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理工作開始後,主要考古隊員杜玉生、冼錦祥決定先起取門道位置處3—5厘米厚的木炭,然後按白榮金創造的老辦法,搭起木架伸人室內,把從東牆頭上斷落掉下並砸在越式大銅鼎上的那塊斷石移出室外,然後由外至內漸次向前推進。


    後藏室地麵縱鋪木板,清理時可見到少許的朽木與板灰痕跡,隨葬器物以炊器、儲盛器和盟洗器為主,如鼎、烤爐、提筒、鑒、盆以及陶甕、陶罐等相互疊置,共有130多件。從各種器物的用途推斷,此室應為儲藏食物、放置炊器和儲容器的重要庫藏。以此類推,那最早在門道邊清理和後來在室內東南角地板上發現的木炭堆,應是與其他隨葬品一同放進墓內,作為象徵性燒煮食物的燃料而儲備的。


    在出土的器物中,最有特色的當屬蓋刻“蕃禺少內”的幾件銅器。據推斷,銅器上的“蕃禺”應專指南越國時期的稱謂。根據《漢書·地理誌下》關於南海郡的記載,班固自注:“秦置。秦敗,尉佗王此地。”轄縣六,番禺居首,班固自注:“尉佗都。”由此得知番禺在秦漢時為南海郡治,南越國時為都城。但是,明確寫作“蕃禺”地名的僅見於此前發掘的廣州1偽7號南越墓出土漆倉烙印和象崗古墓出土的部分銅器銘刻。<淮南子》、<史記》、《漢書》及以後各種版本的書籍都寫作“番禺”,此前在廣州、九龍東漢墓出土的墓磚模印文字也寫作“番禺”。看來上麵加草頭的“蕃禺”似乎隻用於南越國時期,漢武帝滅南越後,便通用“番禺”兩字了。


    至於“少內”銘刻,在後藏室出土的5件銅器之上全部為陰刻古隸體,與“蕃”、“蕃禺”互見或連文,這表明它們是南越國少內官署所使用或專門為少內官署所製作的器物。


    從史料記載看,少內為秦置,屬內史,分掌財貨,有中央少內和縣少內之分。漢因之,若周之“職內”。《漢書·丙吉傳》載:“少內音夫白吉日:‘食皇孫亡詔令”,,顏師古注:“少內,掖庭主府減之官也。”《周禮·天官·序官》職內,鄭玄注:“職內,主入也,若今之泉所人,謂之少內。”據《史記》,<漢書》載,南越國有內史藩,這批刻有“少內”的銅器,進一步揭示南越國的百官製度如同漢朝,少內也應是內史的屬官。


    除銘刻的銅器外,還有一件上刻“乘輿”的銀洗一件。此器物出土於東牆根下層,出土時與銅鑰放在一起,並壓於一個銅鼎之下。其形狀為直口、平沿、折腹、圓底、素麵。底部劃5道波線,平沿處的正麵和背麵都有銘刻,其中正麵刻“三”字,背麵刻“六升界(共)左今三斤二兩、乘輿”等共11個字,從字麵上看,刻劃淺細,不規整,考古學家麥英豪對其書寫內容的釋解為:某地(或某官署)共(供)獻的“乘輿”用器,重“三斤二兩”,容“六升”。“共”下右側刻一“左”字,似為“左工”省文,口沿上的“三”字,應是器物編號。


    至於銘刻“乘輿”兩字,原指皇帝、諸侯乘坐的車子。《孟子·梁惠王下》載:“今乘輿已駕矣。”賈誼《新書·等齊》也有“天子車曰乘輿,諸侯車曰乘輿”的記載。隨後泛指皇帝用的器物,並作為皇帝的代稱。蔡豈《獨斷上》中曾有“車馬衣服器械百物曰乘輿”。又“天子至尊,不敢諜讀言之,故托之於乘輿。乘猶載也,輿猶車也。夭子以天下為家,不以京師宮室為常處,則當乘車輿以行天下,故群臣托乘輿以言之,或謂之車駕”等句。此銀洗鑒刻“乘輿”兩字,表明這是南越-} r的專用器;“乘輿”喻禦服器械百物,也襲用漢廷稱謂。


    繼銅器、銀洗器的銘刻之後,後藏室還出土了一枚字樣看起來有些特別的封泥,封泥近長方形,長2,3厘米、寬3.5厘米、厚[.5厘米,出土時一角崩損,泥塊底部有木匣痕和穿繩凹溝。右側隱約可見指紋痕跡。印麵方形,田字格,邊長2甲1厘米,印文篆書“粼榔候印”四字,其中“候印”兩字較清楚,“粼”字右側殘損,而“榔”字幾被抹平,隻從殘痕中隱約可辨。“粼榔候”到底代表或說明了什麽,史籍無征。據考古學家黃展嶽推斷,“粼鄭”當為地名。候,《漢書·百官公卿表》載:衛尉、中尉、將作少府、屬國都尉、城門校尉屬官皆有候,掌武職,司守衛,與此封泥“粼鄭候”皆不合,故疑為南越國自置。十幾年前,著名歷史學家陳直先生據傳世封泥“臨苗守印”、“濟北守印”、“即墨太守”等郡名皆非漢廷設置,故推定為齊國自置之郡,並謂西漢初中期王國,皆分割各縣,自置郡名。陳氏又據漢印有“膠西候印”、“苗川候印”、“蒼梧候印”和封泥“豫章候印”,“臨茁候印”等,推定郡守屬官有候,此皆漢表所失載。“粼鄭候印”封泥的發現,為陳氏之說增添一例實證。據陳氏說以此類推,“粼榔”應是南越國自置之郡名,候乃粼郡守之屬官。ii螂”地望不詳,從南越國與長沙國長期為敵,以及“粼榔”屬漢化地名等方麵考慮,推測“鄭榔”可能在南越國北境,與長沙國毗鄰,粼鄭候之職責似應與漢代邊郡太守都尉下之候官相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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