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正是這種原始的關切情感（primitive feeling of care），主導著西方的觀相學，也主導著埃及歷史和中國歷史的觀相學，是它進而又創造了性愛的象徵主義（symbolism of the erotic），以家族係列的個體生存的形式表現著無休止的生命的湧動。古典人的由點形成的歐幾裏得式的生存，在這個方麵跟在其他方麵一樣，所感知到的隻是此時此地確定的生產或生殖行為，因而，在那裏，我們發現，母親臨產的陣痛成為得墨忒耳崇拜的中心，而狄奧尼索斯崇拜則是以菲勒斯為象徵（這一性符號整個地集中於某一時刻，並使過去和未來全都迷失於其中），它們在古典世界的各個地方多少都存在。相應地，在印度世界中，我們也發現了林伽姆（lingam）的符號和雪山神女（parwati）的崇拜者團體。在這兩種情形中，人們都感覺自己就像是自然，就像是一株植物，就像是生成的無有意誌、無有關切的要素。羅馬的本土宗教以格尼烏斯（genius），亦即家族長老的創造力為中心。對於所有這些，西方心靈深刻的和有意識的關切是與母愛的符號相對立的，後者作為一種象徵在古典文化中僅僅出現在我們所能看到的最遠地平線處，亦即對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的哀悼或者說（盡管這僅僅是希臘化時代的）克尼杜的得墨忒耳坐像。懷抱著聖子——代表著未來——的聖母，新的浮士德形式的馬利亞崇拜，隻是到哥特時代才興盛起來，而到拉斐爾的《西斯廷聖母》那裏獲得了最高的表現。這一概念並不屬於一般的基督教。相反，麻葛式的基督教就已經把作為“上帝之母”（theotokos）、“生上帝者”的馬利亞，提升為一個與我們所感受到的完全不同的象徵。給人以撫慰的聖母對於早期基督教-拜占廷藝術而言是全然陌生的，如同她對於希臘人（盡管原因不同）而言亦是全然陌生的一樣，尤其是浮士德的甘淚卿（gretchen），由於無意識的母性身份的深層魔咒糾纏著她，她甚至比拜占廷和拉韋納的馬賽克中的所有馬利亞形象更接近於哥德式的聖母。實際上，對她們之間的精神聯繫的假定因為下麵的事實而完全破滅了，這一事實就是：聖母對待聖子就猶如埃及文化中伊西斯對待霍魯斯（horus）——她們都是照料、嗬護的母親——不過，這一象徵在消失了一千多年（涵蓋了古典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整個歷程）之後，又經由浮士德式的心靈而再度甦醒了。
從母性的關懷到父性的關懷是有跡有尋的，在這一路途中，我們可以看到所有時間象徵中最高級的象徵在某一文化和國家內的出現。孩子之於母親的意義就是未來，即是說，是她自己的生命的延續，母愛事實上是兩個不連續的個體生存的結合；同樣地，國家之於男人的意義就是保護家庭和家鄉、妻子和孩子的臂膀，是確保其未來的全體人民和它的效驗的保障。國家是一個民族的內在形式，它的在體育競技意義上的“形式”和在高級意義上的歷史，就是被視作“運動”（kinesis）而非“運動學”（kinema）意義上的國家。歷史是作為母親的婦女和作為戰士與政治家的男人創造的。在此，又一次，高級文化的歷史向我們顯示了三種國家形態的例子，在那裏，關切的要素是顯而易見的：埃及人的甚至在古王國時代（自公元前3000年開始）就存在的行政管理；中國人的周朝（公元前1169～前256年）的邦國，《周禮》描畫了這一小國寡民的圖象，可自那以後，再也沒有人敢相信那本書的真實性了；以及西方的諸侯國，在其著眼於未來的特徵的背後，有著卓越的對未來的強烈意誌。而另一方麵，我們在另外兩個例子中——即在古典世界和印度世界中——可以看到一個根本上缺乏關懷而屈從於當下時刻及其偶然性的圖象。這兩者之間的區別從斯多葛主義和佛教身上可以看到（它們是這兩個世界的古代傾向），可它們在否定歷史的關切感，蔑視熱情，輕視組織力量和責任感這些方麵，是一樣的；因此，不論是在印度的朝廷，還是在古典世界的集市，都從不為明天的事操心，不論是個人還是集體的。阿波羅式的人的“及時行樂”（carpe diem）也可運用於阿波羅式的國家。
至於政治的方麵，和歷史生存的其他方麵如經濟的方麵是一樣的。勉強餬口的生活與以當下時刻的滿足為指歸的愛是一致的。在埃及，有著規模巨大的經濟組織，在那裏，這種組織充斥著整個的文化圖象，在成百上千的繪畫中向我們訴說著其工業和秩序的故事；在中國，其有關神靈和傳說中的皇帝的神話整個地以神聖的耕作任務為中心；而在西歐，一開始是典型的教團（the orders）農業，直至升到某一特定科學即“國民經濟學”的高度，這一科學原則上隻是一個有效的假設，其意圖不在於說明已經發生的事，而是要說明將要發生的事。另一方麵，在古典世界中，更不用說在印度，人們成天都在打算著，盡管有埃及的例子；不僅要從土地中獲取財富，而且還剝奪了土地的生產能力，因果的剩餘價值立即被花費在城市的下層民眾身上。批判性地看一下古典世界的偉大政治家——伯裏克利和愷撒、亞歷山大和西庇阿，甚至可以看一下克裏昂和提比略·革拉古這樣的革命家。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在經濟上有向前看的眼光。沒有一個城市曾把某一城區的排水或綠化、把引進先進的耕作方法或新的家禽與植物品種當作自己的事務。賦予革拉古兄弟的“土地改革”以西方的意義，必定會誤解其全部的意圖。他們的目標是要使他們的支持者成為土地的擁有者。教育這些人，使其成為土地的管理者，或提高義大利的一般家禽管理（husbandry）的標準，對於這些，根本就不存在任何長遠的觀念——就讓未來順其自然地到來，不要想著對它有所作為。古典世界的這一經濟上的斯多葛主義的確切反題就是社會主義，在此社會主義指的不是馬克思（marx）的理論，而是弗雷德裏克·威廉一世（frederick william 1）的普魯士實踐，後者比馬克思早很多，且將取代馬克思——社會主義與古代埃及的製度有著內在的相似，後者操心和關懷的是永久的經濟關係，力求培養個體對整體的責任感，並視努力工作為對時間和未來的確證。
正是這種原始的關切情感（primitive feeling of care），主導著西方的觀相學，也主導著埃及歷史和中國歷史的觀相學，是它進而又創造了性愛的象徵主義（symbolism of the erotic），以家族係列的個體生存的形式表現著無休止的生命的湧動。古典人的由點形成的歐幾裏得式的生存，在這個方麵跟在其他方麵一樣，所感知到的隻是此時此地確定的生產或生殖行為，因而，在那裏，我們發現，母親臨產的陣痛成為得墨忒耳崇拜的中心，而狄奧尼索斯崇拜則是以菲勒斯為象徵（這一性符號整個地集中於某一時刻，並使過去和未來全都迷失於其中），它們在古典世界的各個地方多少都存在。相應地，在印度世界中，我們也發現了林伽姆（lingam）的符號和雪山神女（parwati）的崇拜者團體。在這兩種情形中，人們都感覺自己就像是自然，就像是一株植物，就像是生成的無有意誌、無有關切的要素。羅馬的本土宗教以格尼烏斯（genius），亦即家族長老的創造力為中心。對於所有這些，西方心靈深刻的和有意識的關切是與母愛的符號相對立的，後者作為一種象徵在古典文化中僅僅出現在我們所能看到的最遠地平線處，亦即對珀耳塞福涅（persephone）的哀悼或者說（盡管這僅僅是希臘化時代的）克尼杜的得墨忒耳坐像。懷抱著聖子——代表著未來——的聖母，新的浮士德形式的馬利亞崇拜，隻是到哥特時代才興盛起來，而到拉斐爾的《西斯廷聖母》那裏獲得了最高的表現。這一概念並不屬於一般的基督教。相反，麻葛式的基督教就已經把作為“上帝之母”（theotokos）、“生上帝者”的馬利亞，提升為一個與我們所感受到的完全不同的象徵。給人以撫慰的聖母對於早期基督教-拜占廷藝術而言是全然陌生的，如同她對於希臘人（盡管原因不同）而言亦是全然陌生的一樣，尤其是浮士德的甘淚卿（gretchen），由於無意識的母性身份的深層魔咒糾纏著她，她甚至比拜占廷和拉韋納的馬賽克中的所有馬利亞形象更接近於哥德式的聖母。實際上，對她們之間的精神聯繫的假定因為下麵的事實而完全破滅了，這一事實就是：聖母對待聖子就猶如埃及文化中伊西斯對待霍魯斯（horus）——她們都是照料、嗬護的母親——不過，這一象徵在消失了一千多年（涵蓋了古典文化和阿拉伯文化的整個歷程）之後，又經由浮士德式的心靈而再度甦醒了。
從母性的關懷到父性的關懷是有跡有尋的，在這一路途中，我們可以看到所有時間象徵中最高級的象徵在某一文化和國家內的出現。孩子之於母親的意義就是未來，即是說，是她自己的生命的延續，母愛事實上是兩個不連續的個體生存的結合；同樣地，國家之於男人的意義就是保護家庭和家鄉、妻子和孩子的臂膀，是確保其未來的全體人民和它的效驗的保障。國家是一個民族的內在形式，它的在體育競技意義上的“形式”和在高級意義上的歷史，就是被視作“運動”（kinesis）而非“運動學”（kinema）意義上的國家。歷史是作為母親的婦女和作為戰士與政治家的男人創造的。在此，又一次，高級文化的歷史向我們顯示了三種國家形態的例子，在那裏，關切的要素是顯而易見的：埃及人的甚至在古王國時代（自公元前3000年開始）就存在的行政管理；中國人的周朝（公元前1169～前256年）的邦國，《周禮》描畫了這一小國寡民的圖象，可自那以後，再也沒有人敢相信那本書的真實性了；以及西方的諸侯國，在其著眼於未來的特徵的背後，有著卓越的對未來的強烈意誌。而另一方麵，我們在另外兩個例子中——即在古典世界和印度世界中——可以看到一個根本上缺乏關懷而屈從於當下時刻及其偶然性的圖象。這兩者之間的區別從斯多葛主義和佛教身上可以看到（它們是這兩個世界的古代傾向），可它們在否定歷史的關切感，蔑視熱情，輕視組織力量和責任感這些方麵，是一樣的；因此，不論是在印度的朝廷，還是在古典世界的集市，都從不為明天的事操心，不論是個人還是集體的。阿波羅式的人的“及時行樂”（carpe diem）也可運用於阿波羅式的國家。
至於政治的方麵，和歷史生存的其他方麵如經濟的方麵是一樣的。勉強餬口的生活與以當下時刻的滿足為指歸的愛是一致的。在埃及，有著規模巨大的經濟組織，在那裏，這種組織充斥著整個的文化圖象，在成百上千的繪畫中向我們訴說著其工業和秩序的故事；在中國，其有關神靈和傳說中的皇帝的神話整個地以神聖的耕作任務為中心；而在西歐，一開始是典型的教團（the orders）農業，直至升到某一特定科學即“國民經濟學”的高度，這一科學原則上隻是一個有效的假設，其意圖不在於說明已經發生的事，而是要說明將要發生的事。另一方麵，在古典世界中，更不用說在印度，人們成天都在打算著，盡管有埃及的例子；不僅要從土地中獲取財富，而且還剝奪了土地的生產能力，因果的剩餘價值立即被花費在城市的下層民眾身上。批判性地看一下古典世界的偉大政治家——伯裏克利和愷撒、亞歷山大和西庇阿，甚至可以看一下克裏昂和提比略·革拉古這樣的革命家。他們當中沒有一個人在經濟上有向前看的眼光。沒有一個城市曾把某一城區的排水或綠化、把引進先進的耕作方法或新的家禽與植物品種當作自己的事務。賦予革拉古兄弟的“土地改革”以西方的意義，必定會誤解其全部的意圖。他們的目標是要使他們的支持者成為土地的擁有者。教育這些人，使其成為土地的管理者，或提高義大利的一般家禽管理（husbandry）的標準，對於這些，根本就不存在任何長遠的觀念——就讓未來順其自然地到來，不要想著對它有所作為。古典世界的這一經濟上的斯多葛主義的確切反題就是社會主義，在此社會主義指的不是馬克思（marx）的理論，而是弗雷德裏克·威廉一世（frederick william 1）的普魯士實踐，後者比馬克思早很多，且將取代馬克思——社會主義與古代埃及的製度有著內在的相似，後者操心和關懷的是永久的經濟關係，力求培養個體對整體的責任感，並視努力工作為對時間和未來的確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