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同源”原則運用於歷史現象，可帶給“同時代”（contemporary）這個詞一個全新的含義。我所謂的“同時代”，指的是兩個歷史事實在各自文化的真正相同的——相關的——位置發生，因此，它們具有真正等同的重要性。我們已經說明了古典數學和西方數學完全同步的發展過程，我們不揣冒昧地把畢達哥拉斯描述為笛卡兒的同時代人，把阿基塔斯描述為拉普拉斯的同時代人，把阿基米德描述為高斯的同時代人。還有，愛奧尼亞風格和巴羅克風格的發展進程也是同時代地（contemporaneously）進行的。波呂格諾圖斯（polygnotus）與倫勃朗、波利克勒斯與巴赫在時代上是匹配的。宗教改革、清教運動，尤其是走向文明的轉折，在所有文化中都是同時地出現的；在古典文化中，這最後一個時期應當提到腓力和亞歷山大的名字，在我們西方文化中，則應提及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的名字。亞歷山大裏亞、巴格達、華盛頓的建造也是同時代的；古典時期的錢幣和我們時代的複式薄記，第一代僭主統治與投石黨運動（the fronde），奧古斯都與始皇帝（shih-huang-ti），漢尼拔與世界大戰，這些都是同時代的。
我希望說明的是：在宗教、藝術、政治、社會生活、經濟、科學等方麵所有偉大的創造和形式，在所有文化中無一例外地都是同時代地實現自身和走向衰亡的；一種文化的內在結構與其他所有文化的內在結構是嚴格地對應的；凡是在某一文化中所記錄的具有深刻的觀相重要性的現象，無一不可以在其他每一文化的記錄中找到其對等物；這種對等物應當在一種富有特徵的形式下以及在一種完全確定的編年學位置中去尋找。同時，如果我們想要把握諸事實的這種同源性，就必須對事物的可見的前景具有遠比歷史學家們迄今為止慣常表現的要更為深刻的洞察力和更為嚴謹的態度；例如，在那些歷史學家當中，有誰敢設想在狄奧尼索斯運動中找到新教的對等物，設想英國清教運動之於西方人就猶如伊斯蘭教之於阿拉伯世界？
從這個角度看，歷史所提供的可能性，遠非以前的所有研究的野心所能企及，後者主要地滿足於隻就一些已知的方麵來排列過去的事實（而且是依據一個單線的圖式）——這些可能性包括：
不再把現在當作研究的極限；先行確定我們西方歷史中還未完成的階段的精神的形式、綿延期、節奏、意義和產品；藉助於形態學的聯繫，來重構早已消失的和未知的時代，甚至過去的整個文化；採用與現代古生物學相同的方法，從某一個還未被發掘的骨架碎片中來推演出有關骨架結構和物種的廣泛的和可信賴的結論。
如果我們得知了觀相的節奏，就有可能從裝飾、建築、雕刻的散落的片斷中，從沒有聯繫的政治、經濟和宗教材料中，揭示出歷史的各個時代的有機特徵，並從藝術表現領域已知的要素中發現政治形式的領域對應的要素，從數學形式的要素中讀出經濟的要素。這是一種真正歌德式的方法——事實上，它根基於歌德的原初現象的概念——它已經在某一有限程度上出現在比較動物學中，但還可以擴展，直至迄今為止無人敢奢望的整個歷史領域。
------------
第四章 世界歷史的問題（3）
------------
（b）命運觀念與因果原則
一
把這一思維的路線貫徹到底，我們便可獲得一組對立，我們覺得，這一對立乃是接近和（就這個字眼所具有的任何一種意義而言）解決人類最古老也最嚴肅的謎語的關鍵，甚至可以說是僅有的關鍵。這就是命運觀念（destiny idea）和因果原則（causality principle）的對立。完全可以說，迄今為止，人們還沒有認識到這一對立為何物，還不知道這一對立乃是世界構造的必要基礎。
凡是真正理解了“心靈是一種生存的概念”這句話的意思的人，也必能理解心靈與確然的命運感之間的緊密關係，必會把生命本身（我們用它來指謂可能性之實現得以完成的形式）看作是有方向的，是每一路線中不可避免的，是命定的。原始人模糊地和恐懼地感受到了這一點，而對於高級文化中的人類來說，其確定性足以成為他的世界視象，盡管與這視象的溝通隻有經由宗教和藝術，而決不能經由概念和證明。
每種高級語言均有大量這樣的語彙，如幸運、厄運、關鍵時刻、使命等，它們事實上隻是一種麵紗。當我們深入到這些語彙的含義和意味時，沒有一種假設、沒有一種科學與我們所感受到的東西能發生聯繫。因為這些語詞是象徵，而不是概念。因為它們是我所謂的作為自然之世界的對立麵的歷史之世界的世界圖象的重心。命運觀念需要的是生命體驗而非科學經驗，是看的能力而非計算的能力，是深度而非才智。所有的生存皆有一有機的邏輯，一本能的、全然夢一般的邏輯，恰好與無機的邏輯相對立，與理解的邏輯和被理解的事物的邏輯相對立，這一對立猶如方向的邏輯與廣延的邏輯的對立，而且沒有一個係統化的理論家，亞裏士多德也好，康德也好，知道如何處理這一對立。當他們告訴我們“判斷”、“知覺”、“意識”、“回憶”這些概念的時候，他們全都是基於自己的理由；但對於“希望”、“幸福”、“絕望”、“懺悔”、“獻身”、“安慰”這些詞彙的意思，他們隻能保持沉默。在此，那期望在活生生的領域找到理由和結果的人，或者說，那認為承認生命之意義的內在確定性與“宿命論”（fatalism）或“命定論”（predestination）是一回事的人，他們對所論的問題其實是一無所知，因為他們把源自生活的體驗和獲得的或可獲得的經驗混為一談了。因果律是我們的整個覺醒的和推理的生存的標誌，是合乎理性的、依附於定律的和可描述的。但是，命運這個詞是用來指涉那不可描述的內在確定性的。我們藉助某一物理的或認識論的體係，經由數字和理性的分類，隻能揭示出因果的關係；但是，命運的觀念隻能經由藝術家的工作、藉助肖像畫、悲劇和音樂這樣的媒質來加以傳達。前者要求我們去進行區分，並在區分中去剖析和肢解，而後者要求我們的隻有創造，因而，命運與生命唇齒相依，而因果律與死亡息息相關。
我希望說明的是：在宗教、藝術、政治、社會生活、經濟、科學等方麵所有偉大的創造和形式，在所有文化中無一例外地都是同時代地實現自身和走向衰亡的；一種文化的內在結構與其他所有文化的內在結構是嚴格地對應的；凡是在某一文化中所記錄的具有深刻的觀相重要性的現象，無一不可以在其他每一文化的記錄中找到其對等物；這種對等物應當在一種富有特徵的形式下以及在一種完全確定的編年學位置中去尋找。同時，如果我們想要把握諸事實的這種同源性，就必須對事物的可見的前景具有遠比歷史學家們迄今為止慣常表現的要更為深刻的洞察力和更為嚴謹的態度；例如，在那些歷史學家當中，有誰敢設想在狄奧尼索斯運動中找到新教的對等物，設想英國清教運動之於西方人就猶如伊斯蘭教之於阿拉伯世界？
從這個角度看，歷史所提供的可能性，遠非以前的所有研究的野心所能企及，後者主要地滿足於隻就一些已知的方麵來排列過去的事實（而且是依據一個單線的圖式）——這些可能性包括：
不再把現在當作研究的極限；先行確定我們西方歷史中還未完成的階段的精神的形式、綿延期、節奏、意義和產品；藉助於形態學的聯繫，來重構早已消失的和未知的時代，甚至過去的整個文化；採用與現代古生物學相同的方法，從某一個還未被發掘的骨架碎片中來推演出有關骨架結構和物種的廣泛的和可信賴的結論。
如果我們得知了觀相的節奏，就有可能從裝飾、建築、雕刻的散落的片斷中，從沒有聯繫的政治、經濟和宗教材料中，揭示出歷史的各個時代的有機特徵，並從藝術表現領域已知的要素中發現政治形式的領域對應的要素，從數學形式的要素中讀出經濟的要素。這是一種真正歌德式的方法——事實上，它根基於歌德的原初現象的概念——它已經在某一有限程度上出現在比較動物學中，但還可以擴展，直至迄今為止無人敢奢望的整個歷史領域。
------------
第四章 世界歷史的問題（3）
------------
（b）命運觀念與因果原則
一
把這一思維的路線貫徹到底，我們便可獲得一組對立，我們覺得，這一對立乃是接近和（就這個字眼所具有的任何一種意義而言）解決人類最古老也最嚴肅的謎語的關鍵，甚至可以說是僅有的關鍵。這就是命運觀念（destiny idea）和因果原則（causality principle）的對立。完全可以說，迄今為止，人們還沒有認識到這一對立為何物，還不知道這一對立乃是世界構造的必要基礎。
凡是真正理解了“心靈是一種生存的概念”這句話的意思的人，也必能理解心靈與確然的命運感之間的緊密關係，必會把生命本身（我們用它來指謂可能性之實現得以完成的形式）看作是有方向的，是每一路線中不可避免的，是命定的。原始人模糊地和恐懼地感受到了這一點，而對於高級文化中的人類來說，其確定性足以成為他的世界視象，盡管與這視象的溝通隻有經由宗教和藝術，而決不能經由概念和證明。
每種高級語言均有大量這樣的語彙，如幸運、厄運、關鍵時刻、使命等，它們事實上隻是一種麵紗。當我們深入到這些語彙的含義和意味時，沒有一種假設、沒有一種科學與我們所感受到的東西能發生聯繫。因為這些語詞是象徵，而不是概念。因為它們是我所謂的作為自然之世界的對立麵的歷史之世界的世界圖象的重心。命運觀念需要的是生命體驗而非科學經驗，是看的能力而非計算的能力，是深度而非才智。所有的生存皆有一有機的邏輯，一本能的、全然夢一般的邏輯，恰好與無機的邏輯相對立，與理解的邏輯和被理解的事物的邏輯相對立，這一對立猶如方向的邏輯與廣延的邏輯的對立，而且沒有一個係統化的理論家，亞裏士多德也好，康德也好，知道如何處理這一對立。當他們告訴我們“判斷”、“知覺”、“意識”、“回憶”這些概念的時候，他們全都是基於自己的理由；但對於“希望”、“幸福”、“絕望”、“懺悔”、“獻身”、“安慰”這些詞彙的意思，他們隻能保持沉默。在此，那期望在活生生的領域找到理由和結果的人，或者說，那認為承認生命之意義的內在確定性與“宿命論”（fatalism）或“命定論”（predestination）是一回事的人，他們對所論的問題其實是一無所知，因為他們把源自生活的體驗和獲得的或可獲得的經驗混為一談了。因果律是我們的整個覺醒的和推理的生存的標誌，是合乎理性的、依附於定律的和可描述的。但是，命運這個詞是用來指涉那不可描述的內在確定性的。我們藉助某一物理的或認識論的體係，經由數字和理性的分類，隻能揭示出因果的關係；但是，命運的觀念隻能經由藝術家的工作、藉助肖像畫、悲劇和音樂這樣的媒質來加以傳達。前者要求我們去進行區分，並在區分中去剖析和肢解，而後者要求我們的隻有創造，因而，命運與生命唇齒相依，而因果律與死亡息息相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