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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皮自白：一個軍統上校的筆記 作者：關夢齡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我回頭一看，地下灑滿了油、白麵。這不是吃是糟蹋。這是家敗人亡的景象。
我遇到了表弟苗可成，他是我姨母的兒子，在1947年11月24日隨我一塊從瀋陽飛到長春的，我保他為新七軍諜報隊的隊副，後來是組長。這個時候他問我怎麽辦，我告訴他隨尉官去吉林。於是他就找來了七八個諜報隊的組長和組員。
10月21日的早上，李潤棠說：“咱們都去吉林，你跟我坐一個車去吧。”
我說：“不能坐車，以免暴露身份。”
上午10點，新七軍的尉官在警備司令部院子集合。焦副官給我一件美國呢子大衣，領子很高，這件衣服對我非常合適。李潤棠告別時對我說：“一切保重，要小心謹慎，我認為關夢齡是個有辦法的人，不會束手無策，吉人天相。再見。”我感到李潤棠這個湖南人對我很義氣，我把手上一塊西馬牌手錶擼下來送給了趙小姐。
院子裏擠滿了人，亂吵亂嚷，不像是隊伍，仿佛廟會一樣。有人喊站隊，喊了半天才站了幾行隊伍，苗可成、陳震寰、李繼先，七八個人與我站在一起。他們抬了一箱餅幹。從警備司令部院出來，奔空軍司令部，七馬路督察處……路兩旁站了不少老百姓，我把大衣領高高的立起，把帽簷扣在眼睛上，整個臉外人看不清楚。所謂敗兵之將不如喪家之犬，一點也不錯呀。經過督察處時我望了一眼，門口什麽也沒有，往日的威嚴，剎那化為雲煙，一切都完了。
下級軍官和士兵並不在乎這些。在路邊休息時，我看到一個士兵賣自行車，他要100萬元，老百姓給60萬元（東北流通券），這個士兵說：“你再加5萬元就賣給你，這個自行車是新的，65萬元你占了便宜。其實我們的機關槍、大炮都給你們了，還在乎這輛車？拿去，加五萬也可以，不加也沒關係，都是中國人。”隻有團長以上的官，才現出特別難過的表情。有的兩眼微紅，似乎掉了淚，我心想：事已至此，難過也是無益。
每次坐下休息，苗可成他們便坐在我的周圍恐怕別人看見我。路上，全是新七軍的官兵，有坐汽車的，有騎自行車的，有徒步的。秩序紊亂，不成樣子。我正往前一步一步地走著，忽然一輛吉普車停在我身旁，我一看是軍部陳處長和幾個人。他叫我坐車，我堅持不肯，他們又上路了。這樣一來，隊伍裏有人知道我了。我心中非常不安。
火車到吉林車站已經是夜裏9點半鍾。下車之後，由解放軍武裝戰士押著往解放團走。沿馬路都站著崗哨，隊伍已沒有隊形，零零落落。路上遇著一個賣醬肉的，一群官兵圍上去，把醬肉搶光了。賣肉的小販喊起來：“你們是幹什麽的？不是隊伍簡直是土匪！在長春你們搶人，到吉林還搶人。”解放軍戰士也沒法子，隻好對那個小販說：“你走吧，找不到人了。”
走了兩個多鍾頭，到了一個有鐵絲網的大院子，說是叫北大營。進院之後，按人數編隊，坐在院裏等著開飯。到過夜兩點飯才煮好，苞米幹飯、白菜土豆湯。一點也不好吃。吃飯時，我看見了李濟才（警備司令部參二科科長，後調充五十六師中校副官主任）、方學儒（東北剿總二處第三組組長）。李濟才的那個日本下女現在成了他的老婆，她懷裏抱著一個嬰兒。他們怕我與他們說話，躲著我，其實我也怕他們招呼我。心想，我是個危險人物呀，都怕我牽連了他們。
吃完飯，又集合。走了許久，天亮時走到了船營中心小學校。解放軍戰士把著大門。在院裏又編隊，又分班，又舉班長。我們這八九個人，我指定陳震寰為班長，他比較能辦事。我們這一隊共100人，10個班，被安置在一個大教室裏。教室地下鋪著穀草，分成十塊、一個班一塊。我們這個班在中間一塊。我看到牆上有黑板，還有批評與表揚的文字。這裏沒有大夥房，是由區政府給米，給柴，發動老鄉煮飯。晚上吃的是高粱米小豆幹飯，燉白菜豆腐，很好吃，頗有家鄉風味。
院裏有許多送飯老鄉，我看無人監視，就與他們談了起來。先從東西貴不貴談起，談到黃金，國民黨，共產黨，路條、戶口，以至到瀋陽好走不好走？最後我問他：“明天你還來不？”“不一定，我們輪班往這送飯。”我計劃利用這個老鄉，決定明天進一步做工作。
這是尉官解放團，有1000多人，年齡都在30歲以下，很少有四十歲的。新一軍的京劇團，新七軍的政工隊，與我在一個屋子住。這些人小孩子一樣的脾氣，不是吃就是唱。他們把美式大衣賣了，到街上吃大燉肉。長春吃不到豬肉，吉林的豬肉一萬元一斤，便宜。大門站著戰士，凡是請假就可以出去。解放團內隻有幾個幹部，忙不過來，許多軍官在大門口一擠就出去了。站崗的年輕戰士阻攔不住。後來，根本也不請假了，秩序特別亂。
過了不久解放團成立一個小賣店，賣香菸、麻花、燒餅、花生米、雞蛋、糖塊……應有盡有。據說成立這個小賣店是為了便利投降人員生活需要；另一方麵，這個學校作了解放團，損失了很多用具，用小賣店的盈利作為將來補修的費用。擔任售貨員的都是小學校的男女教員。
解放團內不但有尉官，也有尉官的眷屬。有眷屬的尉官住在一個大屋子，一個家眷一塊地方。這些眷屬們不斷的吵鬧、打架、女人埋怨男人：“我說不來吉林，你說到吉林有辦法，有什麽辦法？住沒住的地方，站沒站的地方，這成了討飯的。放好日子你不叫我過，叫我跟你受這個罪，你真害人哪！”
我遇到了表弟苗可成，他是我姨母的兒子，在1947年11月24日隨我一塊從瀋陽飛到長春的，我保他為新七軍諜報隊的隊副，後來是組長。這個時候他問我怎麽辦，我告訴他隨尉官去吉林。於是他就找來了七八個諜報隊的組長和組員。
10月21日的早上，李潤棠說：“咱們都去吉林，你跟我坐一個車去吧。”
我說：“不能坐車，以免暴露身份。”
上午10點，新七軍的尉官在警備司令部院子集合。焦副官給我一件美國呢子大衣，領子很高，這件衣服對我非常合適。李潤棠告別時對我說：“一切保重，要小心謹慎，我認為關夢齡是個有辦法的人，不會束手無策，吉人天相。再見。”我感到李潤棠這個湖南人對我很義氣，我把手上一塊西馬牌手錶擼下來送給了趙小姐。
院子裏擠滿了人，亂吵亂嚷，不像是隊伍，仿佛廟會一樣。有人喊站隊，喊了半天才站了幾行隊伍，苗可成、陳震寰、李繼先，七八個人與我站在一起。他們抬了一箱餅幹。從警備司令部院出來，奔空軍司令部，七馬路督察處……路兩旁站了不少老百姓，我把大衣領高高的立起，把帽簷扣在眼睛上，整個臉外人看不清楚。所謂敗兵之將不如喪家之犬，一點也不錯呀。經過督察處時我望了一眼，門口什麽也沒有，往日的威嚴，剎那化為雲煙，一切都完了。
下級軍官和士兵並不在乎這些。在路邊休息時，我看到一個士兵賣自行車，他要100萬元，老百姓給60萬元（東北流通券），這個士兵說：“你再加5萬元就賣給你，這個自行車是新的，65萬元你占了便宜。其實我們的機關槍、大炮都給你們了，還在乎這輛車？拿去，加五萬也可以，不加也沒關係，都是中國人。”隻有團長以上的官，才現出特別難過的表情。有的兩眼微紅，似乎掉了淚，我心想：事已至此，難過也是無益。
每次坐下休息，苗可成他們便坐在我的周圍恐怕別人看見我。路上，全是新七軍的官兵，有坐汽車的，有騎自行車的，有徒步的。秩序紊亂，不成樣子。我正往前一步一步地走著，忽然一輛吉普車停在我身旁，我一看是軍部陳處長和幾個人。他叫我坐車，我堅持不肯，他們又上路了。這樣一來，隊伍裏有人知道我了。我心中非常不安。
火車到吉林車站已經是夜裏9點半鍾。下車之後，由解放軍武裝戰士押著往解放團走。沿馬路都站著崗哨，隊伍已沒有隊形，零零落落。路上遇著一個賣醬肉的，一群官兵圍上去，把醬肉搶光了。賣肉的小販喊起來：“你們是幹什麽的？不是隊伍簡直是土匪！在長春你們搶人，到吉林還搶人。”解放軍戰士也沒法子，隻好對那個小販說：“你走吧，找不到人了。”
走了兩個多鍾頭，到了一個有鐵絲網的大院子，說是叫北大營。進院之後，按人數編隊，坐在院裏等著開飯。到過夜兩點飯才煮好，苞米幹飯、白菜土豆湯。一點也不好吃。吃飯時，我看見了李濟才（警備司令部參二科科長，後調充五十六師中校副官主任）、方學儒（東北剿總二處第三組組長）。李濟才的那個日本下女現在成了他的老婆，她懷裏抱著一個嬰兒。他們怕我與他們說話，躲著我，其實我也怕他們招呼我。心想，我是個危險人物呀，都怕我牽連了他們。
吃完飯，又集合。走了許久，天亮時走到了船營中心小學校。解放軍戰士把著大門。在院裏又編隊，又分班，又舉班長。我們這八九個人，我指定陳震寰為班長，他比較能辦事。我們這一隊共100人，10個班，被安置在一個大教室裏。教室地下鋪著穀草，分成十塊、一個班一塊。我們這個班在中間一塊。我看到牆上有黑板，還有批評與表揚的文字。這裏沒有大夥房，是由區政府給米，給柴，發動老鄉煮飯。晚上吃的是高粱米小豆幹飯，燉白菜豆腐，很好吃，頗有家鄉風味。
院裏有許多送飯老鄉，我看無人監視，就與他們談了起來。先從東西貴不貴談起，談到黃金，國民黨，共產黨，路條、戶口，以至到瀋陽好走不好走？最後我問他：“明天你還來不？”“不一定，我們輪班往這送飯。”我計劃利用這個老鄉，決定明天進一步做工作。
這是尉官解放團，有1000多人，年齡都在30歲以下，很少有四十歲的。新一軍的京劇團，新七軍的政工隊，與我在一個屋子住。這些人小孩子一樣的脾氣，不是吃就是唱。他們把美式大衣賣了，到街上吃大燉肉。長春吃不到豬肉，吉林的豬肉一萬元一斤，便宜。大門站著戰士，凡是請假就可以出去。解放團內隻有幾個幹部，忙不過來，許多軍官在大門口一擠就出去了。站崗的年輕戰士阻攔不住。後來，根本也不請假了，秩序特別亂。
過了不久解放團成立一個小賣店，賣香菸、麻花、燒餅、花生米、雞蛋、糖塊……應有盡有。據說成立這個小賣店是為了便利投降人員生活需要；另一方麵，這個學校作了解放團，損失了很多用具，用小賣店的盈利作為將來補修的費用。擔任售貨員的都是小學校的男女教員。
解放團內不但有尉官，也有尉官的眷屬。有眷屬的尉官住在一個大屋子，一個家眷一塊地方。這些眷屬們不斷的吵鬧、打架、女人埋怨男人：“我說不來吉林，你說到吉林有辦法，有什麽辦法？住沒住的地方，站沒站的地方，這成了討飯的。放好日子你不叫我過，叫我跟你受這個罪，你真害人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