路邊上拾糞，有的趕車往城裏運柴草……我真羨慕他們的自由。坐了牢知道自由的樂趣，患了病曉得健康的可貴。
進了伊通縣城。我知道這地方不會有人認識我，我便大膽地東張西望。總也沒看到社會上的事物，感到一切都很新鮮；街旁有許多賣小吃的攤子，我發現有賣切糕的，我幼年就喜歡吃切糕。有賣花生米的，有賣油炸果的，這些東西我都想吃。有機會買一點，我還有幾十萬元錢呢。
車拐了幾個彎，在一家大門前停下，像是一個大糧棧的後門。大門打開，車開了進去。這是什麽地方？我們下了車，把東西往裏搬。搬到裏麵才看見有木柵欄。這是一個五間房的看守所。左兩間，右兩間，中間一間是走人的。屋內是對麵土炕。出來進去必須彎腰。我一看這地方太差了。沒辦法，進也得進，不進也得進，進去吧。我們住兩間，分四個炕，用木柵欄隔成四個監號，我們16個人，5個人一個監號，尚傳道單獨一個監號。各監距離很近，彼此能看見，隨便說話。我與徐克成、張伯橋、穀口、崔毓琛五人住裏邊一個監號。
這是伊通公安局看守所。五間監房，我們占了一半，那一半伊通公安局用。這兒的犯人說話我們能夠聽見。這兒看守所的製度與我們不一樣，他們的犯人一動就要報告，“報告，我咳嗽！”“報告，我小便！”“報告，我換一換腿！”“報告，我擦鼻涕！”“報告，我找虱子！”“報告，我扣褲鉤！”……一天的“報告”，彼落此起。看樣子都是鄉下人，或者是地主惡霸之流，長得土頭土腦。王所長對我們說：“你們彼此之間不要叫名字，叫號，叫人知道你們是誰不好。”
我叫尚傳道為希賢，他叫我夢齡。
我們來一班戰士，看守所隻有王所長一人，我們一切活動與伊通公安局的犯人隔開，隻有吃飯在一個鍋裏煮。高粱米飯，白菜湯。千篇一律。
有一天，我對王所長說：“這菜裏的鹽太少，咱們自己買點鹽，再買一點辣椒末。”
我們自己刷碗，掃地，晚飯後燒炕，各組輪班攤勤務。白天看書，晚上下象棋。坐在土炕上開“口頭宴會”：這個飯館子有什麽名菜？那個地方出產什麽好吃的？糖醋魚怎麽樣做？鍋貼雞怎麽做？你一句我一句，很有意思，津津樂道，臭味相同——對於舊的東西都那樣留戀，對於吃喝玩樂的生活都不願放棄。沒有人反對開“口頭宴會”。
到這之後沒有材料可寫，也沒有人找我。我利用這個機會跟崔毓琛學俄文。我們學習政治、經濟、學毛主席的《實踐論》，由楊文昌負責領導。楊文昌是大學副教授，後來參加了軍統，他是北平組的組員。解放後自首於北京，後來到了長春，在東北大學任副教授。他到長春報告過公安機關，因此他被捕後，公安局對他予以優待。他的理論知識很豐富，馬列主義也有所體會。他領導我們學習，大家很有心得。
到這裏沒幾天發生一件意外的事情。張伯橋是中統局長春區的總務科科長，北平大學畢業，英文很好，國文也不錯。他參加中統日期並不多，後來兼“長春特秘處”的調查組組長，由他收集情報殺害了一些地工人員。被捕後他始終認為自己必然被處死。每天老是搖頭嘆息，1949年在公安局把他案子結束了，1950年春把他解到長春監獄。大概考慮他是個危險人物，於是又把他解回公安局看守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