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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皮自白：一個軍統上校的筆記 作者：關夢齡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這四個人走了，監房又恢復了原來的沉靜。陳牧與印匡時的號數犯人都知道。到我這屋沒叫張逸民的號數，隻說“你出來”，犯人們很可能以為把我叫出去了，所以我咳嗽了一聲，告訴關心我的人：我沒有走。
他們這樣走沒個好，是開鬥爭大會吧？什麽場麵呢？想不出來一個輪廓，也沒有具體的聽說過。小說裏有鬥爭地主惡霸的描寫——大會上要控訴地主的罪惡，然後宣判等等。如果要控訴陳牧，他的罪與我的罪差不了多少。
陳牧是北京朝陽大學畢業，當時朝陽大學法律係是最好的。他畢業以後，入軍統的“黔訓班”受特務訓練，以後到淪陷區幹潛伏工作。1946年調到長春督察處充偵審室中校主任，1947年冬因貪汙撤職，押了二個月。釋放調充吉林組副組長。他沒到吉林，仍住長春。1948年3月督察處的審訊工作忙，副處長張國卿念他是“黔訓班”的同學，叫他協助審訊。4月，張國卿升為處長，又把陳牧調回來，仍充偵審室主任。陳牧與軍統長春站站長項迺光是同鄉，都是遼寧開原縣人，所以項迺光對陳牧再回督察處也不反對。
陳牧吸食鴉片，為人陰險毒辣。不說別的，他與老婆吵架，操起椅子打過去，把老婆的頭部打出血。這件事就發生在解放前的半個月。對老婆尚且如此，對別人就可想而知了。
督察處的人，凡是他領導的特務，如偵審室的人，看守所的人，都怕他。他愛發脾氣，接著就打人。看守所所長石玉璞常挨他的耳光。石玉璞對我說：“給我調一調吧，我的能力實在不行。”他不是能力不行，是怕挨陳牧的打。
對自己的人還這樣，對犯人就不用說了，因此人們給他起了個外號叫“陳扒皮”。
1948年4月，他到長春大馬路重慶飯店去吃便飯。重慶飯店在長春是一個比較大的飯館。經理姓莊，是個很活躍的商人，認識長春不少高級官員，在警備司令部裏也認識不少處長和科長，但督察處他不熟悉。陳牧要了兩個菜，不合口味，價錢還貴。陳牧發了脾氣，茶房下樓把莊經理找來。莊經理排解一番，陳牧仍不講理，莊經理就與陳牧吵了起來。陳牧一生氣拂袖而去。回到督察處，陳牧把政治犯的案卷拿出來查了查，接著就從看守所提出一個新抓來的政治犯，問這個犯人：“你從哈爾濱到長春，見了幾次莊經理？莊經理給你幾份情報？
這個犯人答覆不上來，於是用刑，把這個犯人打得糊裏糊塗不能不“承認”。於是陳牧就派人把重慶飯店莊經理抓來，抓來之後，不問青紅皂白，先把莊經理重打一頓，然後押了起來。
第二天上班，陳牧對我說：“昨天夜裏審訊，一個八路地工人員供稱重慶飯店莊經理與他有關係，並且說莊經理最近要到哈爾濱去，我怕他逃走，當時沒有來得及向您報告，就把他抓了來，現在我補一個報告。”
按督察處規定，未經督察長批準是不能抓人的。他這樣一說，我因不知內情，就同意了。他又對莊經理百般拷打。莊經理家中託了許多人，以後又托到我這兒，我告訴陳牧把莊經理釋放。這一押重慶飯店關門了，莊經理花了很多錢，一下便垮台了。莊經理被釋放之後，對人說：“這回我才知道督察處的厲害！簡直不講理，叫人沒有法子活。”
像這種無中生有的方法，是一般特務所想不到的，可是陳牧不但想得出來，還能做得出來。
再有，陳牧的審訊“本事”極強，督察處處長張國卿對我說：“什麽案子，隻要到陳主任的手，就能審得出來，審訊能力比法官強得多。”
陳牧的確比法官有辦法，他能把被審的人繞在裏麵。比如審訊地工人員：“你到解放區把長春的物價說出去了吧？談談物價，什麽東西貴，什麽東西賤，沒有什麽關係？”
對方沒有考慮其他，就承認了這一點。然而到了陳牧的筆下就是“多次往返哈爾濱與長春之間，收集我方經濟情報，調查物價，供給奸匪……”被訊問的人還認為沒有什麽關係，可是已被簽處死刑。類似這樣的審訊多得很，我也懂得不少。
陳牧在1948年審了一個地工案件，內中有一個長春大學的女學生杜鳴蘭。由於這個案子不能構成“奸匪”之罪，原始情況也不具體，就把杜鳴蘭等人開釋了。到4月，辦了一個政治案件，又牽涉到杜鳴蘭。怎麽牽涉的我不知道，是不是陳牧故意牽涉的？不能肯定。這個案子要結案的時候，一個晚上，陳牧把杜鳴蘭提出來，威脅要處死她。杜鳴蘭哀求他，他就把杜鳴蘭強姦了。結果這個案子多數人被殺，杜鳴蘭沒有被殺。這件事，南京來密令，叫我查。我包庇了陳牧。特務們不滿意：“抓到八路應該殺，不該強姦。強姦女犯，縱放八路，是犯團體紀律。”
陳牧的罪是數不盡的，還有一個我始終不明白的案子。1946年一個共產黨機關幹部從哈爾濱來到長春，他叫李文宣，他老婆叫韓瑛。到了長春之後，說是向國民黨投降的。督察處把李文宣轉送到瀋陽東北行營二處，該處處長文強把李文宣又派到長春督察處工作，並叫從優敘用。督察處便給李文宣一個中校偵審員的職務。1947年冬，督察處處長由安震東接充，陳牧對安震東不滿，說：“安震東不學無術，什麽也不懂，連公事都不會批。”類似這樣的話很多，李文宣報告了安震東。安震東就借陳牧貪汙把他押了起來，並且撤了職。到1948年2月，安震東升充警備司令部參謀長，督察處處長由副處長張國卿升充。張國卿與陳牧是同學，私交甚好，於是又把陳牧調回督察處。陳牧說李文宣是假投降，列出許多理由。他對我說；“李文宣不是真投誠，第一，他在偵審案件時，對刑事案件往死裏追，看上去工作很努力，可是對奸匪案件，他總是審不出來。到他手的政治犯就簽釋放。除夕的晚上，您在場，女八路龐靜這個案子，原情報說她從哈爾濱到長春，結交了一些新一軍軍官的眷屬作為掩護，以便收集我方各種情報。李文宣對龐靜的訊問是這樣問的：‘你到長春幹什麽來了？你有沒有組織？’這樣問犯人是給犯人開脫，應當問，‘你在長春先後收集了多少份軍事情報？’或者問，‘你在長春什麽時候開始收集情報？你把情報收集好了之後怎樣送走的？’第二個問題應當問，‘你們小組有多少人？’或者問，‘你領導幾個人？’‘你歸誰領導？’不能問你有沒有組織？這事，你在場還對他申斥了！這是他的可疑的地方；第二，社會關係複雜，他每天外出，東一趟西一趟，亂跑一陣。因為他家住在督察處院子裏外人不敢到這裏接頭，他隻好到外麵去。我聽說他有一些朋友是從哈爾濱來的；第三，他的錢很充裕，如果不是有人接濟他，他不會比我們有錢。根據這些可疑之處，我說他是假投誠。”
他們這樣走沒個好，是開鬥爭大會吧？什麽場麵呢？想不出來一個輪廓，也沒有具體的聽說過。小說裏有鬥爭地主惡霸的描寫——大會上要控訴地主的罪惡，然後宣判等等。如果要控訴陳牧，他的罪與我的罪差不了多少。
陳牧是北京朝陽大學畢業，當時朝陽大學法律係是最好的。他畢業以後，入軍統的“黔訓班”受特務訓練，以後到淪陷區幹潛伏工作。1946年調到長春督察處充偵審室中校主任，1947年冬因貪汙撤職，押了二個月。釋放調充吉林組副組長。他沒到吉林，仍住長春。1948年3月督察處的審訊工作忙，副處長張國卿念他是“黔訓班”的同學，叫他協助審訊。4月，張國卿升為處長，又把陳牧調回來，仍充偵審室主任。陳牧與軍統長春站站長項迺光是同鄉，都是遼寧開原縣人，所以項迺光對陳牧再回督察處也不反對。
陳牧吸食鴉片，為人陰險毒辣。不說別的，他與老婆吵架，操起椅子打過去，把老婆的頭部打出血。這件事就發生在解放前的半個月。對老婆尚且如此，對別人就可想而知了。
督察處的人，凡是他領導的特務，如偵審室的人，看守所的人，都怕他。他愛發脾氣，接著就打人。看守所所長石玉璞常挨他的耳光。石玉璞對我說：“給我調一調吧，我的能力實在不行。”他不是能力不行，是怕挨陳牧的打。
對自己的人還這樣，對犯人就不用說了，因此人們給他起了個外號叫“陳扒皮”。
1948年4月，他到長春大馬路重慶飯店去吃便飯。重慶飯店在長春是一個比較大的飯館。經理姓莊，是個很活躍的商人，認識長春不少高級官員，在警備司令部裏也認識不少處長和科長，但督察處他不熟悉。陳牧要了兩個菜，不合口味，價錢還貴。陳牧發了脾氣，茶房下樓把莊經理找來。莊經理排解一番，陳牧仍不講理，莊經理就與陳牧吵了起來。陳牧一生氣拂袖而去。回到督察處，陳牧把政治犯的案卷拿出來查了查，接著就從看守所提出一個新抓來的政治犯，問這個犯人：“你從哈爾濱到長春，見了幾次莊經理？莊經理給你幾份情報？
這個犯人答覆不上來，於是用刑，把這個犯人打得糊裏糊塗不能不“承認”。於是陳牧就派人把重慶飯店莊經理抓來，抓來之後，不問青紅皂白，先把莊經理重打一頓，然後押了起來。
第二天上班，陳牧對我說：“昨天夜裏審訊，一個八路地工人員供稱重慶飯店莊經理與他有關係，並且說莊經理最近要到哈爾濱去，我怕他逃走，當時沒有來得及向您報告，就把他抓了來，現在我補一個報告。”
按督察處規定，未經督察長批準是不能抓人的。他這樣一說，我因不知內情，就同意了。他又對莊經理百般拷打。莊經理家中託了許多人，以後又托到我這兒，我告訴陳牧把莊經理釋放。這一押重慶飯店關門了，莊經理花了很多錢，一下便垮台了。莊經理被釋放之後，對人說：“這回我才知道督察處的厲害！簡直不講理，叫人沒有法子活。”
像這種無中生有的方法，是一般特務所想不到的，可是陳牧不但想得出來，還能做得出來。
再有，陳牧的審訊“本事”極強，督察處處長張國卿對我說：“什麽案子，隻要到陳主任的手，就能審得出來，審訊能力比法官強得多。”
陳牧的確比法官有辦法，他能把被審的人繞在裏麵。比如審訊地工人員：“你到解放區把長春的物價說出去了吧？談談物價，什麽東西貴，什麽東西賤，沒有什麽關係？”
對方沒有考慮其他，就承認了這一點。然而到了陳牧的筆下就是“多次往返哈爾濱與長春之間，收集我方經濟情報，調查物價，供給奸匪……”被訊問的人還認為沒有什麽關係，可是已被簽處死刑。類似這樣的審訊多得很，我也懂得不少。
陳牧在1948年審了一個地工案件，內中有一個長春大學的女學生杜鳴蘭。由於這個案子不能構成“奸匪”之罪，原始情況也不具體，就把杜鳴蘭等人開釋了。到4月，辦了一個政治案件，又牽涉到杜鳴蘭。怎麽牽涉的我不知道，是不是陳牧故意牽涉的？不能肯定。這個案子要結案的時候，一個晚上，陳牧把杜鳴蘭提出來，威脅要處死她。杜鳴蘭哀求他，他就把杜鳴蘭強姦了。結果這個案子多數人被殺，杜鳴蘭沒有被殺。這件事，南京來密令，叫我查。我包庇了陳牧。特務們不滿意：“抓到八路應該殺，不該強姦。強姦女犯，縱放八路，是犯團體紀律。”
陳牧的罪是數不盡的，還有一個我始終不明白的案子。1946年一個共產黨機關幹部從哈爾濱來到長春，他叫李文宣，他老婆叫韓瑛。到了長春之後，說是向國民黨投降的。督察處把李文宣轉送到瀋陽東北行營二處，該處處長文強把李文宣又派到長春督察處工作，並叫從優敘用。督察處便給李文宣一個中校偵審員的職務。1947年冬，督察處處長由安震東接充，陳牧對安震東不滿，說：“安震東不學無術，什麽也不懂，連公事都不會批。”類似這樣的話很多，李文宣報告了安震東。安震東就借陳牧貪汙把他押了起來，並且撤了職。到1948年2月，安震東升充警備司令部參謀長，督察處處長由副處長張國卿升充。張國卿與陳牧是同學，私交甚好，於是又把陳牧調回督察處。陳牧說李文宣是假投降，列出許多理由。他對我說；“李文宣不是真投誠，第一，他在偵審案件時，對刑事案件往死裏追，看上去工作很努力，可是對奸匪案件，他總是審不出來。到他手的政治犯就簽釋放。除夕的晚上，您在場，女八路龐靜這個案子，原情報說她從哈爾濱到長春，結交了一些新一軍軍官的眷屬作為掩護，以便收集我方各種情報。李文宣對龐靜的訊問是這樣問的：‘你到長春幹什麽來了？你有沒有組織？’這樣問犯人是給犯人開脫，應當問，‘你在長春先後收集了多少份軍事情報？’或者問，‘你在長春什麽時候開始收集情報？你把情報收集好了之後怎樣送走的？’第二個問題應當問，‘你們小組有多少人？’或者問，‘你領導幾個人？’‘你歸誰領導？’不能問你有沒有組織？這事，你在場還對他申斥了！這是他的可疑的地方；第二，社會關係複雜，他每天外出，東一趟西一趟，亂跑一陣。因為他家住在督察處院子裏外人不敢到這裏接頭，他隻好到外麵去。我聽說他有一些朋友是從哈爾濱來的；第三，他的錢很充裕，如果不是有人接濟他，他不會比我們有錢。根據這些可疑之處，我說他是假投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