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頁

    錦州事件告一段落，宮廷派的注意力轉向了國內政治危機。參謀本部的激進軍官橋本欣五郎大佐的秘密結社櫻會分別於1931年3月和10月，兩次決定通過推翻政府來簡化解決問題程序。橋本的三月計劃被揭發，同謀者遭到了逮捕。原田男爵得知情況後，斷定滿洲危機是“陸軍政變的序幕”，它“堅定了部分軍人因為在滿洲取得了成功，在國內也一定會成功的信心。”當陸軍試圖掩蓋十月陰謀的時候，奈良、鈴木以及參謀總長金穀向天皇做了報告。11月2日，金穀再次拜謁天皇，“上奏支那事情以及違反軍紀事件的經過”，但是，裕仁和他的軍隊首腦沒有要求懲罰那些陰謀者。結果，那些人都受到寬大處理，拘禁解除後，罪行也很快就被遺忘了。


    十月陰謀以及裕仁對它的寬容態度破壞了若槻內閣要抑製陸軍的努力。至於宮廷派，他們現在認為，滿洲的任何事情都沒有阻止可能推翻君主製和整個明治政治體製的國內危機更重要。特別是，十月事件引發了陸軍大學畢業的兩個精英群體公開的派係之爭。其一是天皇路線派，或稱皇道派，由荒木貞夫、真崎甚三郎和小畑敏四郎等將官和“青年軍官”組成。另一個是為皇道派所敵視的控製派，或稱統製派，他們不像皇道派組織得那麽嚴密，包括永田鐵山、林銑十郎、東條英機等將官和其他高級將官，周圍也有一批追隨的年輕軍官。兩派的目標都是要建立天皇領導下的“軍事獨裁”，推動海外侵略。皇道派主張通過政變達到目標。統製派盡管不反對運用暗殺和脅迫手段，但更傾向於合法地進行政府改革。


    在戰略主張方麵，皇道派將蘇聯當成主要敵人，強調軍人精神和民族精神強於物質力量，這也是日俄戰爭之後陸軍的信條。與其相對，統製派則優先考慮軍隊的現代化和建設從納粹德國借用的一個名詞——“國防國家”。統製派的軍官們意識到現代戰爭已經成為社會總體之間的對抗，需要集結整個國家的力量，對美國和蘇聯的戰爭需要提高陸海軍的技術水準，實現工業現代化，並對整個日本民族進行精神動員。


    隨著滿洲事變的展開，這兩個主要在手段上而不是目的上有分歧的、鬆散的群體之間的衝突不斷加劇，成為貫穿20世紀30年代日本政治的一個重要特徵。


    侵略的鐵蹄逼近北滿洲


    公平地說，1931年一年裕仁都對他的臣民缺乏有效統治，他的表現一直是遲緩的、不連貫的和自我矛盾的。在一些瑣碎小事上，他行使大權，而在更為重要的問題上，卻讓步於不順從的陸軍軍官們。比起那些操縱滿洲事變的參謀將校，他更清楚地意識到日本對西方的經濟依賴，因此他很擔心外交孤立和國際經濟製裁。可是他卻從未公開地或私下裏批評過陸軍在滿洲的行動。相反的，他以過度的寬大，認可了行動的一次又一次擴大化，並放縱越權不服命令的高級軍官，拒絕對他們的犯罪行為加以懲罰。對於陸海軍的年輕軍官來說，它所傳達的信息是天皇主要關心的是事變的成功，而服從東京的中央指揮則是次要的。由於裕仁向“昭和維新”的策劃者和鼓動者表明天皇並不總是以顧問們的意誌為轉移，於是進一步促使了軍隊違反命令行為的發生——盡管這個結果確實不是他的本意。


    1931年12月11日，若槻首相辭職。他在控製軍隊、遏製經濟大衰退乃至獲取宮廷派支持等方麵均告失敗，而後者是最致命的。此時滿洲事變進入第二個階段。宮廷近臣們商議之後，決定讓當時在國家議會和府縣議會中的少數派、更為沙文主義的政友會來組織下一屆內閣。政友會總裁犬養毅，曾反對1930年倫敦海軍裁軍條約，之後又堅決鼓吹滿洲事變的合法性。他還公開拒絕國際聯盟就滿洲問題提出的勸告，宣稱日本將“擺脫辯解外交(其後成為整個20世紀日本外交史中不斷重提的說法)”，開拓“獨立自主的新局麵。”


    宮廷派知道犬養在滿洲事務上對軍部很縱容，隨委託西園寺與犬養就任命他作總理大臣的條件進行交涉，意在避免任何在外交或者國內經濟政策上的激進變化。在與牧野伸顯、鈴木貫太郎、一木喜德郎和天皇商議後，12月12日下午晚些時候，西園寺與犬養見麵相商。4天後，犬養獲得了裕仁組閣的裁可，由森恪擔任內閣書記官長、荒木中將任陸軍大臣，較為自由主義的高橋是前任財政大臣，這是一個由不協和音閣僚組成的內閣。


    犬養擔任首相後，首先是立即中止了日本兩年來對金本位貨幣製度的依存。20世紀2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裏，商品和信貸資本的流通都建立在這個金本位製的基礎上。這個行動，使日本加入了以英國為首的試圖通過保護主義來恢復經濟的列強行列。其次，犬養要求天皇批準派遣兩個大隊去天津、一個旅團到滿洲。從12月初開始，關東軍在天津集結兵力，準備向錦州發動地麵進攻。12月23日，就在裕仁向兼任外務大臣的犬養首相下達“不攻擊錦州的方針”和“尊重國際間信義”指示的時候，關東軍正繼續向錦州逼近。美、英、法警告日本的行為違反了九國公約。12月27日，根據奈良的記述，天皇又一次告誡犬養“深為軫念攻擊錦州之對外影響”。然而，關東軍繼續推進占領錦州，從而加劇了日美緊張局勢的惡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