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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活的軍團：秦始皇陵兵馬俑發現之謎 作者：嶽南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工作。
省檢察院還要求有關部門、做好善後工作。至於鄭安慶出賣物品所得，
應向他說明，要按說法規定納稅。
（本報記者田長山張子民）
與此同時，《陝西日報》配發了本報評論員文章：
執行政策是很嚴肅的事
對經濟犯罪分子一定要堅決打擊，但對不是經濟犯罪的人，就絕對不能
打擊。
由於有的同誌長期受“左”的思想影響，對現在搞活經濟、對外開放不
甚了解，把一些正當的事當成不正當的事，把不是犯法的事當成了犯法的事。
例如，當前在城鄉都有一些人認為搞副業、做生意是胡日鬼哩，是不務正業。
如果誰掙了錢，就馬上眼紅，說他是搞個人發財，是搞資本主義。臨潼縣有
關人員看見鄭安慶不但業餘搞收入，而且還從外國人那裏賺了錢，這還了得，
不是“走私犯”是什麽？馬上就把人逮了起來，一押就是半年多。你看，思
想不對頭，就這樣把事情辦壞了。在這方麵我們過去就有不少教訓，現在不
應該再犯了。
人常說：“逮人容易放人難。”意思是說，辦錯了人，就是糾正了，後
遺症很多。所以，當前我們還必須
繼續肅清“左”的思想影響，一定要嚴肅執行政策，特別是法律問題，
更要涇渭分明，不可有一點馬虎。
幾乎與此同時，臨潼縣人民檢察院的一紙公函也到達秦俑博物館：
鄭安慶我院已作了不起訴的決定，現按照有關規定和上級指示，對鄭安
慶不起訴後的有關問題提出如下建議，請予妥處。作好善後工作。
1.鄭安慶自一九八二年五月九日收審，到不起訴決定宣布，這期間的工
資和其他應享受的待遇由單位按規定全部補發。。
2.鄭安慶在押審查期間，單位如進行調資工作，應按有關文件中關於審
查期間的調資規定對待。
3.鄭安慶回原單位工作，根據其實際情況予以妥善安排，要遵守單位的
各項製度，並享受同其他工作人員同等的待遇。
鄭安慶半年多非人非鬼的悽苦悲愴生活從此結束，又重新返回了工作崗
位。但他心中的痛苦、委屈與憤慨之情依然未能消除。這恍若夢境的人生經
歷使他對生活本身更加迷惑，經濟上的損失已經補償，但肉體與精神的創傷
如何癒合與補償？半年多的大悲大痛難道就隨著時光的流逝而飄然盪去，不
留下任何一點標帶著諸多疑問與困惑，他來到西安一位著名法學教授的家
中。這位教授在聽他講述了自己的悲他愴歷與困惑後，苦笑著搖搖頭說：“您
的不幸經歷隻能使我同情，但卻沒法具體地解釋和回答您的問題。因為無論
是中國的《憲法》，還是《刑法》，都沒有對辦錯案和製造冤案的規定與處
置方法，這就是說我們的法律不允許有冤假錯案的出現。至於說出現了怎麽
辦，我想就目前而言，除了善良的人們對你的不幸灑下幾滴同情的淚水外，
還沒有別的方法來彌補你肉體與精神的創傷。也許你的疑問未來的中國能解
答。”
鄭安慶回到家中反覆揣摸教授的話，並產生了新的疑問：未來的中國能
解答嗎？這個未來到底有多遠的途程？
最後陳述
顯然，袁仲一、程學華、鄭安慶等人，不能也無法代表整個秦俑館，他
們的命運也不能代替其他人的命運，換句話說，他們就是他們，就是袁、程、
鄭三人。
但是，我還是用了以上不算太少的文字把他們的人生沉浮粗略地描述了
下來——盡管這個描述不及他們整個人生途程的十分之一，盡管他們的命運
與其他諸君的命運不同或相去甚遠。有一點卻是明確的，那就是，他們人生
的鏈條與一個時代緊緊相連，他們的命運就是時代的命運，任何人的個體都
無法超越時代，就如同人無法抓住自己的頭髮把自己提起來一樣。
如果把秦俑館的諸君放在一個時代，也就是剛過去不久的那個時代的背
景下去審視，就會發現，他們整體的命運不是透明和鮮亮的，相反則是灰暗
和愁愴的、無耐和苦澀的——這就是他們的整體色彩。
老一代考古隊員不必贅述，就稍年輕一些的而言，如秦俑館現任美工李
鼎弦先生，在他就讀陝西藝術學院行將畢業的六十年代，原是一個在各方麵
都表現甚優的大學生，隻是由於他給某部門寫了一封大意是：“三家村”（鄧
拓、吳晗、廖沫沙）不是壞人而是好人，不是反革命分子而是革命者的信，
便被拿入大牢，一關十年。他那最富激情、最富才華、最富創造性的黃金時
期，就這樣在四壁漆黑的監獄中，在孤獨、憤懣、疑惑、痛苦甚至絕望中度
過了。盡管他若幹年後輾轉來到秦俑館，並在美工的工作崗位上重新揚起了
生活的風帆，並取得了一些成就，但那個時代留給他心靈的創傷卻是極難消
省檢察院還要求有關部門、做好善後工作。至於鄭安慶出賣物品所得，
應向他說明，要按說法規定納稅。
（本報記者田長山張子民）
與此同時，《陝西日報》配發了本報評論員文章：
執行政策是很嚴肅的事
對經濟犯罪分子一定要堅決打擊，但對不是經濟犯罪的人，就絕對不能
打擊。
由於有的同誌長期受“左”的思想影響，對現在搞活經濟、對外開放不
甚了解，把一些正當的事當成不正當的事，把不是犯法的事當成了犯法的事。
例如，當前在城鄉都有一些人認為搞副業、做生意是胡日鬼哩，是不務正業。
如果誰掙了錢，就馬上眼紅，說他是搞個人發財，是搞資本主義。臨潼縣有
關人員看見鄭安慶不但業餘搞收入，而且還從外國人那裏賺了錢，這還了得，
不是“走私犯”是什麽？馬上就把人逮了起來，一押就是半年多。你看，思
想不對頭，就這樣把事情辦壞了。在這方麵我們過去就有不少教訓，現在不
應該再犯了。
人常說：“逮人容易放人難。”意思是說，辦錯了人，就是糾正了，後
遺症很多。所以，當前我們還必須
繼續肅清“左”的思想影響，一定要嚴肅執行政策，特別是法律問題，
更要涇渭分明，不可有一點馬虎。
幾乎與此同時，臨潼縣人民檢察院的一紙公函也到達秦俑博物館：
鄭安慶我院已作了不起訴的決定，現按照有關規定和上級指示，對鄭安
慶不起訴後的有關問題提出如下建議，請予妥處。作好善後工作。
1.鄭安慶自一九八二年五月九日收審，到不起訴決定宣布，這期間的工
資和其他應享受的待遇由單位按規定全部補發。。
2.鄭安慶在押審查期間，單位如進行調資工作，應按有關文件中關於審
查期間的調資規定對待。
3.鄭安慶回原單位工作，根據其實際情況予以妥善安排，要遵守單位的
各項製度，並享受同其他工作人員同等的待遇。
鄭安慶半年多非人非鬼的悽苦悲愴生活從此結束，又重新返回了工作崗
位。但他心中的痛苦、委屈與憤慨之情依然未能消除。這恍若夢境的人生經
歷使他對生活本身更加迷惑，經濟上的損失已經補償，但肉體與精神的創傷
如何癒合與補償？半年多的大悲大痛難道就隨著時光的流逝而飄然盪去，不
留下任何一點標帶著諸多疑問與困惑，他來到西安一位著名法學教授的家
中。這位教授在聽他講述了自己的悲他愴歷與困惑後，苦笑著搖搖頭說：“您
的不幸經歷隻能使我同情，但卻沒法具體地解釋和回答您的問題。因為無論
是中國的《憲法》，還是《刑法》，都沒有對辦錯案和製造冤案的規定與處
置方法，這就是說我們的法律不允許有冤假錯案的出現。至於說出現了怎麽
辦，我想就目前而言，除了善良的人們對你的不幸灑下幾滴同情的淚水外，
還沒有別的方法來彌補你肉體與精神的創傷。也許你的疑問未來的中國能解
答。”
鄭安慶回到家中反覆揣摸教授的話，並產生了新的疑問：未來的中國能
解答嗎？這個未來到底有多遠的途程？
最後陳述
顯然，袁仲一、程學華、鄭安慶等人，不能也無法代表整個秦俑館，他
們的命運也不能代替其他人的命運，換句話說，他們就是他們，就是袁、程、
鄭三人。
但是，我還是用了以上不算太少的文字把他們的人生沉浮粗略地描述了
下來——盡管這個描述不及他們整個人生途程的十分之一，盡管他們的命運
與其他諸君的命運不同或相去甚遠。有一點卻是明確的，那就是，他們人生
的鏈條與一個時代緊緊相連，他們的命運就是時代的命運，任何人的個體都
無法超越時代，就如同人無法抓住自己的頭髮把自己提起來一樣。
如果把秦俑館的諸君放在一個時代，也就是剛過去不久的那個時代的背
景下去審視，就會發現，他們整體的命運不是透明和鮮亮的，相反則是灰暗
和愁愴的、無耐和苦澀的——這就是他們的整體色彩。
老一代考古隊員不必贅述，就稍年輕一些的而言，如秦俑館現任美工李
鼎弦先生，在他就讀陝西藝術學院行將畢業的六十年代，原是一個在各方麵
都表現甚優的大學生，隻是由於他給某部門寫了一封大意是：“三家村”（鄧
拓、吳晗、廖沫沙）不是壞人而是好人，不是反革命分子而是革命者的信，
便被拿入大牢，一關十年。他那最富激情、最富才華、最富創造性的黃金時
期，就這樣在四壁漆黑的監獄中，在孤獨、憤懣、疑惑、痛苦甚至絕望中度
過了。盡管他若幹年後輾轉來到秦俑館，並在美工的工作崗位上重新揚起了
生活的風帆，並取得了一些成就，但那個時代留給他心靈的創傷卻是極難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