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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皮自白：一個軍統上校的筆記 作者：關夢齡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我一想，這麽走的確危險，認識我的人很多，比如5月20日在長春召開的軍民大會，慶祝蔣介石就任偽總統，有六七萬軍民參加，我是這個大會的警衛組組長。我站在大會門前的警衛車上，雖然穿著便衣，卻也暴露了身份。警察局副局長李賀民會後對我說：“你還怕八路不認識你，站在汽車上自己貼布告呢！”
長春如果失守了怎麽辦？我與項迺光研究，第一是隨軍向瀋陽突圍，項迺光對我說：“長春到必要的時候，我們可以掌握三個部隊：新七軍的三十八師，六十軍的五十二師和吉林師管區，這三個部隊的部隊長陳鳴人、李嵩、李寓春都與我說好了，並且我已經給南京打了電報，毛先生（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回電說已轉報給大總統。這三個部隊可以與咱們一致行動。”
我說如果這個計劃不能實現，第二步就是化裝潛逃。這雖然是下策，但也不能不準備。項迺光同意並準備逃跑的東西：先在市內照了二寸便衣小相片，我、項迺光、張國卿（督察處處長）、袁士舉（保密局長春站副站長）、馬紹周（市政府政工大隊長）、袁曉軒等人都在督察處院內照的。相片照好之後，派人到長春市各區公所起了國民身份證，都用化名，我化名“吳國棟”，商人。又派上尉參謀孫萬斌弄來六張路條，我給了他一兩黃金。
我又叫醫生給我弄了一些嗎啡、疲乏崩，我吸食鴉片，唯恐途中不能吸食。
有一天，我到督察處去看看。接我工作的陳牧對我說：“現在，沒有什麽案子可辦了，政治案件都處理完了，看守所押的幾十個人都是刑事犯。外邊有人說，八路軍就恨督察處，督察處就是關督察長，和兩個陳主任，一個是我，一個是陳壽嵐。這話也不假，咱們過去怎麽抓人家，審人家，殺人家，將來人家如法炮製。所以，有政治犯還要抓，殺一個夠本，殺兩個賺一個。”
“對呀，能殺就殺呀！寧可自殺，也不叫他殺。”我又接著說，“咱們手中連自殺的東西都沒有，真被八路抓去，死不了活不了有罪受。應該預備毒藥棉花，必要時往嘴裏一放，完啦，省得遭罪。1945年光復，在漢口抓了一個日本戰犯，少將級的軍官，押在咱們的看守所，入所之時，沒有認真檢查，他帶了一塊毒藥棉花，什麽口供也沒有就自殺了。老闆（軍統特務對戴笠的稱呼）當時在北平發了一頓脾氣，說這個看守長無能。”
“這個日本戰犯把毒藥棉花放在哪裏啦？”陳牧問。
我告訴他：“放在軍衣貼邊兒，沒法查出來。後來，我在北京擔任肅奸委員會的總務科長，我對看守所所長說：‘抓來的八路和日本戰犯一進所就要把衣服脫光，另給他們一套囚服，如果再不放心，叫他們先洗個澡。’這樣什麽事也沒出過。”
沒有幾天，瀋陽“東北剿總”二處處長鄭兆一給我和張國卿來了一個電報，說要在長春布置潛伏組，原來的方學儒那個組已暴露身份，無法潛伏。求我們在長春給物色個組長人選。我找了徐克成，他是偽滿的秘書官，後來又為我們做過情報工作。當時在長春賦閑，他的家在長春住，長春的社會關係多。他願意幹。我與張國卿便給鄭兆一回了一個電報，把徐克成介紹給他。10月初，由瀋陽用飛機給徐克成這個潛伏組空投了幹電池，密電本等，並由我代向長春後勤第十六支部給徐克成領了半年的經費，半年的糧食。
同時，保密局長春站也布置了潛伏組，組長吳殷強，他年齡大、穩重，在七馬路開了一個糧米加工廠，扮作商人，很像。
進入10月，形勢惡化，項迺光找我去商談隨軍隊突圍的事情，他說：“為了將來行動便利，把站上的人編成組，你、我、袁士舉、袁曉軒、馬紹周、李友濂編在一個組，其餘的人編5個組，每組10個或15個人。這樣行動起來不致紊亂。”
對於這些事情，我沒有意見。
為了便於緊急行動，督察處的內外勤人員都命令搬到處內住。我內心並不緊張，聽說蔣介石到瀋陽親自布置一切，我認為最近可以安然無事。我每天接觸的新七軍的軍官們不是跳舞就是打牌。我想：“長春有這麽多軍隊，兩個軍，六個師，上校以上的軍官有幾百，我怕什麽？天塌有大個，過河有矬子，死，大家死一塊；逃，大家一起逃，我用不著過分憂慮。”我準備醃酸菜，叫手下的督察給我買一口豬，預備春節吃火鍋，過個太平年。
10月14日錦州防線被突破，這個消息傳到長春如晴天霹靂，凡有軍事常識的人都知道，錦州被占，切斷了沈山交通，使華北與東北交通斷絕，使東北的守軍成為甕中之鱉。東北休矣，長春不待論矣！10月15日，我看見新七軍的所有大小汽車、卡車一律試行加油，擦修，似乎要出動的樣子。
10月16日是農曆九月十四，我33歲的生日。長春金店同業公會理事長魏占元張羅給我祝壽，我說：“這個時候可不能過生日，叫外人知道說閑話，如果要聚會聚會，就到我這兒，找幾個朋友偷著吃一頓，我請客。”
於是魏占元找來了幾個朋友，我叫廚子做了一桌席，雞魚海味，應有盡有。不算菸酒飯，花了七八百億元，算在一起有九百億元。酒醉飯飽，盡歡而散，午夜我才休息。我剛上床，床頭的煤油燈罩炸了，我心中頗不高興，誰也沒碰它，這個燈罩怎麽會壞了呢？早不壞，遲不壞，偏在過生日這夜壞！太不吉利。我懷著不愉快的心情入睡了。
長春如果失守了怎麽辦？我與項迺光研究，第一是隨軍向瀋陽突圍，項迺光對我說：“長春到必要的時候，我們可以掌握三個部隊：新七軍的三十八師，六十軍的五十二師和吉林師管區，這三個部隊的部隊長陳鳴人、李嵩、李寓春都與我說好了，並且我已經給南京打了電報，毛先生（保密局局長毛人鳳）回電說已轉報給大總統。這三個部隊可以與咱們一致行動。”
我說如果這個計劃不能實現，第二步就是化裝潛逃。這雖然是下策，但也不能不準備。項迺光同意並準備逃跑的東西：先在市內照了二寸便衣小相片，我、項迺光、張國卿（督察處處長）、袁士舉（保密局長春站副站長）、馬紹周（市政府政工大隊長）、袁曉軒等人都在督察處院內照的。相片照好之後，派人到長春市各區公所起了國民身份證，都用化名，我化名“吳國棟”，商人。又派上尉參謀孫萬斌弄來六張路條，我給了他一兩黃金。
我又叫醫生給我弄了一些嗎啡、疲乏崩，我吸食鴉片，唯恐途中不能吸食。
有一天，我到督察處去看看。接我工作的陳牧對我說：“現在，沒有什麽案子可辦了，政治案件都處理完了，看守所押的幾十個人都是刑事犯。外邊有人說，八路軍就恨督察處，督察處就是關督察長，和兩個陳主任，一個是我，一個是陳壽嵐。這話也不假，咱們過去怎麽抓人家，審人家，殺人家，將來人家如法炮製。所以，有政治犯還要抓，殺一個夠本，殺兩個賺一個。”
“對呀，能殺就殺呀！寧可自殺，也不叫他殺。”我又接著說，“咱們手中連自殺的東西都沒有，真被八路抓去，死不了活不了有罪受。應該預備毒藥棉花，必要時往嘴裏一放，完啦，省得遭罪。1945年光復，在漢口抓了一個日本戰犯，少將級的軍官，押在咱們的看守所，入所之時，沒有認真檢查，他帶了一塊毒藥棉花，什麽口供也沒有就自殺了。老闆（軍統特務對戴笠的稱呼）當時在北平發了一頓脾氣，說這個看守長無能。”
“這個日本戰犯把毒藥棉花放在哪裏啦？”陳牧問。
我告訴他：“放在軍衣貼邊兒，沒法查出來。後來，我在北京擔任肅奸委員會的總務科長，我對看守所所長說：‘抓來的八路和日本戰犯一進所就要把衣服脫光，另給他們一套囚服，如果再不放心，叫他們先洗個澡。’這樣什麽事也沒出過。”
沒有幾天，瀋陽“東北剿總”二處處長鄭兆一給我和張國卿來了一個電報，說要在長春布置潛伏組，原來的方學儒那個組已暴露身份，無法潛伏。求我們在長春給物色個組長人選。我找了徐克成，他是偽滿的秘書官，後來又為我們做過情報工作。當時在長春賦閑，他的家在長春住，長春的社會關係多。他願意幹。我與張國卿便給鄭兆一回了一個電報，把徐克成介紹給他。10月初，由瀋陽用飛機給徐克成這個潛伏組空投了幹電池，密電本等，並由我代向長春後勤第十六支部給徐克成領了半年的經費，半年的糧食。
同時，保密局長春站也布置了潛伏組，組長吳殷強，他年齡大、穩重，在七馬路開了一個糧米加工廠，扮作商人，很像。
進入10月，形勢惡化，項迺光找我去商談隨軍隊突圍的事情，他說：“為了將來行動便利，把站上的人編成組，你、我、袁士舉、袁曉軒、馬紹周、李友濂編在一個組，其餘的人編5個組，每組10個或15個人。這樣行動起來不致紊亂。”
對於這些事情，我沒有意見。
為了便於緊急行動，督察處的內外勤人員都命令搬到處內住。我內心並不緊張，聽說蔣介石到瀋陽親自布置一切，我認為最近可以安然無事。我每天接觸的新七軍的軍官們不是跳舞就是打牌。我想：“長春有這麽多軍隊，兩個軍，六個師，上校以上的軍官有幾百，我怕什麽？天塌有大個，過河有矬子，死，大家死一塊；逃，大家一起逃，我用不著過分憂慮。”我準備醃酸菜，叫手下的督察給我買一口豬，預備春節吃火鍋，過個太平年。
10月14日錦州防線被突破，這個消息傳到長春如晴天霹靂，凡有軍事常識的人都知道，錦州被占，切斷了沈山交通，使華北與東北交通斷絕，使東北的守軍成為甕中之鱉。東北休矣，長春不待論矣！10月15日，我看見新七軍的所有大小汽車、卡車一律試行加油，擦修，似乎要出動的樣子。
10月16日是農曆九月十四，我33歲的生日。長春金店同業公會理事長魏占元張羅給我祝壽，我說：“這個時候可不能過生日，叫外人知道說閑話，如果要聚會聚會，就到我這兒，找幾個朋友偷著吃一頓，我請客。”
於是魏占元找來了幾個朋友，我叫廚子做了一桌席，雞魚海味，應有盡有。不算菸酒飯，花了七八百億元，算在一起有九百億元。酒醉飯飽，盡歡而散，午夜我才休息。我剛上床，床頭的煤油燈罩炸了，我心中頗不高興，誰也沒碰它，這個燈罩怎麽會壞了呢？早不壞，遲不壞，偏在過生日這夜壞！太不吉利。我懷著不愉快的心情入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