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這就是我們的任務。我們西方文化的人是有歷史感的，我們是一個例外，而不是通例。世界歷史是我們的世界圖象，而非全人類的世界圖象。印度人和古典人沒有形成有發展的世界的影像，也許，當西方文明順次滅亡之後，將再也不會有一種文化和一種人類能讓“世界歷史”成為醒覺意識的如此強有力的形式。
六
那麽，世界歷史是什麽？當然是對過去的一種有秩序的表述，是一種內在的陳述，是感受形式的能力的表現。但是，對形式的感受，不論多麽確定，終歸和形式本身不是一回事。毫無疑問，我們感覺世界歷史，體驗世界歷史，相信世界歷史能像一幅地圖一樣去閱讀。然而，直到今天，我們所知道的還隻是它的各種形式，而不是它的形式本身——這形式本身乃是我們自己的內在生命的鏡像（mirror-image）。
每一個人如果被問到，當然會說，他可以十分清晰地和確切地看到歷史的內在形式。這種幻覺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沒有一個人嚴肅地深思過它，更少有人對自己的知識有過懷疑，因為，對於懷疑的範圍究竟有多麽的廣闊，沒有人有一丁點的概念。事實上，世界歷史的編排y-out）是一種沒有得到證實的、主觀的、世代相傳的（不僅是門外漢的，而且是專業的歷史學家的）想法，因此迫切地需要一點點懷疑精神，這種懷疑精神自伽利略以來就在調節和加深我們有關自然的天生觀念。
由於把歷史再細分為“古代史”、“中古史”和“近代史”——這是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空洞的和沒有意義的框架，然而它整個地主宰了我們的歷史思維——使得我們已無法認識高級人類在通史中的真正地位，無法認識德意誌-羅馬帝國時代以來在西歐土壤中生長出來的小小局部世界的真正地位，無法判定它的相對的重要性，尤其是無法估計它的方向。未來的諸文化肯定難以相信這樣一種框架的有效性，因為它持有一種簡單的直線發展觀，它的分配比例是毫無意義的，而且會隨著每一世紀的推移而變得越來越不合理；還因為它無法把不斷進入我們的知識之光的新的歷史領域包括進去。可盡管如此，這種框架的有效性從未被人全力攻擊過。一直以來，歷史研究者針對這一框架的批評方式是毫無意義的；他們隻是取消了某一現行的方案，卻沒有提出其他的任何替代方案。玩弄“希臘中古時代”或“日耳曼古代”這樣的用語，絲毫也不能幫助我們去形成一幅清晰的、具有內在說服力的圖象，以使中國和墨西哥、阿克蘇姆（axum）帝國和薩珊（sassanids）帝國各就其位。至於把“近代史”的起點從十字軍移到文藝復興，或從文藝復興移到19世紀初這種變通的做法，不過是想要說明這一框架本身應被看作是不可動搖的和完滿的。
問題不僅在於這一框架限製了歷史的領域。更糟的是，它左右了歷史舞台。西歐的領地被當作堅實的一極，當作地球上獨一無二的選定地區——不為別的，隻因為我們生長在這裏；而那些千百年來綿延不絕的偉大歷史和悠久的強大文化都隻能謙卑地繞著這個極在旋轉。這簡直就是一個太陽與行星的怪想體係！我們選定一小塊領地作為歷史體係的自然中心，並將其當作中心的太陽。所有的歷史事件皆從它那裏獲得其真實的光，其重要性也依據它的角度而獲得判定。但是，這一“世界歷史”之幻景的上演，隻是我們西歐人的自欺欺人，隻要稍加懷疑，它就會煙消雲散。
我們得感謝那一欺騙提供給我們的大量視覺幻覺（日久天長便習慣成自然），藉助它們，那幾千年的遙遠歷史，例如中國和埃及的歷史，便被縮小為純粹的插曲，而在其緊鄰的我們的位置，自路德（luther）尤其是自拿破崙以後的幾十年歷史，則如巨型怪影般（brocken-spectres）傲然聳立。我們完全清楚，那高端的雲層或遠方的火車看似移動得很慢，其實隻是一種表象，可我們相信，早期的印度人、巴比倫人或埃及人的一切歷史的發展速度（tempo），實際上遠比我們自己不久的過去的發展速度要慢。我們還覺得它們是不實在的，比較沉悶和淡薄的，因為我們還沒有學會考慮（內在的和外在的）距離的因素。
不言而喻，對於西方諸文化而言，雅典、佛羅倫斯或巴黎的存在，遠比洛陽或華氏城（pataliputra）重要。但是，依據這樣的一種評估來建立世界歷史的框架行得通嗎？如果可以的話，則中國的歷史學家大可建立另一個世界歷史框架，在那裏，十字軍、文藝復興、愷撒、腓特烈大帝等都無足輕重，隻要一筆帶過。從形態學的觀點看，我們的18世紀憑什麽要比它之前的六十個世紀更為重要？把短短幾個世紀且完全局限在西歐的“近代”歷史同上下數千年的“古代”歷史對立起來，並且還把大堆的前希臘文化全都偶然地堆積在那一“古代史”中，不加審查，也不加整理，僅僅是作為附錄，這樣做不是極其荒誕可笑嗎？這決非誇大其辭。為了維持此一蒼白無力的框架，我們不是已經把埃及和巴比倫——它們各自都有一個獨立自足的歷史，與我們的從查理曼到世界大戰的所謂“世界歷史”相比，可謂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列為古典歷史的序幕了嗎？我們不是裝出一副無可奈何的神情把印度和中國文化那深廣而複雜的內容都貶抑為腳註了嗎？至於偉大的美洲文化，我們不是藉口它們不“相稱”（與什麽不相稱？）而整個地加以漠視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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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麽，世界歷史是什麽？當然是對過去的一種有秩序的表述，是一種內在的陳述，是感受形式的能力的表現。但是，對形式的感受，不論多麽確定，終歸和形式本身不是一回事。毫無疑問，我們感覺世界歷史，體驗世界歷史，相信世界歷史能像一幅地圖一樣去閱讀。然而，直到今天，我們所知道的還隻是它的各種形式，而不是它的形式本身——這形式本身乃是我們自己的內在生命的鏡像（mirror-image）。
每一個人如果被問到，當然會說，他可以十分清晰地和確切地看到歷史的內在形式。這種幻覺之所以存在，是因為沒有一個人嚴肅地深思過它，更少有人對自己的知識有過懷疑，因為，對於懷疑的範圍究竟有多麽的廣闊，沒有人有一丁點的概念。事實上，世界歷史的編排y-out）是一種沒有得到證實的、主觀的、世代相傳的（不僅是門外漢的，而且是專業的歷史學家的）想法，因此迫切地需要一點點懷疑精神，這種懷疑精神自伽利略以來就在調節和加深我們有關自然的天生觀念。
由於把歷史再細分為“古代史”、“中古史”和“近代史”——這是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空洞的和沒有意義的框架，然而它整個地主宰了我們的歷史思維——使得我們已無法認識高級人類在通史中的真正地位，無法認識德意誌-羅馬帝國時代以來在西歐土壤中生長出來的小小局部世界的真正地位，無法判定它的相對的重要性，尤其是無法估計它的方向。未來的諸文化肯定難以相信這樣一種框架的有效性，因為它持有一種簡單的直線發展觀，它的分配比例是毫無意義的，而且會隨著每一世紀的推移而變得越來越不合理；還因為它無法把不斷進入我們的知識之光的新的歷史領域包括進去。可盡管如此，這種框架的有效性從未被人全力攻擊過。一直以來，歷史研究者針對這一框架的批評方式是毫無意義的；他們隻是取消了某一現行的方案，卻沒有提出其他的任何替代方案。玩弄“希臘中古時代”或“日耳曼古代”這樣的用語，絲毫也不能幫助我們去形成一幅清晰的、具有內在說服力的圖象，以使中國和墨西哥、阿克蘇姆（axum）帝國和薩珊（sassanids）帝國各就其位。至於把“近代史”的起點從十字軍移到文藝復興，或從文藝復興移到19世紀初這種變通的做法，不過是想要說明這一框架本身應被看作是不可動搖的和完滿的。
問題不僅在於這一框架限製了歷史的領域。更糟的是，它左右了歷史舞台。西歐的領地被當作堅實的一極，當作地球上獨一無二的選定地區——不為別的，隻因為我們生長在這裏；而那些千百年來綿延不絕的偉大歷史和悠久的強大文化都隻能謙卑地繞著這個極在旋轉。這簡直就是一個太陽與行星的怪想體係！我們選定一小塊領地作為歷史體係的自然中心，並將其當作中心的太陽。所有的歷史事件皆從它那裏獲得其真實的光，其重要性也依據它的角度而獲得判定。但是，這一“世界歷史”之幻景的上演，隻是我們西歐人的自欺欺人，隻要稍加懷疑，它就會煙消雲散。
我們得感謝那一欺騙提供給我們的大量視覺幻覺（日久天長便習慣成自然），藉助它們，那幾千年的遙遠歷史，例如中國和埃及的歷史，便被縮小為純粹的插曲，而在其緊鄰的我們的位置，自路德（luther）尤其是自拿破崙以後的幾十年歷史，則如巨型怪影般（brocken-spectres）傲然聳立。我們完全清楚，那高端的雲層或遠方的火車看似移動得很慢，其實隻是一種表象，可我們相信，早期的印度人、巴比倫人或埃及人的一切歷史的發展速度（tempo），實際上遠比我們自己不久的過去的發展速度要慢。我們還覺得它們是不實在的，比較沉悶和淡薄的，因為我們還沒有學會考慮（內在的和外在的）距離的因素。
不言而喻，對於西方諸文化而言，雅典、佛羅倫斯或巴黎的存在，遠比洛陽或華氏城（pataliputra）重要。但是，依據這樣的一種評估來建立世界歷史的框架行得通嗎？如果可以的話，則中國的歷史學家大可建立另一個世界歷史框架，在那裏，十字軍、文藝復興、愷撒、腓特烈大帝等都無足輕重，隻要一筆帶過。從形態學的觀點看，我們的18世紀憑什麽要比它之前的六十個世紀更為重要？把短短幾個世紀且完全局限在西歐的“近代”歷史同上下數千年的“古代”歷史對立起來，並且還把大堆的前希臘文化全都偶然地堆積在那一“古代史”中，不加審查，也不加整理，僅僅是作為附錄，這樣做不是極其荒誕可笑嗎？這決非誇大其辭。為了維持此一蒼白無力的框架，我們不是已經把埃及和巴比倫——它們各自都有一個獨立自足的歷史，與我們的從查理曼到世界大戰的所謂“世界歷史”相比，可謂是有過之而無不及——列為古典歷史的序幕了嗎？我們不是裝出一副無可奈何的神情把印度和中國文化那深廣而複雜的內容都貶抑為腳註了嗎？至於偉大的美洲文化，我們不是藉口它們不“相稱”（與什麽不相稱？）而整個地加以漠視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