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見出，文化沒落論並不是斯賓格勒的首創。實際上，那時，一方麵伴隨著現代民主政治的發展和科技在日常生活中的廣泛運用，另一方麵伴隨著軍國主義的崛起和社會主義思潮的湧動，在歐洲尤其是在德國的思想界，普遍瀰漫著一種文化危機和價值重估的傾向：價值現象學思想家舍勒，社會學家韋伯，歷史學家特勒爾奇，詩人斯特凡·喬治，等等，他們都以一種濃重的悒鬱的筆調描述了黃金時代的遠去和完整性的消逝，並且一種新的知識學傾向也在他們當中悄然興起，歷史學、宗教學、社會學、國民經濟學、詩學，皆在價值重估的基礎上對各自的研究對象和方法進行著歷史主義的重構。然則，他們的文化沒落論通常都回指著一個古代的時期，尤其是古典文化的沒落，現代時期的價值危機隻有作為一種觀念投射才具有其意義。隻是到了斯賓格勒這裏，“文化的沒落”才成為現代時期的一個可見的圖象而受到重視，斯賓格勒的任務，就是要通過引入比較形態學的方法，通過對不同文化形態作觀相的研究，來揭示西方文化走向沒落的歷史必然性，而現代民主政治、軍國主義、技術主義、大都市經濟等等都作為現代西方文化（文明）的歷史象徵被編織到一個整體的文化圖象中加以說明。
1912年，斯賓格勒在幾乎與世隔離的狀態下開始他的宏大的寫作計劃。兩年之後，世界大戰爆發，《西方的沒落》的初稿也趨於完成。和大多數的德國人一樣，戰爭期間，斯賓格勒的生活日趨拮據，時常連糧食、衣物和取暖等日常必需都難以維繫。他也曾兩次被召入伍，但都因健康原因被退了回來。他住在幽暗的小屋裏，就著搖曳的燭光，雕琢、完善他的手稿。1917年，《西方的沒落》第一卷已基本定稿，但出版卻成了問題，在一個戰爭年代，誰能有足夠的耐心去看這樣一本艱澀而又令人沮喪的哲學著作呢？幾經失敗以後，1918年，臨近大戰結束之際，該書終於被維也納的一家出版公司所接受，初版僅印行了1500本。
斯賓格勒在初版序言中不無狂傲地宣稱，他所要撰寫的不是學院裏以概念進行邏輯推導的哲學，而是有關“我們時代”的哲學，這一哲學所闡發的具有歷史重要性的觀念，並不是“產生於”某一個時代，而是它自身就“創造”這個時代。事實證明，斯賓格勒的自信決不是出於理論的自戀，而是根植於他對時代及歷史之脈動的深刻領悟。該書第一卷出版之後，立即引起轟動，不僅在學術界圈內，就連在圈外，上至政界顯要，下至一般百姓，都為這本書所宣講的觀念所癡迷，短短的幾年內，這本書銷出了近十萬冊。
但同時，這本書也遭到了來自學術界的激烈批評。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文藝批評家、神學家等等各個領域的專家學者，都對斯賓格勒的武斷和錯漏嚴加指責，這些指責大多是抓住《西方的沒落》第一卷中所涉的歷史與文化細節不放，而對其總體的方法論和精神的邏輯則保持刻意的迴避，而實際上，這種刻意的迴避正好暴露了這些指責的真實動機，即斯賓格勒的不可饒恕的錯誤與其是知識細節上的，不如說是他的文化形態學和歷史觀相學的研究從根本上動搖了學院裏固有的歷史偏執的學術傳統。作為回應，1922年，斯賓格勒一方麵對第一卷重新修訂改正，加以重版，另一方麵又整理出版了《西方的沒落》第二卷，總體的觀念與方法論一如既往，隻是加以更具體的歷史的論證和展開。而在“修訂版序言”中，斯賓格勒更明確地指稱他的哲學是一種為未來的人而寫的“德國的哲學”，是基於人類的歷史與血氣的條件而對生命的真理的一種描述，對於那些隻駐足於昨天的淺見之徒、對於那些無視生活的嚴峻現實的鴕鳥式哲學、對於那些隻知道下定義而不懂得命運的悲觀論者，他的書決不是寫給他們看的。第二捲髮行以後，銷路也一直看好，到1932年十年間，賣出了近十萬冊。
1918年11月，《西方的沒落》第一卷出版後不久，德國在停戰協定上簽字，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這次戰爭導致了德意誌帝國的崩潰，1919年1月，魏瑪共和國宣告成立。表麵上，魏瑪共和國是一個議會製的民主國家，而在20年代初真正有影響力的政治勢力是高唱繼續革命的左派和仍舊懷念君主製度的右派，兩派對所謂的“民主”和“共和國”皆無興趣：前者認為現行的所謂“議會民主”和“共和國”還是資產階級的，強調要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建立社會主義共和國，後者則認為這所謂的“民主”和“共和國”是法國、美國的舶來品，根本不適合德意誌民族的政治精神。故而，共和國成立後的最初幾年，與複雜動盪的政治局勢相對應，在知識界也出現了各種左派和右派思潮，對民族和國家之未來進行爭鳴。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1919年12月，因《西方的沒落》第一卷的出版而聲譽日隆的斯賓格勒又發表了《普魯士主義與社會主義》一書。這是一本有關德國的政論性著作，其所關注的問題是：戰後德國成立了議會製的魏瑪共和國，可當時德國政治中的兩大政治力量——保守派和激進的左派——對其都沒有興趣，這其中究竟有何緣故？斯賓格勒認為，這是因為兩派的相互誤解和相互對抗使得它們共同的敵人——議會民主製——坐收了漁人之利。在他看來，議會民主製乃是把英國的政治理想強加在德國人的身上，英國式的民主和自由是極端個人主義的“成功的倫理”，是與德意誌民族的要求個人服從於整體利益的“責任的倫理”背道而馳的。雖則按照基於每一民族之心靈的文化發展的命運或內在邏輯，德國舊式的君主政治已不適合於今天的時代，但源起於腓特烈一世的普魯士精神仍是未來德國謀求民族統一的道德基礎，這一精神的本質就體現在腓特烈一世的格言 “朕為國家的第一公僕” 中。斯賓格勒把這一社會理想稱作是“普魯士社會主義”的真諦。他認為，德國第一位有意識的社會主義者並不是馬克思。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是英國式的，其要求用勞工階級來取代資本家的社會理想，不過是一種“工人階級的資本主義”，因為這一理想的倫理基礎仍是以經濟利益為目標的個人主義，而真正的社會主義應是在官僚製和愷撒主義的基礎上把民族或國家建立為一個有機的共同體。另一方麵，斯賓格勒又認為，民主製乃是本世紀的政治形式，這並非因為它是最好的，而是因為它是必然的，是西方心靈發展的必然，故而，今日的保守主義者必須適應民主原則，必須適應這個“群眾”的時代，工人階級的領導人和有遠見的保守主義者應該把自己的力量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以建立一個真正民主的普魯士國家。
1912年，斯賓格勒在幾乎與世隔離的狀態下開始他的宏大的寫作計劃。兩年之後，世界大戰爆發，《西方的沒落》的初稿也趨於完成。和大多數的德國人一樣，戰爭期間，斯賓格勒的生活日趨拮據，時常連糧食、衣物和取暖等日常必需都難以維繫。他也曾兩次被召入伍，但都因健康原因被退了回來。他住在幽暗的小屋裏，就著搖曳的燭光，雕琢、完善他的手稿。1917年，《西方的沒落》第一卷已基本定稿，但出版卻成了問題，在一個戰爭年代，誰能有足夠的耐心去看這樣一本艱澀而又令人沮喪的哲學著作呢？幾經失敗以後，1918年，臨近大戰結束之際，該書終於被維也納的一家出版公司所接受，初版僅印行了1500本。
斯賓格勒在初版序言中不無狂傲地宣稱，他所要撰寫的不是學院裏以概念進行邏輯推導的哲學，而是有關“我們時代”的哲學，這一哲學所闡發的具有歷史重要性的觀念，並不是“產生於”某一個時代，而是它自身就“創造”這個時代。事實證明，斯賓格勒的自信決不是出於理論的自戀，而是根植於他對時代及歷史之脈動的深刻領悟。該書第一卷出版之後，立即引起轟動，不僅在學術界圈內，就連在圈外，上至政界顯要，下至一般百姓，都為這本書所宣講的觀念所癡迷，短短的幾年內，這本書銷出了近十萬冊。
但同時，這本書也遭到了來自學術界的激烈批評。歷史學家、考古學家、文藝批評家、神學家等等各個領域的專家學者，都對斯賓格勒的武斷和錯漏嚴加指責，這些指責大多是抓住《西方的沒落》第一卷中所涉的歷史與文化細節不放，而對其總體的方法論和精神的邏輯則保持刻意的迴避，而實際上，這種刻意的迴避正好暴露了這些指責的真實動機，即斯賓格勒的不可饒恕的錯誤與其是知識細節上的，不如說是他的文化形態學和歷史觀相學的研究從根本上動搖了學院裏固有的歷史偏執的學術傳統。作為回應，1922年，斯賓格勒一方麵對第一卷重新修訂改正，加以重版，另一方麵又整理出版了《西方的沒落》第二卷，總體的觀念與方法論一如既往，隻是加以更具體的歷史的論證和展開。而在“修訂版序言”中，斯賓格勒更明確地指稱他的哲學是一種為未來的人而寫的“德國的哲學”，是基於人類的歷史與血氣的條件而對生命的真理的一種描述，對於那些隻駐足於昨天的淺見之徒、對於那些無視生活的嚴峻現實的鴕鳥式哲學、對於那些隻知道下定義而不懂得命運的悲觀論者，他的書決不是寫給他們看的。第二捲髮行以後，銷路也一直看好，到1932年十年間，賣出了近十萬冊。
1918年11月，《西方的沒落》第一卷出版後不久，德國在停戰協定上簽字，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這次戰爭導致了德意誌帝國的崩潰，1919年1月，魏瑪共和國宣告成立。表麵上，魏瑪共和國是一個議會製的民主國家，而在20年代初真正有影響力的政治勢力是高唱繼續革命的左派和仍舊懷念君主製度的右派，兩派對所謂的“民主”和“共和國”皆無興趣：前者認為現行的所謂“議會民主”和“共和國”還是資產階級的，強調要通過無產階級革命建立社會主義共和國，後者則認為這所謂的“民主”和“共和國”是法國、美國的舶來品，根本不適合德意誌民族的政治精神。故而，共和國成立後的最初幾年，與複雜動盪的政治局勢相對應，在知識界也出現了各種左派和右派思潮，對民族和國家之未來進行爭鳴。正是在這樣一個背景下，1919年12月，因《西方的沒落》第一卷的出版而聲譽日隆的斯賓格勒又發表了《普魯士主義與社會主義》一書。這是一本有關德國的政論性著作，其所關注的問題是：戰後德國成立了議會製的魏瑪共和國，可當時德國政治中的兩大政治力量——保守派和激進的左派——對其都沒有興趣，這其中究竟有何緣故？斯賓格勒認為，這是因為兩派的相互誤解和相互對抗使得它們共同的敵人——議會民主製——坐收了漁人之利。在他看來，議會民主製乃是把英國的政治理想強加在德國人的身上，英國式的民主和自由是極端個人主義的“成功的倫理”，是與德意誌民族的要求個人服從於整體利益的“責任的倫理”背道而馳的。雖則按照基於每一民族之心靈的文化發展的命運或內在邏輯，德國舊式的君主政治已不適合於今天的時代，但源起於腓特烈一世的普魯士精神仍是未來德國謀求民族統一的道德基礎，這一精神的本質就體現在腓特烈一世的格言 “朕為國家的第一公僕” 中。斯賓格勒把這一社會理想稱作是“普魯士社會主義”的真諦。他認為，德國第一位有意識的社會主義者並不是馬克思。馬克思的社會主義是英國式的，其要求用勞工階級來取代資本家的社會理想，不過是一種“工人階級的資本主義”，因為這一理想的倫理基礎仍是以經濟利益為目標的個人主義，而真正的社會主義應是在官僚製和愷撒主義的基礎上把民族或國家建立為一個有機的共同體。另一方麵，斯賓格勒又認為，民主製乃是本世紀的政治形式，這並非因為它是最好的，而是因為它是必然的，是西方心靈發展的必然，故而，今日的保守主義者必須適應民主原則，必須適應這個“群眾”的時代，工人階級的領導人和有遠見的保守主義者應該把自己的力量聯合起來，反對共同的敵人——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以建立一個真正民主的普魯士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