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憑著經驗的活生生的歷史，以及歷史尤其是個人生成的歷史的生存方式，一個人得以和另一個人完全地區分開來。
每一種文化都有一種完全獨特的觀察和理解作為自然之世界的方式；或者說（這其實是一回事），每一種文化都有其自身所特有的“自然”，屬於其他文化的人根本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自然的形式。但是，在一個更大程度上說，每一種文化——包括此文化中的所有個人（隻有藉助很小的區別才能把他們區分開來）——都擁有一個特殊的和特有的歷史——正是在這一歷史的圖象和風格中，一般的生成與個人的生成、內在的生成與外在的生成、世界歷史的生成與傳記的生成，都直接地訴諸於人的感知、感受和體驗。因而，西方人的自傳傾向——甚至在哥特時代的口述自白的象徵中就已經顯示出來了——對於古典人來說是完全陌生的；而西方人那強烈的歷史意識，與印度人的幾乎夢幻般的無意識也是完全對立的。當麻葛式的人——原始基督徒或伊斯蘭的成熟學者——使用“世界歷史”這個詞時，他看到了麵前的什麽？
但是，哪怕是想對另一文化的人所固有的“自然”形成一個確切的觀念，也是極其困難的，盡管在這個領域，尤其是那些可以認知的事物，都是因果地安排的，並是統一在一個可溝通的體係中的。對於我們而言，想要完全地洞察一個與我們自己的心靈構成完全不同的心靈所具有的“生成”的歷史世界方麵，是根本不可能的。在此，總是會有一個難以駕禦的殘餘物，在我們的歷史直覺、觀相的智慧和有關人的知識中，占有或大或小的比例。對這一問題本身的解決，依然是所有真正深刻的世界認識的前提條件。另一種人的歷史環境乃是他的本質的一部分，我們若是對他的時間感、命運觀、他的內在生命的犀利風格和犀利程度沒有任何認識，也就不可能理解這另一種人。因此，就這些東西不是直接地坦白出來的而言，我們不得不從那陌生的文化的象徵主義中來提取它們。正是這樣，也隻有這樣，我們才能接近那不可理解的東西，接近一種陌生的文化的風格，而屬於此文化的偉大的時間象徵才能由此而獲得無可比擬的重要性。
我們可以選取鍾錶作為這些迄今為止幾乎還未被理解的符號的一個例子。高度發達的文化的這一創造物，在人們考察它的時候，變得越來越神秘了。古典人沒有鍾錶照樣能處理事情，他的這種棄而不用多多少少是故意的。到奧古斯都時代，甚至更往後，白天的時間是根據人影的長度來估算的，盡管日晷和水鍾——其設計遵循著嚴格的時間測算，並受到一種深刻的過去與未來的意識的影響——在更古老的埃及文化和巴比倫文化中已經普遍地使用了。古典人的生存——歐幾裏得式的、沒有關係的、位置固定的——整個地就體現於當下時刻。沒有什麽能讓他想起過去或未來。對於真正的古典人來說，考古學根本就不存在，它的精神反影（spiritual inversion），即星象學，也不存在。祭司和女巫，就像埃特魯斯坎-羅馬的“巫師”和“占卜官”一樣，根本不能預言遙遠的未來，而隻能對某些有直接關係的特殊問題給出一些暗示。日常生活中根本沒有真正的時間推算（因為奧林匹亞紀年法純粹是一種文學性的權宜之計），實際上，要緊的不是曆書的好與壞，而是這樣一些問題：“誰使用它？”以及“國家生活需要它嗎？”在古典城市中，沒有東西用來意指時間的綿延，不論是古代還是將來的時代——對於遺蹟根本不會認真地保護，也根本不會想到為未來各代造福；在它們那裏，我們根本找不到刻意選擇耐久的材料。多利安人（dorian）的希臘對邁錫尼的石料技術不屑一顧，而改用木料或土坯，盡管邁錫尼人和埃及人的成就就擺在他們眼前，盡管這個地區出產一流的石料。多立克風格是一種木料風格——甚至在鮑薩尼亞斯時代，某些木構柱子仍在奧林匹亞的赫拉神廟中沿用。真正的歷史器官是本書所論意義上的“記憶”，亦即，它能把某個人的過去或某個民族與某種世界歷史的過去的意象作為一種持久的在場而保存下來，它是對個人的和超個人的生成過程的一種意識。那器官在古典的心靈構成中是不存在的。在古典的心靈構成中，根本沒有所謂的“時間”。古典歷史學家在其所固有的當下之背後所直接看到的是一種背景，這背景天然地缺乏時間性，因而也缺乏內在秩序。對於修昔底德來說，處於這一模糊背景中的是波斯戰爭，對於塔西佗來說，則是革拉古兄弟的暴動；羅馬的大家族有一些傳統是純粹的傳奇——殺害愷撒的兇手布魯圖斯就是一個明證，他對他的著名的專製統治的先祖有著堅定的信仰。愷撒的曆書改革幾乎被認為是為擺脫古典生命感而作的一次努力。但是，不要忘記，愷撒也設想過放棄羅馬和把城邦轉變為一個王朝式的帝國——其標誌便是表示綿延期的徽章——這一帝國的重心就在亞歷山大裏亞，那裏事實上是他的曆書的誕生地。他的被謀殺，在我們看來，乃是體現在城邦和羅馬城中的反綿延的情感的最後一次爆發。
憑著經驗的活生生的歷史，以及歷史尤其是個人生成的歷史的生存方式，一個人得以和另一個人完全地區分開來。
每一種文化都有一種完全獨特的觀察和理解作為自然之世界的方式；或者說（這其實是一回事），每一種文化都有其自身所特有的“自然”，屬於其他文化的人根本不可能有完全相同的自然的形式。但是，在一個更大程度上說，每一種文化——包括此文化中的所有個人（隻有藉助很小的區別才能把他們區分開來）——都擁有一個特殊的和特有的歷史——正是在這一歷史的圖象和風格中，一般的生成與個人的生成、內在的生成與外在的生成、世界歷史的生成與傳記的生成，都直接地訴諸於人的感知、感受和體驗。因而，西方人的自傳傾向——甚至在哥特時代的口述自白的象徵中就已經顯示出來了——對於古典人來說是完全陌生的；而西方人那強烈的歷史意識，與印度人的幾乎夢幻般的無意識也是完全對立的。當麻葛式的人——原始基督徒或伊斯蘭的成熟學者——使用“世界歷史”這個詞時，他看到了麵前的什麽？
但是，哪怕是想對另一文化的人所固有的“自然”形成一個確切的觀念，也是極其困難的，盡管在這個領域，尤其是那些可以認知的事物，都是因果地安排的，並是統一在一個可溝通的體係中的。對於我們而言，想要完全地洞察一個與我們自己的心靈構成完全不同的心靈所具有的“生成”的歷史世界方麵，是根本不可能的。在此，總是會有一個難以駕禦的殘餘物，在我們的歷史直覺、觀相的智慧和有關人的知識中，占有或大或小的比例。對這一問題本身的解決，依然是所有真正深刻的世界認識的前提條件。另一種人的歷史環境乃是他的本質的一部分，我們若是對他的時間感、命運觀、他的內在生命的犀利風格和犀利程度沒有任何認識，也就不可能理解這另一種人。因此，就這些東西不是直接地坦白出來的而言，我們不得不從那陌生的文化的象徵主義中來提取它們。正是這樣，也隻有這樣，我們才能接近那不可理解的東西，接近一種陌生的文化的風格，而屬於此文化的偉大的時間象徵才能由此而獲得無可比擬的重要性。
我們可以選取鍾錶作為這些迄今為止幾乎還未被理解的符號的一個例子。高度發達的文化的這一創造物，在人們考察它的時候，變得越來越神秘了。古典人沒有鍾錶照樣能處理事情，他的這種棄而不用多多少少是故意的。到奧古斯都時代，甚至更往後，白天的時間是根據人影的長度來估算的，盡管日晷和水鍾——其設計遵循著嚴格的時間測算，並受到一種深刻的過去與未來的意識的影響——在更古老的埃及文化和巴比倫文化中已經普遍地使用了。古典人的生存——歐幾裏得式的、沒有關係的、位置固定的——整個地就體現於當下時刻。沒有什麽能讓他想起過去或未來。對於真正的古典人來說，考古學根本就不存在，它的精神反影（spiritual inversion），即星象學，也不存在。祭司和女巫，就像埃特魯斯坎-羅馬的“巫師”和“占卜官”一樣，根本不能預言遙遠的未來，而隻能對某些有直接關係的特殊問題給出一些暗示。日常生活中根本沒有真正的時間推算（因為奧林匹亞紀年法純粹是一種文學性的權宜之計），實際上，要緊的不是曆書的好與壞，而是這樣一些問題：“誰使用它？”以及“國家生活需要它嗎？”在古典城市中，沒有東西用來意指時間的綿延，不論是古代還是將來的時代——對於遺蹟根本不會認真地保護，也根本不會想到為未來各代造福；在它們那裏，我們根本找不到刻意選擇耐久的材料。多利安人（dorian）的希臘對邁錫尼的石料技術不屑一顧，而改用木料或土坯，盡管邁錫尼人和埃及人的成就就擺在他們眼前，盡管這個地區出產一流的石料。多立克風格是一種木料風格——甚至在鮑薩尼亞斯時代，某些木構柱子仍在奧林匹亞的赫拉神廟中沿用。真正的歷史器官是本書所論意義上的“記憶”，亦即，它能把某個人的過去或某個民族與某種世界歷史的過去的意象作為一種持久的在場而保存下來，它是對個人的和超個人的生成過程的一種意識。那器官在古典的心靈構成中是不存在的。在古典的心靈構成中，根本沒有所謂的“時間”。古典歷史學家在其所固有的當下之背後所直接看到的是一種背景，這背景天然地缺乏時間性，因而也缺乏內在秩序。對於修昔底德來說，處於這一模糊背景中的是波斯戰爭，對於塔西佗來說，則是革拉古兄弟的暴動；羅馬的大家族有一些傳統是純粹的傳奇——殺害愷撒的兇手布魯圖斯就是一個明證，他對他的著名的專製統治的先祖有著堅定的信仰。愷撒的曆書改革幾乎被認為是為擺脫古典生命感而作的一次努力。但是，不要忘記，愷撒也設想過放棄羅馬和把城邦轉變為一個王朝式的帝國——其標誌便是表示綿延期的徽章——這一帝國的重心就在亞歷山大裏亞，那裏事實上是他的曆書的誕生地。他的被謀殺，在我們看來，乃是體現在城邦和羅馬城中的反綿延的情感的最後一次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