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個活生生的文化都要經歷內在與外在的完成，最後達至終結——這便是歷史之“沒落”的全部意義所在。在這些沒落中，古典文化的沒落，我們了解得最為清楚和充分；還有一個沒落，一個在過程和持久性上完全可以與古典的沒落等量齊觀的沒落，將占據未來一千年中的前幾個世紀，但其沒落的徵兆早已經預示出來，且今日就在我們周圍可以感覺到——這就是西方的沒落。每一個文化都要經過如同個體的人那樣的生命階段，每一個文化皆有其孩提、青年、壯年與老年時期。西方文化最初是一個年輕而顫慄的心靈，滿負著疑懼之情，呈現在羅馬式和哥德式風格的初生時期。它使西歐的土地充滿了浮士德式的風景，從遊吟詩人的普羅旺斯到伯恩瓦德（bernward）主教的希爾德斯海姆（hilde射im）大教堂。春風吹拂著這年輕而顫慄的心靈。歌德說：“在古日耳曼的建築作品中，人們看到一種繁榮的、異乎尋常的狀態。任何直接麵對這種繁榮的人都不能不為之驚奇；但隻有那能夠洞察植物隱秘的內在生命及其力量的人，以及那能夠觀察到花蕊如何開放的人，才能逐漸地看到以完全不同的眼睛才可看到的東西，才能認識他所看到的一切。”那童稚的文化也會以同樣的語調向我們訴說，例如早期荷馬時代的多立克藝術、早期基督教（實際上是早期阿拉伯）藝術、開始於第四王朝的埃及古王國的作品。那神話般的世界意識，在逐漸成熟的時候，為了給生存找到純粹的、直接的表現，就如同一個惶惶不安的債務人，需要不斷地與自身和自然中的所有黑暗和邪惡的力量作鬥爭，直至最後獲得並認識到那純粹而直接的生存表現。一種文化越是接近於其存在的巔峰狀態，它為自己所求得的形式語言就越是剛毅、嚴苛、有控製力、有強度，它對自己的力量就越是感覺到自信，而它的輪廓特徵也越見清晰明朗。在春天，所有這一切還是模糊的、混淆的和試驗性的，充滿了孩子氣的渴念和恐懼——薩克森和法國南部的羅馬風格的哥德式教堂門廊的裝飾、早期基督教的地下墓穴、狄甫隆的瓶繪等都是明證。但是，現在，我們在埃及的早期中王國時代、在庇西特拉圖（pisistratus）時代的雅典、在查士丁尼時代、在反宗教改革時代，皆能看到成熟的創造力那羽翼豐滿的意識，我們在那一意識的自信自如中看到了費盡心機的、嚴格的、有節度的和奇蹟般的表現的每一個別特徵。我們還發現，無論什麽地方，無論什麽時候，都存在著那行將到來的完成的暗示；在這樣一些時期，出現了阿美尼赫特三世的頭像［即所謂的塔尼斯（tanis）的“喜克索人（hyksos）的斯芬克斯”］、哈吉亞·索非亞（hagia sophia）的穹頂、提香（titian）的繪畫這樣的創造。再往後，便是文化的“溫柔”到臨近“脆弱”的時期，那甜蜜的芳香有如十月的金秋時節，這個時期藝術上的表現有：克尼杜的阿芙洛狄忒idian aphrodite）、厄瑞克忒翁神廟的女郎柱廊、薩拉森人的馬蹄形穹窿上的鑲嵌圖案、德勒斯登的茨威格宮、華托（watteau）的繪畫、莫紮特的音樂。最後，在文明的昏暗的破曉時刻，心靈之火熄滅了。萎縮的力量再一次努力地作著半成功的創造，由此產生了古典主義，這是所有垂死的文化所共有的現象。再後來，心靈還有一次思考，那便是在浪漫主義中，憂鬱地回望著它的童年；到了最後，它也疲倦了、厭煩了、冷漠了，失去了生存的欲望，於是，正如帝國時代的羅馬那樣，它盼望能走出那漫長的白晝，而墜落到原始神秘主義（protomysticism）的黑暗之中，回到母胎裏，回到墳墓裏。這樣便又出現了“第二信仰”（second religiousness）的輪迴，晚期古典人又轉向了密特拉（mithras）、伊西斯（isis）和太陽神（the sun）的崇拜——誕生於東方的這些崇拜給心靈輸入的是一種新的夢幻、恐懼和孤獨。
八
“習性”（habit）這個術語常被用在植物中，來意指與植物自身相適應以及植物藉以表現自身的特殊方式，如植物在光的世界中所表現出來的特徵、過程和持續性，由此使我們能夠看到它。每一種植物經由習性而與所有其他植物區分開來，不論是其生存的每一部分或是每一階段。我們可以把這個有用的術語運用於我們有關偉大的有機體的觀相學，用它來言說印度的、埃及的和古典的文化、歷史或精神的習性。在這個方麵，習性的某種模糊的暗示常常是風格（style）概念的基礎。因此，如果我們談及某一文化在宗教、理智、政治、社會或經濟等方麵的“風格”，我們不是要強化而僅僅是想明確和加深那個詞。空間中的生存的這種“習性”——包括個體的人的行為、思想、品行和氣質在內——在整個文化的情形或生存中涵蓋了高級的生命表現的總體。對某些特定的藝術分支的選擇（例如希臘人的圓雕和壁畫，西方人的復調音樂和油畫）和對另一些分支的堅決拒絕（例如對阿拉伯人的雕塑的拒絕）；對秘傳宗教（例如印度人）或大眾宗教（例如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偏愛；對演說術（古典人）或寫作（中國人、西方人）的偏好，這一切，作為精神交流的形式，全都是風格的體現。同樣地，那五花八門的服裝、行政製度、運輸、社會禮節等等亦是如此。古典世界的所有偉大人物形成了一個自足的群體，其精神習性與阿拉伯人或西方人的所有偉大人物的精神習性可以說是涇渭分明。我們甚至可以比較一下歌德和拉斐爾（raphael）與古典人，在後者那裏，赫拉克利特、索福克勒斯、柏拉圖、阿爾西比亞德、忒密斯多克利、賀拉斯（horace）、提比略（tiberius）等，全都毫不猶豫地把自己歸為一家人。每個古典的大都市——從西西裏的敘拉古到帝國之都羅馬，皆是同一生命感的體現和感覺圖象——在布局和街道設計方麵，在它的公共與私人建築的語言方麵，在其廣場、胡同、庭院、建築立麵的類型方麵，在城市的色調、喧鬧聲、街景和夜生活方麵，皆與印度、阿拉伯或西方的世界城市有根本的不同。巴格達和開羅的氣氛在被征服以後很久仍可在格拉納達（granada）感受到；甚至腓力二世（philip 2）的馬德裏整個地就是現代的倫敦和巴黎的觀相標記。而在這類事物的每一種差異性中，都存在著一種高度的象徵主義。對比一下西方的直線透視和街道排列的傾向（例如羅浮宮的香榭麗舍大街的林蔭道、聖彼得教堂前的廣場）與薩卡拉大道（via sacra）、羅馬廣場（forum romanum）和雅典衛城那幾乎故意的複雜和狹窄，就可看出，後者的各個部分的排列是不對稱的和沒有任何透視的。甚至城鎮的設計——不論是哥德式的毫無規劃，還是亞歷山大和拿破崙時代的有意識的規劃——也反映了與數學相同的原理：在一種情形下是萊布尼茨式的無限空間的數學，而在另一種情形下是歐幾裏得式的各自分離的物體的數學。但是，進一步地，其確定的生命綿延期（life-duration）和其確定的發展速度，也都屬於某一類的“習性”。這兩者都是我們在一種歷史的結構理論中不得不考慮的特性。古典生存的節奏不同於埃及人或阿拉伯人的節奏；我們完全可以稱希臘和羅馬是“行板”（andante），而稱浮士德精神是“活潑的快板”（allegro con br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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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性”（habit）這個術語常被用在植物中，來意指與植物自身相適應以及植物藉以表現自身的特殊方式，如植物在光的世界中所表現出來的特徵、過程和持續性，由此使我們能夠看到它。每一種植物經由習性而與所有其他植物區分開來，不論是其生存的每一部分或是每一階段。我們可以把這個有用的術語運用於我們有關偉大的有機體的觀相學，用它來言說印度的、埃及的和古典的文化、歷史或精神的習性。在這個方麵，習性的某種模糊的暗示常常是風格（style）概念的基礎。因此，如果我們談及某一文化在宗教、理智、政治、社會或經濟等方麵的“風格”，我們不是要強化而僅僅是想明確和加深那個詞。空間中的生存的這種“習性”——包括個體的人的行為、思想、品行和氣質在內——在整個文化的情形或生存中涵蓋了高級的生命表現的總體。對某些特定的藝術分支的選擇（例如希臘人的圓雕和壁畫，西方人的復調音樂和油畫）和對另一些分支的堅決拒絕（例如對阿拉伯人的雕塑的拒絕）；對秘傳宗教（例如印度人）或大眾宗教（例如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偏愛；對演說術（古典人）或寫作（中國人、西方人）的偏好，這一切，作為精神交流的形式，全都是風格的體現。同樣地，那五花八門的服裝、行政製度、運輸、社會禮節等等亦是如此。古典世界的所有偉大人物形成了一個自足的群體，其精神習性與阿拉伯人或西方人的所有偉大人物的精神習性可以說是涇渭分明。我們甚至可以比較一下歌德和拉斐爾（raphael）與古典人，在後者那裏，赫拉克利特、索福克勒斯、柏拉圖、阿爾西比亞德、忒密斯多克利、賀拉斯（horace）、提比略（tiberius）等，全都毫不猶豫地把自己歸為一家人。每個古典的大都市——從西西裏的敘拉古到帝國之都羅馬，皆是同一生命感的體現和感覺圖象——在布局和街道設計方麵，在它的公共與私人建築的語言方麵，在其廣場、胡同、庭院、建築立麵的類型方麵，在城市的色調、喧鬧聲、街景和夜生活方麵，皆與印度、阿拉伯或西方的世界城市有根本的不同。巴格達和開羅的氣氛在被征服以後很久仍可在格拉納達（granada）感受到；甚至腓力二世（philip 2）的馬德裏整個地就是現代的倫敦和巴黎的觀相標記。而在這類事物的每一種差異性中，都存在著一種高度的象徵主義。對比一下西方的直線透視和街道排列的傾向（例如羅浮宮的香榭麗舍大街的林蔭道、聖彼得教堂前的廣場）與薩卡拉大道（via sacra）、羅馬廣場（forum romanum）和雅典衛城那幾乎故意的複雜和狹窄，就可看出，後者的各個部分的排列是不對稱的和沒有任何透視的。甚至城鎮的設計——不論是哥德式的毫無規劃，還是亞歷山大和拿破崙時代的有意識的規劃——也反映了與數學相同的原理：在一種情形下是萊布尼茨式的無限空間的數學，而在另一種情形下是歐幾裏得式的各自分離的物體的數學。但是，進一步地，其確定的生命綿延期（life-duration）和其確定的發展速度，也都屬於某一類的“習性”。這兩者都是我們在一種歷史的結構理論中不得不考慮的特性。古典生存的節奏不同於埃及人或阿拉伯人的節奏；我們完全可以稱希臘和羅馬是“行板”（andante），而稱浮士德精神是“活潑的快板”（allegro con br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