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促進和平條約的商討和談判,裕仁及其親信與美國對日委員會的主要成員接觸了多少次我們無法確定。我們不能過分強調他們的影響。但也不能忽視裕仁所起的作用。1951年2月10日,裕仁在皇宮為杜勒斯舉行了晚宴。那一年,他還在其他場合與杜勒斯至少見過兩次麵。這位未來的美國國務卿一定不會將昭和天皇僅僅視為一位禮儀上的元首。


    韓戰導致日本的社會狀況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初期那股要發展民主主義的熱情冷卻下來,左翼領導的工會組織受到了攻擊。對左翼的政治鎮壓風潮隨之而起,吉田政府和日本公眾對新生的和平運動,以及對批判天皇表現得越來越無法容忍。那個夏天,諷刺雜誌《真相》報導了一名來自長崎縣佐世保市的青年稱自己是裕仁的“私生子”。吉田首相代表裕仁提起了訴訟。很快,《真相》的發行商佐和慶太郎以誹謗罪被判了刑。就是裕仁最小的弟弟三笠親王也因為公開反對復活“紀元節”(建國紀念日)和警告軍國主義的危險性受到了批判。


    1950年11月末,在接受了杜魯門授權越過三八線占領朝鮮北部的兩個月後,也就是受到中國的警告——美國(而不是南韓)部隊的進攻將威脅到中國的安全並將導致中國做出直接反應——的幾個星期後,麥克阿瑟得知中國說要做出反應的威脅變成了現實。中國30萬人的部隊越過邊境進入了朝鮮。魯莽地擴大戰線的美軍很快敗北,不得不大幅度後退,遭受了嚴重的損失。到了1951年1月,曾經命令部隊挺進到鴨綠江邊,如今變得恐慌沮喪的最高司令官在杜魯門政權的眼中,隻不過是一個危險的政治上“棘手的花瓶”。


    學生舉行和平集會


    在新任命的第八軍司令李奇微中將將中國軍隊的推進阻滯在三八線附近之後,麥克阿瑟再次超越權限,發表了未經授權的公開聲明,威脅中國說,“除了勝利,別無選擇。”4月11日,憤怒的、忍無可忍的杜魯門終於因其反覆違抗命令並企圖將戰爭擴大到朝鮮以外的地方而罷免了他。四天後,裕仁對在戰爭中打敗了他而在和平時期又保護了他、享有很高聲望的元帥朋友進行了最後一次告別拜訪。在日本期間,盡管裕仁的隨從曾竭盡全力邀請,但麥克阿瑟一次也沒有去過皇宮。1951年4月16日,麥克阿瑟啟程回國。在他驅車前往羽田機場的途中,道路兩旁是被征服的國民組成的長長的送行隊列。歡送的人群中,吉田首相和宮內廳的代表向他揮手道別。


    六年多的時間裏,道格拉斯·麥克阿瑟成為裕仁生涯中最重要的人。他敬仰將軍堅忍不拔的意誌,視他為一個能夠適應新形勢的成功的角色扮演者。他的免職使裕仁感到震驚。這是否預示著和平條約的締結將延遲?也許美國的基本政策要發生改變?韓戰要進一步擴大?4月22日,裕仁再次直接詢問杜勒斯以尋求答案。杜勒斯感到很不耐煩。他回答說:他“無意討論事情的功過,但是……它至少是一個在我們的製度下,平民高於軍部的示範……這件事也值得日本深思。”談論就到此為止。


    1951年10月,裕仁準備啟程訪問京都及其他三個縣。1000多名京都大學的學生舉行和平集會,抗議吉田政府9月8日簽署的舊金山和平條約和日美安保條約。他們發出了致“人間天皇”的“公開信”, 把矛頭對準了重整軍備:“我們不得不承認,你現在,在單獨講和與重整軍備的日本,還想像過去那樣,作為戰爭意識的支柱發揮作用。”11月12日,當裕仁出現在京都大學時,迎接他的是一幅巨大的條幅,上麵寫道:“在曾經是神的你的手上,我們的先輩在戰場上被殺死。請你絕對不要再次成為神。請不要讓我們再聽‘海之聲’”。


    2000多名學生唱著“和平之歌”,而不是傳統的國歌“君之代”,在校園中迎接天皇的到來。當局對學生們象徵性的行為和有失禮節的表現感到震驚,大約500名全副武裝的防暴和常規警察沖入校園,與學生發生了衝突。第二天的報紙站在警察一邊,批判了學生的做法,宣稱大學中發生了“世紀醜聞”。8名學生因和平抗議被開除學籍。學生組織遭到解散。受到控製和自我規範的日本新聞界將學生的行動視為不敬罪,連續數周以煽情手法對事件進行了報導。全國上下,許多人指責學生們是“愚蠢的赤化分子”或是不懂禮儀的年輕人。然而,同樣也有許多學生的擁護者,表示對天皇的反感,或是對天皇完全沒有興趣。


    京都大學的抗議事件標誌著不敬罪在事實上的復活,也標誌著保護天皇的更為傳統的手段的恢復。它為“人間天皇”運動帶來了一個唐突的收尾。它警告日本領導人,時代已經改變,任何想恢復君主權威的行為都會帶來真正的危險。從這次緊張的衝突中,我們已經能夠預見裕仁在適應日本不斷湧現的反軍國主義和一國和平主義的過程中將麵臨的問題。


    裕仁與麥克阿瑟的第一次會麵使司令官確信,正如美國政府所期望的那樣,天皇可以被利用。裕仁在離去時也確信他隻要配合就能獲得好處。占領期間重大的歷史交易就這樣開始了:麥克阿瑟利用天皇,天皇則毫無損失地利用ghq恢復他的角色。裕仁的巡幸一度是這個交易的一部分。對他而言,巡幸有得亦有失。戰爭在國民的記憶中依然是壓倒一切的存在,一部分是由於敗北的羞辱和慚愧,許多人站到了戰敗的天皇一邊。事實上,他們在利用裕仁向世界宣告:“我們戰敗了,但並沒有失去一切。我們仍然擁有天皇和我們的驕傲。”1947年的巡幸受到最熱烈的歡迎,“行幸”將公眾的注意力轉移到天皇微笑著揮舞帽子,到處走動所帶來的歡快景象上,僅從這一點看,就是對戰犯審判的有力對抗。日本媒體通過讚美裕仁是“愛與和平的天皇”,將他的行動解釋為對民主主義的促進,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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