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頁
真相：裕仁天皇與侵華戰爭 作者：[美]赫伯特·比克斯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月9日，一份中國報紙刊登了一篇文章，對暗殺昭和天皇的企圖(櫻田門事件)沒有成功表示了遺憾和譴責，這引起了日本居民的憤怒，上海的局勢因此而緊張起來。9天後，陸軍少佐田中隆吉為了把國際社會的注意力從陸軍在北滿洲的軍事行動上引開，鼓動一夥中國暴徒襲擊了一群日蓮宗的日本僧人。帝國海軍認為這個事件是海軍向陸軍展示實力的絕好機會。因此，上海艦隊迅速得到增援，1932年1月28日，海軍陸戰隊在海軍少將鹽澤幸一指揮下開始登陸上海，並於當晚向中國陸軍第19路軍——駐守在外國租界附近，沿海岸展開的335萬人的部隊——發起挑釁。中國士兵頑強抗敵，在隨後的戰鬥中給了海軍陸戰隊以沉重打擊。從艦隊獲得增援後仍無法扭轉不利局麵的海軍隻好向陸軍請求增援。雖然犬養取得了天皇向上海派兵的許可，但是中國陸軍仍很頑強，使日軍再次遭到重創。東京的參謀本部組織了一支由白川義則大將指揮的精銳的上海遠征軍，增派了兩個師團。其後的戰鬥極其慘烈，中國軍隊最終被擊退，日本贏得了一個挽回麵子宣布停火的機會。1932年5月5日，在英國的調停下雙方簽署了停戰協議，中國也結束了抵製日貨的運動。
上海事件使裕仁認識到他的高級海軍將領們的魯莽和侵略性——正是這些軍官一直被裕仁和宮廷派當做幹練的、無狹隘偏見的國際主義者。受軍種間明爭暗鬥的驅使，明知一定會引發與美英間的問題，他們依然故意在中國的心髒地區滋事，圖謀與中國軍隊發生衝突。同樣重要的是，海陸兩軍都沒有從這個事件中吸取教訓，沒有從這次與現代中國陸軍進行的第一場大戰所遭受的慘重損失中學到任何新東西。他們一如既往——完全蔑視中國的軍隊和人民，將他們視為無知、飢餓農民的烏合之眾，缺乏民族與國家意識，隻要一個猛擊就可以輕易地征服。裕仁本人可能私下裏也持有這個觀念。但是天皇比他的指揮官們更清楚日本在經濟封鎖麵前的脆弱。他特別用心地囑咐白川要迅速平息上海的戰鬥然後返回日本。對於上海，裕仁行動堅決地控製著局麵，而另一方麵，在“農村”地帶的滿洲，他高興地袖手旁觀著他的帝國在擴張。
上海戰爭期間以及戰爭之後，日本的官兵都在實踐著1905年日俄戰爭後確立的決不投降的戰場教義，甚至到了病態的程度。1932年2月，被中國俘虜的空閑升少佐通過俘虜交換被遣返日本後，為了洗滌被俘之辱而自殺。空閑的尚武精神受到陸軍大臣荒木的表彰，後被供奉在靖國神社。從這以後，被俘倖存下來的官兵經常公開地被迫自殺。很多書籍、電影和舞台劇都歌頌了那些在上海前線主動奉獻了生命的“人體炸彈”、“肉彈”。這些故事提高了陸軍在國內的聲望，同時也增強了它在海外的神秘性。
第一次上海交戰之後，犬養內閣內部的意見分歧更加嚴重。在試圖控製部隊在上海的展開和軍事行動方麵，犬養所能依靠的就隻有天皇的支持——盡管軍人們的行動擾亂了正常的政治生活，但天皇還是不願意懲戒他的軍官們。就在上海的戰鬥激烈進行的時候，日本國內的戰爭狂熱不斷加深，輿論對政友會內閣政策的批判也在增強。“直接行動”出人意外地發展到離譜的地步並不令人感到奇怪——實際上成了恐怖主義。2月9日和3月5日，兩位重要的商界領袖——前若槻內閣財政大臣井上準之助與財閥三井合名公司理事長團琢磨男爵——分別遭到暗殺。殺人犯來自一個被新聞報導稱為“血盟團”的秘密幫派。在對這兩起謀殺事件調查期間，犬養壓製了陸海軍在上海地區的軍事擴張行動。為了重整軍紀，他還就解除大約30名軍官的職務尋求閑院親王的支持。就在這個時候，另一片陰雲中的恐怖主義霹靂結束了犬養自己的生命，日本政治發生根本性轉變的時間表因此而提前。
1932年5月15日，年輕的海軍軍官們在犬養的首相官邸謀殺了他。另外由陸海軍軍官和平民組成的兩夥暗殺者向政友會黨總部、日本銀行、警視廳，更為嚴重的是還向內大臣牧野的官邸投了炸彈，要求廢除倫敦海軍條約，“散發傳單要求淨化宮廷內臣”。
在隨之而來的政治混亂中，天皇和他的顧問們決定放棄從大正時期開始的政黨內閣的嚐試。在木戶和牧野的建議下，裕仁完全支持官僚政治的政策製定體係，不再支持議會的兩個主要保守政黨的內閣製。議會政黨的活動仍在繼續，但宮廷派已放棄了向以選出代表為基礎的政黨內閣託付立憲製的方法。海陸軍領導人宣誓不再通過政變方式來攫取政治權力，而是將注意力轉到恢復各自軍隊的紀律上麵。軍方停止了擴展政治權力，這給了宮廷派一個重整旗鼓的機會、使其得以任用一個反政變的內閣首腦。
犬養被暗殺次日，其他閣僚辭職，宮廷派開始著手商選下一任首相。同以往一樣，他們把與事件無關的西園寺招進宮來，以便在發布天皇決定時讓他來做天皇的代理人。從前連決議都是由元老做出，但現在卻不同了。5月19日，鈴木侍從長交給西園寺一封由天皇、牧野和木戶起草的信，上書裕仁關於選任下屆首相的“希望”。
九一八事變
裕仁的第一個“希望”是，“首相應該是一個人品高尚者”，這反映了牧野及裕仁的學識顧問、漢學家安岡正篤的思想。當時，安岡成立了“國維會”，主張讓“新官僚”占據政治權力中樞。按照他的觀點，信仰天皇思想的忠實官員比實現皇室利益的機構更為重要。隻有忠臣才能阻止“國體”免遭被國內運動分裂與推翻。保衛皇權的有效方法就是培養完全效忠於天皇的得力人士。在這點上，裕仁與20世紀30年代的“新官僚”是一脈相承。
上海事件使裕仁認識到他的高級海軍將領們的魯莽和侵略性——正是這些軍官一直被裕仁和宮廷派當做幹練的、無狹隘偏見的國際主義者。受軍種間明爭暗鬥的驅使，明知一定會引發與美英間的問題，他們依然故意在中國的心髒地區滋事，圖謀與中國軍隊發生衝突。同樣重要的是，海陸兩軍都沒有從這個事件中吸取教訓，沒有從這次與現代中國陸軍進行的第一場大戰所遭受的慘重損失中學到任何新東西。他們一如既往——完全蔑視中國的軍隊和人民，將他們視為無知、飢餓農民的烏合之眾，缺乏民族與國家意識，隻要一個猛擊就可以輕易地征服。裕仁本人可能私下裏也持有這個觀念。但是天皇比他的指揮官們更清楚日本在經濟封鎖麵前的脆弱。他特別用心地囑咐白川要迅速平息上海的戰鬥然後返回日本。對於上海，裕仁行動堅決地控製著局麵，而另一方麵，在“農村”地帶的滿洲，他高興地袖手旁觀著他的帝國在擴張。
上海戰爭期間以及戰爭之後，日本的官兵都在實踐著1905年日俄戰爭後確立的決不投降的戰場教義，甚至到了病態的程度。1932年2月，被中國俘虜的空閑升少佐通過俘虜交換被遣返日本後，為了洗滌被俘之辱而自殺。空閑的尚武精神受到陸軍大臣荒木的表彰，後被供奉在靖國神社。從這以後，被俘倖存下來的官兵經常公開地被迫自殺。很多書籍、電影和舞台劇都歌頌了那些在上海前線主動奉獻了生命的“人體炸彈”、“肉彈”。這些故事提高了陸軍在國內的聲望，同時也增強了它在海外的神秘性。
第一次上海交戰之後，犬養內閣內部的意見分歧更加嚴重。在試圖控製部隊在上海的展開和軍事行動方麵，犬養所能依靠的就隻有天皇的支持——盡管軍人們的行動擾亂了正常的政治生活，但天皇還是不願意懲戒他的軍官們。就在上海的戰鬥激烈進行的時候，日本國內的戰爭狂熱不斷加深，輿論對政友會內閣政策的批判也在增強。“直接行動”出人意外地發展到離譜的地步並不令人感到奇怪——實際上成了恐怖主義。2月9日和3月5日，兩位重要的商界領袖——前若槻內閣財政大臣井上準之助與財閥三井合名公司理事長團琢磨男爵——分別遭到暗殺。殺人犯來自一個被新聞報導稱為“血盟團”的秘密幫派。在對這兩起謀殺事件調查期間，犬養壓製了陸海軍在上海地區的軍事擴張行動。為了重整軍紀，他還就解除大約30名軍官的職務尋求閑院親王的支持。就在這個時候，另一片陰雲中的恐怖主義霹靂結束了犬養自己的生命，日本政治發生根本性轉變的時間表因此而提前。
1932年5月15日，年輕的海軍軍官們在犬養的首相官邸謀殺了他。另外由陸海軍軍官和平民組成的兩夥暗殺者向政友會黨總部、日本銀行、警視廳，更為嚴重的是還向內大臣牧野的官邸投了炸彈，要求廢除倫敦海軍條約，“散發傳單要求淨化宮廷內臣”。
在隨之而來的政治混亂中，天皇和他的顧問們決定放棄從大正時期開始的政黨內閣的嚐試。在木戶和牧野的建議下，裕仁完全支持官僚政治的政策製定體係，不再支持議會的兩個主要保守政黨的內閣製。議會政黨的活動仍在繼續，但宮廷派已放棄了向以選出代表為基礎的政黨內閣託付立憲製的方法。海陸軍領導人宣誓不再通過政變方式來攫取政治權力，而是將注意力轉到恢復各自軍隊的紀律上麵。軍方停止了擴展政治權力，這給了宮廷派一個重整旗鼓的機會、使其得以任用一個反政變的內閣首腦。
犬養被暗殺次日，其他閣僚辭職，宮廷派開始著手商選下一任首相。同以往一樣，他們把與事件無關的西園寺招進宮來，以便在發布天皇決定時讓他來做天皇的代理人。從前連決議都是由元老做出，但現在卻不同了。5月19日，鈴木侍從長交給西園寺一封由天皇、牧野和木戶起草的信，上書裕仁關於選任下屆首相的“希望”。
九一八事變
裕仁的第一個“希望”是，“首相應該是一個人品高尚者”，這反映了牧野及裕仁的學識顧問、漢學家安岡正篤的思想。當時，安岡成立了“國維會”，主張讓“新官僚”占據政治權力中樞。按照他的觀點，信仰天皇思想的忠實官員比實現皇室利益的機構更為重要。隻有忠臣才能阻止“國體”免遭被國內運動分裂與推翻。保衛皇權的有效方法就是培養完全效忠於天皇的得力人士。在這點上，裕仁與20世紀30年代的“新官僚”是一脈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