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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皮自白：一個軍統上校的筆記 作者：關夢齡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我也問了他一些日本特工的情況。按他說，日本特工也有一套，比如在北京的一個日本特務頭子，和北京人一樣，化名“王二爺”。他就是日本特工技術較好的一個。日特在中國活動多數是收買利用中國人當腿子。日本錢多，隻要肯花錢在中國的特工就能搞好。所以說，日本特務技術在中國沒有完全發生作用，發生作用的隻是運用中國人。
我聽了竹中的這些話想起1945年，“九?三”勝利後，軍統局的特務在北京首先要逮捕日本特務頭子“王二爺”，但是沒有抓到。據說“王二爺”自小在北京長大，一口北京話，生活習慣也是北京化。所以很容易潛逃。這種特務技術就相當高。
1937年抗戰開始，綏遠的一個喇嘛廟走了一個喇嘛，這個喇嘛在這個廟已經7年，平素誰也不知道他是什麽人，以後才知道他是日本特務。這樣的潛伏工作也做得好。再舉一件醜事，傅作義部隊用的包頭以西的軍事地圖都是日本關東軍測量局的，而不是我們參謀本部的。說明日本特務技術是很高的。
竹中，在哈爾濱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幹了多年，但對於特務外勤知道得不多。
我把寫成的這本特務技術材料交給了郭股長。我對郭股長說：
“我這本材料，在被捕的這些東北軍統特務裏，是不一定有人能寫得出來的。”
郭股長笑著說：“又自滿了，你還能寫很多東西，這屋子裏有紙有筆，有時間你就寫。”
我們屋四個人，開了一個會，做了一個學習時間規定：早飯後到晚飯前，是各人寫材料時間；晚飯後到睡覺前是自己學習時間。竹中的俄文好，徐克成的日語好。我要學習外國語，徐克成說可以學習俄語。我就與竹中掛鉤，我教他中國話，他教我俄文。每天一小時俄文學習。這些我對郭股長說了，他說可以，不過指示：“不要耽誤寫材料的時間。”由這以後每天學習俄文，於看守有本俄文讀本，我就利用這個讀本學習，把這本書都抄下來了。
4月中旬，有一天郭股長把我們的門打開，領進一個穿灰棉軍服的人，也有三十六七歲，高個白臉。郭股長走了，我問他從哪來，他說了幾句話，聽不出來是哪兒的人，不像北京口音，有點像東北話。我正猜測的時候，徐克成發現他一進屋就注意竹中寫的日文材料，果然是日本人。他是日本特務，叫穀口。抗戰時在山西，“九?三”勝利後，到長春給美特做工作。解放後他沒有跑了，潛入到解放團冒名國民黨軍官，好幾年才把他查出來，送到公安局。他這一來竹中有了同鄉了，徐克成也能說日本話，於是這屋就不斷日本話了。
在5月的上旬，我看報紙，看到反動派還不斷派特務到大陸進行反革命活動。我想我到台灣去做人民政府的地下工作可不可以呢？完全可以。我設計，先到西康的西昌，從那再往雲南走，轉道香港，再去台灣。到了台灣就說解放後我逃到瀋陽的一個親屬家中潛伏，後來不能潛伏了，才一步一步地逃到西昌。這樣潛回軍統特務機關，我能夠給人民做很多事情。可是真的回到軍統特務機關，被特務識破，給我一上刑，我是堅持到底呢？還是說實話呢？我與項迺光從長春向外突圍未成，我們倆人分手的時候，他說：“咱們這樣辦吧，自己想辦法走，誰到了北京，或到了南京，就把咱們突圍的情況報告給局本部。”我在長春沒跑了，北京也沒有我，又沒到南京，特務機關還不考慮我的下落？再說，我到長春市公安局，東北的這些特務誰都知道。這些特務如果有一個被釋放，能不出去講我的問題嗎？另外特務在東北的潛伏組織真的一個也沒有了嗎？不一定。回到特務機關，我還可以說，我是迫於當時環境假自首。這樣可以說得過去。最後我決定無論如何要給人民做一些事情，犧牲生命，在所不惜。至於政府準不準許那是政府的問題。我左思右想就把這些計劃當麵報告了郭股長。
他聽了我這些話說：“你可以寫一個報告。”
我回去寫一個報告，呈給了政府。這個報告呈上去之後，沒有回音。我當然也不好問，以後就作罷了。
6月底，美帝侵略朝鮮。東北各地的反動殘餘分子利用這個機會自發地進行反革命活動。長春公安局逮捕了一些現行反革命分子。一天郭股長找我，對我說：“新逮捕了一些人，屬現行反革命。你搬到他們屋住，有什麽情況隨時反映。”
我化名郭依平，因為我二老婆叫郭依平。這個名字是我給她起的。今天我就掛這個名在監號活動。
接觸的第一個對象是孫×，汽車司機。他的姐姐在長春一個軍醫院當護士長。1949年與醫院的一個老幹部結婚。後來，這個醫院的秘書被暗殺，這老幹部失蹤。公安局便認為孫×的姐姐有嫌疑，抓來押在小紅樓樓下二號。押了幾天又把她的弟弟抓來，押在小紅樓樓上十三號。我到這個監號、什麽也沒拿，空身進屋。門開之後，看守在門口厲聲地說：“你們倆，認識不認識？”
“不認識。”他說，我也這樣說。
門一鎖，看守走了。石灰地上什麽也沒有，坐下太涼，我便把鞋墊在屁股下。吃完晚飯，他看看沒有看守戰士，便小聲問我：“你怎麽來的？”
我聽了竹中的這些話想起1945年，“九?三”勝利後，軍統局的特務在北京首先要逮捕日本特務頭子“王二爺”，但是沒有抓到。據說“王二爺”自小在北京長大，一口北京話，生活習慣也是北京化。所以很容易潛逃。這種特務技術就相當高。
1937年抗戰開始，綏遠的一個喇嘛廟走了一個喇嘛，這個喇嘛在這個廟已經7年，平素誰也不知道他是什麽人，以後才知道他是日本特務。這樣的潛伏工作也做得好。再舉一件醜事，傅作義部隊用的包頭以西的軍事地圖都是日本關東軍測量局的，而不是我們參謀本部的。說明日本特務技術是很高的。
竹中，在哈爾濱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幹了多年，但對於特務外勤知道得不多。
我把寫成的這本特務技術材料交給了郭股長。我對郭股長說：
“我這本材料，在被捕的這些東北軍統特務裏，是不一定有人能寫得出來的。”
郭股長笑著說：“又自滿了，你還能寫很多東西，這屋子裏有紙有筆，有時間你就寫。”
我們屋四個人，開了一個會，做了一個學習時間規定：早飯後到晚飯前，是各人寫材料時間；晚飯後到睡覺前是自己學習時間。竹中的俄文好，徐克成的日語好。我要學習外國語，徐克成說可以學習俄語。我就與竹中掛鉤，我教他中國話，他教我俄文。每天一小時俄文學習。這些我對郭股長說了，他說可以，不過指示：“不要耽誤寫材料的時間。”由這以後每天學習俄文，於看守有本俄文讀本，我就利用這個讀本學習，把這本書都抄下來了。
4月中旬，有一天郭股長把我們的門打開，領進一個穿灰棉軍服的人，也有三十六七歲，高個白臉。郭股長走了，我問他從哪來，他說了幾句話，聽不出來是哪兒的人，不像北京口音，有點像東北話。我正猜測的時候，徐克成發現他一進屋就注意竹中寫的日文材料，果然是日本人。他是日本特務，叫穀口。抗戰時在山西，“九?三”勝利後，到長春給美特做工作。解放後他沒有跑了，潛入到解放團冒名國民黨軍官，好幾年才把他查出來，送到公安局。他這一來竹中有了同鄉了，徐克成也能說日本話，於是這屋就不斷日本話了。
在5月的上旬，我看報紙，看到反動派還不斷派特務到大陸進行反革命活動。我想我到台灣去做人民政府的地下工作可不可以呢？完全可以。我設計，先到西康的西昌，從那再往雲南走，轉道香港，再去台灣。到了台灣就說解放後我逃到瀋陽的一個親屬家中潛伏，後來不能潛伏了，才一步一步地逃到西昌。這樣潛回軍統特務機關，我能夠給人民做很多事情。可是真的回到軍統特務機關，被特務識破，給我一上刑，我是堅持到底呢？還是說實話呢？我與項迺光從長春向外突圍未成，我們倆人分手的時候，他說：“咱們這樣辦吧，自己想辦法走，誰到了北京，或到了南京，就把咱們突圍的情況報告給局本部。”我在長春沒跑了，北京也沒有我，又沒到南京，特務機關還不考慮我的下落？再說，我到長春市公安局，東北的這些特務誰都知道。這些特務如果有一個被釋放，能不出去講我的問題嗎？另外特務在東北的潛伏組織真的一個也沒有了嗎？不一定。回到特務機關，我還可以說，我是迫於當時環境假自首。這樣可以說得過去。最後我決定無論如何要給人民做一些事情，犧牲生命，在所不惜。至於政府準不準許那是政府的問題。我左思右想就把這些計劃當麵報告了郭股長。
他聽了我這些話說：“你可以寫一個報告。”
我回去寫一個報告，呈給了政府。這個報告呈上去之後，沒有回音。我當然也不好問，以後就作罷了。
6月底，美帝侵略朝鮮。東北各地的反動殘餘分子利用這個機會自發地進行反革命活動。長春公安局逮捕了一些現行反革命分子。一天郭股長找我，對我說：“新逮捕了一些人，屬現行反革命。你搬到他們屋住，有什麽情況隨時反映。”
我化名郭依平，因為我二老婆叫郭依平。這個名字是我給她起的。今天我就掛這個名在監號活動。
接觸的第一個對象是孫×，汽車司機。他的姐姐在長春一個軍醫院當護士長。1949年與醫院的一個老幹部結婚。後來，這個醫院的秘書被暗殺，這老幹部失蹤。公安局便認為孫×的姐姐有嫌疑，抓來押在小紅樓樓下二號。押了幾天又把她的弟弟抓來，押在小紅樓樓上十三號。我到這個監號、什麽也沒拿，空身進屋。門開之後，看守在門口厲聲地說：“你們倆，認識不認識？”
“不認識。”他說，我也這樣說。
門一鎖，看守走了。石灰地上什麽也沒有，坐下太涼，我便把鞋墊在屁股下。吃完晚飯，他看看沒有看守戰士，便小聲問我：“你怎麽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