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學和因果律原則導致對現象世界作自然主義的安排，編年學及命運的觀念導致對現象世界作歷史的安排。兩種安排各以其理涵括著整個世界。區別隻在於用什麽眼光或通過什麽眼光去認識這個世界。
四
自然是高級文化的人類在其中綜合和解釋他直接的感官印象的一種形態（shape）；歷史則是該人類的想像據此理解與其自身的生命有關的世界的活生生的存在的另一種形態，由此他可更深入地切近真實。至於他能不能創造這兩種形態，兩者之中哪一種支配著他的醒覺意識（waking consciousness），此乃是有關全部人類生存的原始問題。
因而，人類眼前有兩種世界構成（world-formation）的可能性。但是，在一開始就必須注意的是，這些可能性不一定就是現實性（actualities）；如果我們想要探究全部歷史的意義，就必須首先解決一個從未被人提出過的問題，那就是，歷史為誰而存在？這個問題初看起來有點荒謬，因為歷史顯然是為每個人而存在，每個人，及其整個的生存和意識，都是歷史的一部分。但是，一個人生活在什麽樣的持久印象裏，比如是覺得他的生命隻是千年萬載綿延不絕的廣大生命過程的一部分，還是認為自己是圓滿自足的存在，這中間是有很大差別的。對於後一種意識而言，當然無所謂世界歷史，亦無所謂作為歷史之世界。但是，如果整個民族的自我意識都是如此，如果整個文化都立足於這一非歷史的精神，將會出現何等局麵？在這種精神麵前，現實性會是什麽樣子？世界會是什麽樣子？生命會是什麽樣子？想想古典文化的情形吧。在希臘人的世界意識（world-consciousness）裏，一切的經驗，不僅僅是個人經驗，而且包括共同的過去經驗，會立即變成特定的瞬時之“現在”的一種沒有時間性的、沒有運動的、神話式的背景；因此，亞歷山大大帝還沒有死，他的歷史就已經被古典情趣溶化在狄奧尼索斯（dionysus）的傳奇中了，而愷撒說他自己是維納斯（venus）的後裔，至少也並非全然的荒誕之言。
這種精神狀態，對於我們西方人而言，實際上是不可能重現的，因為在我們身上，一種時間距離感（sense of time-distances）是如此之強烈，使得我們在談論起公元前或公元後多少多少年的時候是那樣的習以為常和不加懷疑。但是，我們不能因為這個緣故，在處理歷史問題的時候，就幹脆不去理會這個事實。
日記和自傳對於個人有什麽作用，最廣義和包羅萬象的意義上的歷史研究——亦即包括有關異民族、異時代和異風俗的一切心理比較和分析——對於某一文化的心靈的整體就有什麽作用。但是，古典文化並沒有記憶，沒有這一特殊意義上的歷史器官。古典人（ssical man）——姑且這麽稱呼它，雖然把從我們自己身上得來的概念運用於異族心靈是有點任意勉強——的記憶是一種不同的東西，因為在醒覺意識裏排列我們的透視視角的過去和未來，在他們那裏是沒有的；隻有“純粹的現在”——其在古典生命的每一件產品、尤其是在雕塑中，常常激起歌德（goethe）的驚羨——以一種我們完全不能理解的強度充盈於他們的生命中。
這種純粹的現在最偉大的象徵便是多立克柱式（doric column），其本身就證實了對時間的否定（negation of time）（對方向的否定）。在希羅多德（herodotus）和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眼裏，以及在忒密斯多克利（themistocles）或某位羅馬執政官的眼裏，過去立刻會被稀釋成一種沒有時間性、且沒有變化的印象，其在結構上是極性的而非周期性的——在最後的分析中，神話就是由這種原料構成的——而在我們的世界感（world-sense）和我們的內在視覺（inner eye）看來，過去肯定是周期性的、有目的的、歷經千百年的有機體。
但也正是這種背景，使得生命，不論是古典的生命還是西方的生命，各具特殊的色調。希臘人所謂的“科斯摩斯”（kosmos）乃是一個非連續但卻完整的世界的意象。因此，不可避免地，希臘人本身並非一個係列（series），而是一個獨項（term）。
由於這個原因，盡管古典人十分熟悉巴比倫人、尤其是埃及人的嚴謹的編年學和曆法推算，因而也很熟悉在他們的那些想像力豐富的天文學運算和有關大時距的精確測算中所顯示出的永恆感（eternity-sense）和對現世（present-as-such）的忽視，可是這一切都不曾變成他內心的一部分。古典的哲學家偶爾就他聽來的而非經驗到的主題向古典人談及的東西，以及亞洲的希臘城市中那少數的傑出心靈［例如喜帕恰斯（hipparchus）和阿裏斯塔庫斯（aristarchus）］所發現的東西，斯多葛派和亞裏士多德派都一概加以排斥，至於在那小小的專業圈子之外，就更是無人問津。柏拉圖（to）和亞裏士多德（aristotle）都沒有觀象台。在伯裏克利（pericles）的晚年，雅典人通過了一項法令，規定傳播天文學理論的人要受到控告（εισαγγεmbda;ια）。這是一項具有最深刻的象徵意義的法令，它表明古典心靈決意從它的世界意識的每個角落把“距離”清除掉。
至於古典的歷史著作，可以修昔底德（thucydides）為例。這個人的長處在於他真正的古典能力，能把當下的事件寫得栩栩如生，不辯自明，還在於他具有一種宏大的、天生政治家的實踐眼光，而他本人就是一位將軍兼行政官。由於具有這種經驗品質（不幸的是，我們把它和歷史感本身混同在一起了），他的著作在那些僅僅博學的專業歷史學家看來就成為不可模仿的範例了，而事實也確實是如此。但是，修昔底德絕對沒有顯示出透視若幹世紀的歷史的才華，而在我們看來，這卻是歷史學家這一概念所固有的。優秀的古典歷史著作都一成不變地是關於作者當時的政治現況的，而我們則恰恰相反，我們的歷史名著無一例外地處理的是遙遠的過去。修昔底德就連處理波斯戰爭（persian wars）都感到為難，更別說希臘通史了，至於埃及的歷史，更是他力所不及的了。他，還有波利比烏斯（polybius）和塔西佗（tacitus）（和他一樣，他們也都是實際的政治家），一當回首過去，遇到他在實踐經驗中不曾見過的任何形式的動因，就失去了他那準確的眼力。對於波利比烏斯而言，甚至第一次布匿戰爭（punic war）都是不可解釋的，而對於塔西佗而言，甚至連奧古斯都的統治都是難以言明的。至於修昔底德，他的歷史感——按我們對這個詞的理解——的缺乏，完全可以從他的著作的第一頁所說的那句駭人聽聞的話中看出來，他說，在他的時代（約在公元前400年）之前，世界上沒有發生過什麽重大事件（ου μεγαmbda;α γενεσθα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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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是高級文化的人類在其中綜合和解釋他直接的感官印象的一種形態（shape）；歷史則是該人類的想像據此理解與其自身的生命有關的世界的活生生的存在的另一種形態，由此他可更深入地切近真實。至於他能不能創造這兩種形態，兩者之中哪一種支配著他的醒覺意識（waking consciousness），此乃是有關全部人類生存的原始問題。
因而，人類眼前有兩種世界構成（world-formation）的可能性。但是，在一開始就必須注意的是，這些可能性不一定就是現實性（actualities）；如果我們想要探究全部歷史的意義，就必須首先解決一個從未被人提出過的問題，那就是，歷史為誰而存在？這個問題初看起來有點荒謬，因為歷史顯然是為每個人而存在，每個人，及其整個的生存和意識，都是歷史的一部分。但是，一個人生活在什麽樣的持久印象裏，比如是覺得他的生命隻是千年萬載綿延不絕的廣大生命過程的一部分，還是認為自己是圓滿自足的存在，這中間是有很大差別的。對於後一種意識而言，當然無所謂世界歷史，亦無所謂作為歷史之世界。但是，如果整個民族的自我意識都是如此，如果整個文化都立足於這一非歷史的精神，將會出現何等局麵？在這種精神麵前，現實性會是什麽樣子？世界會是什麽樣子？生命會是什麽樣子？想想古典文化的情形吧。在希臘人的世界意識（world-consciousness）裏，一切的經驗，不僅僅是個人經驗，而且包括共同的過去經驗，會立即變成特定的瞬時之“現在”的一種沒有時間性的、沒有運動的、神話式的背景；因此，亞歷山大大帝還沒有死，他的歷史就已經被古典情趣溶化在狄奧尼索斯（dionysus）的傳奇中了，而愷撒說他自己是維納斯（venus）的後裔，至少也並非全然的荒誕之言。
這種精神狀態，對於我們西方人而言，實際上是不可能重現的，因為在我們身上，一種時間距離感（sense of time-distances）是如此之強烈，使得我們在談論起公元前或公元後多少多少年的時候是那樣的習以為常和不加懷疑。但是，我們不能因為這個緣故，在處理歷史問題的時候，就幹脆不去理會這個事實。
日記和自傳對於個人有什麽作用，最廣義和包羅萬象的意義上的歷史研究——亦即包括有關異民族、異時代和異風俗的一切心理比較和分析——對於某一文化的心靈的整體就有什麽作用。但是，古典文化並沒有記憶，沒有這一特殊意義上的歷史器官。古典人（ssical man）——姑且這麽稱呼它，雖然把從我們自己身上得來的概念運用於異族心靈是有點任意勉強——的記憶是一種不同的東西，因為在醒覺意識裏排列我們的透視視角的過去和未來，在他們那裏是沒有的；隻有“純粹的現在”——其在古典生命的每一件產品、尤其是在雕塑中，常常激起歌德（goethe）的驚羨——以一種我們完全不能理解的強度充盈於他們的生命中。
這種純粹的現在最偉大的象徵便是多立克柱式（doric column），其本身就證實了對時間的否定（negation of time）（對方向的否定）。在希羅多德（herodotus）和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眼裏，以及在忒密斯多克利（themistocles）或某位羅馬執政官的眼裏，過去立刻會被稀釋成一種沒有時間性、且沒有變化的印象，其在結構上是極性的而非周期性的——在最後的分析中，神話就是由這種原料構成的——而在我們的世界感（world-sense）和我們的內在視覺（inner eye）看來，過去肯定是周期性的、有目的的、歷經千百年的有機體。
但也正是這種背景，使得生命，不論是古典的生命還是西方的生命，各具特殊的色調。希臘人所謂的“科斯摩斯”（kosmos）乃是一個非連續但卻完整的世界的意象。因此，不可避免地，希臘人本身並非一個係列（series），而是一個獨項（term）。
由於這個原因，盡管古典人十分熟悉巴比倫人、尤其是埃及人的嚴謹的編年學和曆法推算，因而也很熟悉在他們的那些想像力豐富的天文學運算和有關大時距的精確測算中所顯示出的永恆感（eternity-sense）和對現世（present-as-such）的忽視，可是這一切都不曾變成他內心的一部分。古典的哲學家偶爾就他聽來的而非經驗到的主題向古典人談及的東西，以及亞洲的希臘城市中那少數的傑出心靈［例如喜帕恰斯（hipparchus）和阿裏斯塔庫斯（aristarchus）］所發現的東西，斯多葛派和亞裏士多德派都一概加以排斥，至於在那小小的專業圈子之外，就更是無人問津。柏拉圖（to）和亞裏士多德（aristotle）都沒有觀象台。在伯裏克利（pericles）的晚年，雅典人通過了一項法令，規定傳播天文學理論的人要受到控告（εισαγγεmbda;ια）。這是一項具有最深刻的象徵意義的法令，它表明古典心靈決意從它的世界意識的每個角落把“距離”清除掉。
至於古典的歷史著作，可以修昔底德（thucydides）為例。這個人的長處在於他真正的古典能力，能把當下的事件寫得栩栩如生，不辯自明，還在於他具有一種宏大的、天生政治家的實踐眼光，而他本人就是一位將軍兼行政官。由於具有這種經驗品質（不幸的是，我們把它和歷史感本身混同在一起了），他的著作在那些僅僅博學的專業歷史學家看來就成為不可模仿的範例了，而事實也確實是如此。但是，修昔底德絕對沒有顯示出透視若幹世紀的歷史的才華，而在我們看來，這卻是歷史學家這一概念所固有的。優秀的古典歷史著作都一成不變地是關於作者當時的政治現況的，而我們則恰恰相反，我們的歷史名著無一例外地處理的是遙遠的過去。修昔底德就連處理波斯戰爭（persian wars）都感到為難，更別說希臘通史了，至於埃及的歷史，更是他力所不及的了。他，還有波利比烏斯（polybius）和塔西佗（tacitus）（和他一樣，他們也都是實際的政治家），一當回首過去，遇到他在實踐經驗中不曾見過的任何形式的動因，就失去了他那準確的眼力。對於波利比烏斯而言，甚至第一次布匿戰爭（punic war）都是不可解釋的，而對於塔西佗而言，甚至連奧古斯都的統治都是難以言明的。至於修昔底德，他的歷史感——按我們對這個詞的理解——的缺乏，完全可以從他的著作的第一頁所說的那句駭人聽聞的話中看出來，他說，在他的時代（約在公元前400年）之前，世界上沒有發生過什麽重大事件（ου μεγαmbda;α γενεσθα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