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具體言之，觀相的方法主要有兩種：整體的“俯瞰”的方法和同源的“類比”的方法。前者主要用於同一文化形態的不同文化現象之間，後者主要用於不同文化形態的同源現象之間。
前麵我們一再提到“生命有機體”、“文化有機體”的概念，但未作明確的說明。簡單來說，“有機體”這個概念，不論是生命的還是文化的，包含有兩層意思：第一，是一個由各個部分有機地聯繫起來的整體；第二，是一個包含著從出生到成長、從衰老到死亡的有機的生成過程。斯賓格勒的“俯瞰”的方法就是基於有機體的第一層意思，第二層意思則在他的“沒落論”中有充分體現。
如同人體是由神經係統、消化係統、血液循環係統等組合而成的一個有機整體一樣，文化有機體也是由各個部分組成的，如政治組織、經濟形態、法律體係、哲學與宗教、科學與藝術等等，文化的心靈或精神正是通過這各個部分的共同作用來實現或完成自身的，同時也是體現於這各個部分之中的。因此，文化的各個部分的性質、狀態及發展水平，是與文化整體的性質、狀態及發展水平相一致的，一定的藝術形式，總是與一定時代或文化的一定發展階段的政治、經濟、宗教、科學等方麵的狀況相關聯的，反之亦然。故而，對各種文化現象的考察，就不能隻抓住其表麵的特徵，不能將其視作孤立的因素，使其與有機體的整體割裂開來，而是應當在整體中、在與其他部門或領域的現象的通觀中，來顯示其本質，來揭示這一文化有機體的“形態學關係”。斯賓格勒說：
“迄今為止，我還沒有看到有誰仔細地考慮過那把某一文化的所有方麵的表現形式內在地結合起來的形態學的關係，我也沒有看到有誰超越政治的界限去把握希臘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西方人在數學方麵終極的和根本的觀念，他們的早期裝飾的意義，他們的建築、哲學、戲劇和詩歌的基本形式，他們對偉大藝術的選擇和發展，他們的工藝細則和素材選擇——更別說去理解這些事物對於歷史的形式問題所具有的決定性的重要意義。這些歷史學家有誰知道，在微積分和路易十四時期的政治的朝代原則之間，在古典的城邦和歐幾裏得幾何之間，在西方油畫的空間透視和以鐵路、電話、遠程武器進行的空間征服之間，在對位音樂和信用經濟之間，原本有著深刻的一致性呢？不過，從這一形態學的觀點看，即便平凡單調的政治事實，也具有一種象徵的、甚至形而上的性質：埃及的行政製度、古典的錢幣、解析幾何、支票、蘇伊士運河、中國的印刷術、普魯士的軍隊以及羅馬人的道路工程，諸如此類的一切全可以當作象徵看待，是可以一致地加以理解和認識的——在此之前，這恐怕是不可能的。”
觀相的研究麵對的總是一些文化的事實和現象，它們構成為生命湧流的生成過程的形式和象徵，但是，世界歷史是由眾多不同的生命類型和文化風格組成的，要認識它們，就隻有用“類比”的方法。故而，觀相的方法，也就是類比的方法。斯賓格勒說，數學的法則隻能認識僵死的形式，對於歷史的活生生的形式，隻能用類比的方法。但是，麵對19世紀實證史學中比比皆是的歷史類比，例如把拿破崙比作愷撒，把佛陀比作基督，把原始基督教比作近代社會主義，斯賓格勒又強調，他所講的形態學意義上的“類比”是歌德的“同源”意義上的，而不是實證史家“同功”意義上的，前者指的是不同生物及其器官因具有共同的來源和譜係而在結構上所表現出的親緣性，後者則隻看到結構在功能上的相似，而不問其在進化上的來源，例如人的骨骼與其他脊椎動物就具有同源的關係——它們都被認為是從魚類進化而來的，而魚類的腮與陸棲動物的肺就是同功的。將這一區分運用到歷史研究中，則可看到：古典雕刻與西歐的管弦樂、埃及第四王朝的金字塔與西方的哥德式教堂、印度的佛教與羅馬的斯多葛主義等等，就屬於同源的，古希臘的狄奧尼索斯運動與文藝復興是同源的，但與宗教改革卻是同功的。
那麽，如何來確定不同的兩種現象之間的關係究竟是同源的還是同功的呢？斯賓格勒提出了另一個概念：“同時代”。所謂“同時代”，就是指兩個歷史事實或文化現象在各自文化的相同階段或位置發生。由於所有文化皆是有機體，皆要經歷從出生到成熟以至衰落和死亡的階段，按照斯賓格勒的形態學理論，處於相同發展階段的文化必有相同的表現形式，所以，不僅同一文化的同一發展階段出現的不同現象，就連屬於不同文化但卻處於相同發展階段出現的人物、事件或現象，都屬於“同時代”，它們之間的關係就是同源的，盡管它們出現的年代相隔可能有上千年，盡管它們之間可能沒有任何可見的接觸，但這並不妨礙它們在結構上的相似性。“一種文化的內在結構與其他所有文化的內在結構是嚴格地對應的；凡是在某一文化中所記錄的具有深刻的觀相重要性的現象，無一不可以在其他每一文化的記錄中找到其對等物；這種對等物應當在一種富有特徵的形式下以及在一種完全確定的編年學位置中去尋找。”
前麵我們一再提到“生命有機體”、“文化有機體”的概念，但未作明確的說明。簡單來說，“有機體”這個概念，不論是生命的還是文化的，包含有兩層意思：第一，是一個由各個部分有機地聯繫起來的整體；第二，是一個包含著從出生到成長、從衰老到死亡的有機的生成過程。斯賓格勒的“俯瞰”的方法就是基於有機體的第一層意思，第二層意思則在他的“沒落論”中有充分體現。
如同人體是由神經係統、消化係統、血液循環係統等組合而成的一個有機整體一樣，文化有機體也是由各個部分組成的，如政治組織、經濟形態、法律體係、哲學與宗教、科學與藝術等等，文化的心靈或精神正是通過這各個部分的共同作用來實現或完成自身的，同時也是體現於這各個部分之中的。因此，文化的各個部分的性質、狀態及發展水平，是與文化整體的性質、狀態及發展水平相一致的，一定的藝術形式，總是與一定時代或文化的一定發展階段的政治、經濟、宗教、科學等方麵的狀況相關聯的，反之亦然。故而，對各種文化現象的考察，就不能隻抓住其表麵的特徵，不能將其視作孤立的因素，使其與有機體的整體割裂開來，而是應當在整體中、在與其他部門或領域的現象的通觀中，來顯示其本質，來揭示這一文化有機體的“形態學關係”。斯賓格勒說：
“迄今為止，我還沒有看到有誰仔細地考慮過那把某一文化的所有方麵的表現形式內在地結合起來的形態學的關係，我也沒有看到有誰超越政治的界限去把握希臘人、阿拉伯人、印度人和西方人在數學方麵終極的和根本的觀念，他們的早期裝飾的意義，他們的建築、哲學、戲劇和詩歌的基本形式，他們對偉大藝術的選擇和發展，他們的工藝細則和素材選擇——更別說去理解這些事物對於歷史的形式問題所具有的決定性的重要意義。這些歷史學家有誰知道，在微積分和路易十四時期的政治的朝代原則之間，在古典的城邦和歐幾裏得幾何之間，在西方油畫的空間透視和以鐵路、電話、遠程武器進行的空間征服之間，在對位音樂和信用經濟之間，原本有著深刻的一致性呢？不過，從這一形態學的觀點看，即便平凡單調的政治事實，也具有一種象徵的、甚至形而上的性質：埃及的行政製度、古典的錢幣、解析幾何、支票、蘇伊士運河、中國的印刷術、普魯士的軍隊以及羅馬人的道路工程，諸如此類的一切全可以當作象徵看待，是可以一致地加以理解和認識的——在此之前，這恐怕是不可能的。”
觀相的研究麵對的總是一些文化的事實和現象，它們構成為生命湧流的生成過程的形式和象徵，但是，世界歷史是由眾多不同的生命類型和文化風格組成的，要認識它們，就隻有用“類比”的方法。故而，觀相的方法，也就是類比的方法。斯賓格勒說，數學的法則隻能認識僵死的形式，對於歷史的活生生的形式，隻能用類比的方法。但是，麵對19世紀實證史學中比比皆是的歷史類比，例如把拿破崙比作愷撒，把佛陀比作基督，把原始基督教比作近代社會主義，斯賓格勒又強調，他所講的形態學意義上的“類比”是歌德的“同源”意義上的，而不是實證史家“同功”意義上的，前者指的是不同生物及其器官因具有共同的來源和譜係而在結構上所表現出的親緣性，後者則隻看到結構在功能上的相似，而不問其在進化上的來源，例如人的骨骼與其他脊椎動物就具有同源的關係——它們都被認為是從魚類進化而來的，而魚類的腮與陸棲動物的肺就是同功的。將這一區分運用到歷史研究中，則可看到：古典雕刻與西歐的管弦樂、埃及第四王朝的金字塔與西方的哥德式教堂、印度的佛教與羅馬的斯多葛主義等等，就屬於同源的，古希臘的狄奧尼索斯運動與文藝復興是同源的，但與宗教改革卻是同功的。
那麽，如何來確定不同的兩種現象之間的關係究竟是同源的還是同功的呢？斯賓格勒提出了另一個概念：“同時代”。所謂“同時代”，就是指兩個歷史事實或文化現象在各自文化的相同階段或位置發生。由於所有文化皆是有機體，皆要經歷從出生到成熟以至衰落和死亡的階段，按照斯賓格勒的形態學理論，處於相同發展階段的文化必有相同的表現形式，所以，不僅同一文化的同一發展階段出現的不同現象，就連屬於不同文化但卻處於相同發展階段出現的人物、事件或現象，都屬於“同時代”，它們之間的關係就是同源的，盡管它們出現的年代相隔可能有上千年，盡管它們之間可能沒有任何可見的接觸，但這並不妨礙它們在結構上的相似性。“一種文化的內在結構與其他所有文化的內在結構是嚴格地對應的；凡是在某一文化中所記錄的具有深刻的觀相重要性的現象，無一不可以在其他每一文化的記錄中找到其對等物；這種對等物應當在一種富有特徵的形式下以及在一種完全確定的編年學位置中去尋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