麵對英法進攻的致命威脅，土耳其人還是決定採取一項關乎其命運的措施。在東部的凡城，亞美尼亞人發動起義，穆斯林城鎮被摧毀並發生了大屠殺。剛好在英軍登陸前，恩維爾和塔拉特命令把全國除伊斯坦堡和伊茲密爾之外的所有亞美尼亞人驅逐出境，理由是他們不忠誠而且非常不可靠。在沙皇、俄屬亞美尼亞大牧首和安納托利亞幾位知名的亞美尼亞人的呼籲下，戰爭後方最終發生了幾次暴動，使得青年土耳其黨人確信，他們必須孤注一擲，採取極端措施。歷代的亞美尼亞人都被認為是“最忠誠的”少數派，甚至在1914年，土耳其政府還給了他們的領袖保羅·努巴爾一個職位（他拒絕了，理由是這不是他的土耳其同胞決定的）。土耳其人針對亞美尼亞人的策略，製造了許多超乎尋常的殘忍事件，至少有70萬亞美尼亞人被迫步行或被塞進火車前往敘利亞北部，在那裏的集中營，許多人死於飢餓和疾病。沿途有大量證據能夠證明確實存在著大屠殺。
4月25日，協約國部隊在加利波利半島西南端的5處海岸登陸，他們在人數上處於劣勢（5個師對6個師），海軍的火炮無法精準攻擊掩蔽好的野戰炮。登陸期間，英軍損失慘重，登陸後他們又發現，登陸之處林木茂密，且是上坡段，地勢艱難，伏臥在遠處斜坡上的土耳其軍人俯視著英軍陣地，主宰著他們的命運。而澳新誌願軍團進入了一處特別考驗意誌的地方——“澳新軍團灣”——參戰雙方挖掘戰壕並進行正麵攻擊。對於入侵者來說，即便是飲水也成了問題，因為不得不依靠士兵劃著名小船來供水，可每隻小船裝載的水量過少，而且通常又很容易遭到埋伏在斜坡上俯視著山下的土耳其軍人射擊。8月，英軍在新補充了3個師之後，試圖在澳新軍團灣更北麵的地方，沿著蘇弗拉灣海岸再次登陸。盡管在一段時間裏，英軍沒有遭遇到抵抗，但由於資深指揮官弗雷德裏克·斯托普福德將軍想要在確保軍需物資都完全到位的情況下才繼續前進，結果這次行動也遭到了失敗，英軍並沒有更遠地深入到內陸地區。土耳其軍隊非但沒有崩潰，反倒展現出了非凡的韌性。在這次戰鬥中，一位年輕的指揮官凱末爾，即後來的阿塔圖爾克，為自己在全國贏得了聲譽。英國政府最終對整個登陸戰役失去了信心，地中海遠征軍於1916年1月初被迫結束戰鬥，在指揮官非常專業的領導下實現了撤退[62]。加利波利戰役造成英法聯軍和澳新軍團約50萬人的傷亡，其中主要是英國士兵。土耳其方麵的傷亡人數約有25萬人。在戰爭的這一時期，英軍還遭遇過另外幾次挫敗。在1915年到1916年的冬天，由於世間罕見的低效，英軍的一支遠征軍在前往巴格達的途中遭到圍攻，於1916年春天在庫特繳械投降。對德國人來說，到目前為止，奧斯曼帝國的參戰帶來了非常不錯的戰果。
德國人在其他地方的戰績也很好，這主要是因為，在真正的戰爭經濟領域，英軍的封鎖給了德國人領先其他人的意誌和方法。新指揮官（實際上在這次戰爭中，帝國的顯要人物都隻是名義上的總指揮，總部的參謀們才是真正的指揮者，正如將軍們有時會騎著高頭大馬在公眾中趾高氣揚地行進，但如果遇到真正重要的事務需要完成，他們就會坐汽車了）埃裏希·馮·法金漢將軍是一位比小毛奇更會謀劃的人。他意識到（也許這證明了歌德的名言“天才懂得知止不殆”）德國的實力不足以同時與3個大國進行較量。他還告訴德皇，如果說德國在過去一段時間裏沒有輸掉這次戰爭，那它實際上將會贏得這次戰爭。他的希望——這希望支配著他的行動——在於勸說俄國退出戰爭，重續在19世紀大部分時間中發揮主導作用的普俄夥伴關係。法金漢是一位俾斯麥主義者，和俾斯麥所說的一樣，他不希望“把普魯士這艘裝備齊全的巡航艦捆綁在奧地利那艘破敗的蓋倫帆船上”。他也不喜歡奧匈帝國的人民，在他看來，輕浮的天主教徒，滿腦子都是花哨的規矩（普魯士近衛團中隻有一名信奉天主教的軍官，即弗朗茨·馮·帕彭，他在擔任德國駐美國大使館武官的時候，曾有組織地蓄意破壞美國經濟，後來又令他名聲大振的是，實際上是他選定了希特勒）。像俾斯麥一樣，法金漢也認為德國永遠不要與俄國斷絕關係，因此，他與康拉德的關係，有時冷淡到他完全不把會極大影響到奧匈命運的重要決定告知康拉德。為發動攻擊，他甚至要求他的聯絡官去偷偷查證克拉科夫北部鐵路的運營能力，但隻是在計劃實施一周前，他才告訴他的盟友。在一個更加關鍵的問題上，法金漢和康拉德都以戰爭可能獲勝為前提，在彼此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各自獨立地籌劃著名對法國和義大利發動總攻。
盡管沙皇政權中那些最明智但卻已退休的政治家們會接受法金漢的提議，但德國人對俄國的和平試探基本上被忽視了。西線的英法等列強已把君士坦丁堡給了沙皇，這是法金漢無法做到的。而且，在俄國，無論如何都存在著多少有點邪惡的反對德國影響的運動。這種影響要追溯到凱薩琳大帝[63]時期，是那位女皇把德意誌農民帶到俄羅斯教導俄國農民如何從事農業生產。土地改革是1914年以前和“一戰”期間俄國政治中最重要的主題，即把土地分給農民。土地改革規定，如果一個人成為了戰爭英雄，那麽他就可以依據有關的法律條款獲得被沒收的德國人的土地。沙皇的德籍妻子也成了累贅。不管怎樣，除非沙皇別無選擇，否則他不可能與德國討論和平條款。
4月25日，協約國部隊在加利波利半島西南端的5處海岸登陸，他們在人數上處於劣勢（5個師對6個師），海軍的火炮無法精準攻擊掩蔽好的野戰炮。登陸期間，英軍損失慘重，登陸後他們又發現，登陸之處林木茂密，且是上坡段，地勢艱難，伏臥在遠處斜坡上的土耳其軍人俯視著英軍陣地，主宰著他們的命運。而澳新誌願軍團進入了一處特別考驗意誌的地方——“澳新軍團灣”——參戰雙方挖掘戰壕並進行正麵攻擊。對於入侵者來說，即便是飲水也成了問題，因為不得不依靠士兵劃著名小船來供水，可每隻小船裝載的水量過少，而且通常又很容易遭到埋伏在斜坡上俯視著山下的土耳其軍人射擊。8月，英軍在新補充了3個師之後，試圖在澳新軍團灣更北麵的地方，沿著蘇弗拉灣海岸再次登陸。盡管在一段時間裏，英軍沒有遭遇到抵抗，但由於資深指揮官弗雷德裏克·斯托普福德將軍想要在確保軍需物資都完全到位的情況下才繼續前進，結果這次行動也遭到了失敗，英軍並沒有更遠地深入到內陸地區。土耳其軍隊非但沒有崩潰，反倒展現出了非凡的韌性。在這次戰鬥中，一位年輕的指揮官凱末爾，即後來的阿塔圖爾克，為自己在全國贏得了聲譽。英國政府最終對整個登陸戰役失去了信心，地中海遠征軍於1916年1月初被迫結束戰鬥，在指揮官非常專業的領導下實現了撤退[62]。加利波利戰役造成英法聯軍和澳新軍團約50萬人的傷亡，其中主要是英國士兵。土耳其方麵的傷亡人數約有25萬人。在戰爭的這一時期，英軍還遭遇過另外幾次挫敗。在1915年到1916年的冬天，由於世間罕見的低效，英軍的一支遠征軍在前往巴格達的途中遭到圍攻，於1916年春天在庫特繳械投降。對德國人來說，到目前為止，奧斯曼帝國的參戰帶來了非常不錯的戰果。
德國人在其他地方的戰績也很好，這主要是因為，在真正的戰爭經濟領域，英軍的封鎖給了德國人領先其他人的意誌和方法。新指揮官（實際上在這次戰爭中，帝國的顯要人物都隻是名義上的總指揮，總部的參謀們才是真正的指揮者，正如將軍們有時會騎著高頭大馬在公眾中趾高氣揚地行進，但如果遇到真正重要的事務需要完成，他們就會坐汽車了）埃裏希·馮·法金漢將軍是一位比小毛奇更會謀劃的人。他意識到（也許這證明了歌德的名言“天才懂得知止不殆”）德國的實力不足以同時與3個大國進行較量。他還告訴德皇，如果說德國在過去一段時間裏沒有輸掉這次戰爭，那它實際上將會贏得這次戰爭。他的希望——這希望支配著他的行動——在於勸說俄國退出戰爭，重續在19世紀大部分時間中發揮主導作用的普俄夥伴關係。法金漢是一位俾斯麥主義者，和俾斯麥所說的一樣，他不希望“把普魯士這艘裝備齊全的巡航艦捆綁在奧地利那艘破敗的蓋倫帆船上”。他也不喜歡奧匈帝國的人民，在他看來，輕浮的天主教徒，滿腦子都是花哨的規矩（普魯士近衛團中隻有一名信奉天主教的軍官，即弗朗茨·馮·帕彭，他在擔任德國駐美國大使館武官的時候，曾有組織地蓄意破壞美國經濟，後來又令他名聲大振的是，實際上是他選定了希特勒）。像俾斯麥一樣，法金漢也認為德國永遠不要與俄國斷絕關係，因此，他與康拉德的關係，有時冷淡到他完全不把會極大影響到奧匈命運的重要決定告知康拉德。為發動攻擊，他甚至要求他的聯絡官去偷偷查證克拉科夫北部鐵路的運營能力，但隻是在計劃實施一周前，他才告訴他的盟友。在一個更加關鍵的問題上，法金漢和康拉德都以戰爭可能獲勝為前提，在彼此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各自獨立地籌劃著名對法國和義大利發動總攻。
盡管沙皇政權中那些最明智但卻已退休的政治家們會接受法金漢的提議，但德國人對俄國的和平試探基本上被忽視了。西線的英法等列強已把君士坦丁堡給了沙皇，這是法金漢無法做到的。而且，在俄國，無論如何都存在著多少有點邪惡的反對德國影響的運動。這種影響要追溯到凱薩琳大帝[63]時期，是那位女皇把德意誌農民帶到俄羅斯教導俄國農民如何從事農業生產。土地改革是1914年以前和“一戰”期間俄國政治中最重要的主題，即把土地分給農民。土地改革規定，如果一個人成為了戰爭英雄，那麽他就可以依據有關的法律條款獲得被沒收的德國人的土地。沙皇的德籍妻子也成了累贅。不管怎樣，除非沙皇別無選擇，否則他不可能與德國討論和平條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