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美齡從香港趕到武漢，恰巧孔祥熙正主持由各路財神參加的討論“工合”成立的會議。一問得知這種會議已開了數次，都是議而不決。這次會議也從上午開到現在，連“工合”理事的人選還不能確定下來。宋美齡不由怒從心頭起。她闖進煙霧繚繞的會議室，對正在開會的孔祥熙、艾黎和端納說：“你們跟我出來！”
孔祥熙一見宋美齡臉色煞白地闖了進來，不知有什麽大事。看了艾黎、端納一眼，乖乖地跟著宋美齡走了出來。在旁邊的一間小會客室裏，宋美齡對孔祥熙說：“你已經毀掉了我的很多計劃，但這一次你毀不了。你必須為‘工合’提供支持，明天一早艾黎必須得到全部撥款。”
自從孔祥熙和宋藹齡結婚以來，宋美齡在他的眼中一直是端莊大方，美麗得如同天使一般，也從未對他發過脾氣。這是第一次，孔祥熙害怕了，這天下能讓他害怕的隻有蔣介石一人。宋藹齡雖讓他退讓，但他從本質上不怕宋藹齡。但宋美齡不同，盡管他知道蔣介石對宋美齡並非一往情深，但宋美齡畢竟是蔣的夫人。
宋美齡這一吵一鬧，就像給“工合”打一支催產劑。1938年8月初，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總會在經過近一年的醞釀後，終於在武漢誕生了。孔祥熙擔任了理事長，宋子文為領導委員會常委，宋美齡為名譽理事長，宋慶齡為名譽理事，宋藹齡為顧問。
另外國民黨方麵還有王世傑、邵力子、翁文灝、張治中和俞鴻鈞等人參加。共產黨方麵有林祖涵、董必武和鄧穎超等人參加。民主人士有沈鈞儒、黃炎培、於斌等人。沙千裏和胡子嬰還擔任了推進處的處長和副處長。
孔祥熙雖然擔任了“工合”的理事長，但自知是個掛名，並不能左右和影響“工合”，也撈不到多少政治資本和經濟實惠。所以他以抗戰期間經費緊張為由，隻在“工合”成立伊始給了20萬元，以後就再也不撥了。
原來計劃500萬，現在隻給了20萬，缺口太大，“工合”運動很快受到了資金短缺的困擾。原來設想的一些計劃不僅不能實現，連“工合”總部的正常活動經費都出現了困難。一些原來想在“工合”運動中大顯身手的人離開了“工合”，艾黎沮喪地給斯諾寫信說，我快破產了，我的人離開了我。
宋慶齡、艾黎、斯諾等人認識到，“工合”運動要想真正在中國立足，就必須要建立自己獨立的基金，而不單是依靠孔祥熙和國民黨政府。為此他（她）們決定在香港建立了一個籌款機構。這些想法得到了宋藹齡、宋子文的支持，也得到了香港總督羅富國爵士的支持。經過努力，‘工合’國際委員會於1939年1月在香港成立。
“工合”國際委員會一成立，就立刻著手進行在國際間的宣傳和募捐。普律德女士受命奔赴紐約，籌建了“工合”美國促進委員會。羅斯福的夫人擔任了名譽主席，太平洋艦隊司令雅納爾將軍任主席，普律德女士任秘書，委員有美國陸軍部長史汀生等百餘人。羅斯福總統對“工合”十分關心，多次詢問“工合”運動的發展情況，羅斯福專門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表示了對“工合”運動的關注，並希望得到一份關於“工合”運動發展的詳細情況的報告。羅斯福總統夫人還在《紐約世界電訊報》上著文，指出“中國人民就工合運動，作極有趣味之試驗，我本人對此極應予以贊助。蓋中國之勝利及其經濟的建立，將可保證遠東在民主政府下生存的民族間之交換自由。”
1944年，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期間，參觀了“工合”企業，對中國“工合”運動給予支持和讚賞。由於美國友好人士的幫助，“工合”美國促進委員會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在抗戰期間，美國各界友好人士和在美華僑通過“工合”促進委員會，共對華援助300多萬美元。
此外斯諾夫婦在馬尼拉、宋慶齡在倫敦等地的籌款和募捐中，也都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在這些涉外的募捐籌款活動中，宋子文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宋子文之所以積極投身於“工合”運動是有深刻原因的。首先，宋子文對日本軍國主義深惡痛絕，日軍的入侵毀了宋家在上海和江浙經營多年的工業和金融業，使宋子文對抗日有著比較堅定的決心；二是孔祥熙掌握了國民黨政府的財政和金融大權，他宋子文沒有發言權，極想通過發展民間的工業來擴大自己影響和勢力，以和孔祥熙抗衡；其三是“工合”運動是宋慶齡極力推薦和發起的，他和宋藹齡一樣，想通過抗日戰爭--姐妹、兄妹找到了共同的敵人，來圓宋家團圓的夢。因此在許多關鍵時刻，宋子文都堅定地站到了維護、支持“工合”運動一邊。這和孔祥熙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工合”運動在國內最大的一次募捐，要算是1941年7月至百月間，在香港舉行的持續了兩個月之久的“一碗飯運動”。這次募捐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也引起了陳氏兄弟派對“工合”空前的忌恨，以至引起了宋氏家族和陳氏兄弟之間的衝突。當時，孔祥熙身不由己也卷人了這場衝突之中。
“一碗飯運動”是美國醫藥援華會於1937年首倡的。每年舉行一次，主要是在美國友人和華僑中募捐，募捐所得善款用於購買藥品和醫療器械，以支援抗戰。為了使這項活動能長期地開展下去，並且範圍更大、影響更大，1941年5月，在香港成立了“一碗飯運動”委員會，宋慶齡擔任名譽主席。委員會確定了募捐方式：即由委員會發售餐券一萬張，每張二元，買到餐券的人可到指定的餐室吃炒飯一碗，由參加贊助的飯店、酒家、茶室等提供炒飯。整個活動得到的捐助將作為“工合”國際委員會擴大救濟傷兵、難民的基金。
孔祥熙一見宋美齡臉色煞白地闖了進來，不知有什麽大事。看了艾黎、端納一眼，乖乖地跟著宋美齡走了出來。在旁邊的一間小會客室裏，宋美齡對孔祥熙說：“你已經毀掉了我的很多計劃，但這一次你毀不了。你必須為‘工合’提供支持，明天一早艾黎必須得到全部撥款。”
自從孔祥熙和宋藹齡結婚以來，宋美齡在他的眼中一直是端莊大方，美麗得如同天使一般，也從未對他發過脾氣。這是第一次，孔祥熙害怕了，這天下能讓他害怕的隻有蔣介石一人。宋藹齡雖讓他退讓，但他從本質上不怕宋藹齡。但宋美齡不同，盡管他知道蔣介石對宋美齡並非一往情深，但宋美齡畢竟是蔣的夫人。
宋美齡這一吵一鬧，就像給“工合”打一支催產劑。1938年8月初，中國工業合作協會總會在經過近一年的醞釀後，終於在武漢誕生了。孔祥熙擔任了理事長，宋子文為領導委員會常委，宋美齡為名譽理事長，宋慶齡為名譽理事，宋藹齡為顧問。
另外國民黨方麵還有王世傑、邵力子、翁文灝、張治中和俞鴻鈞等人參加。共產黨方麵有林祖涵、董必武和鄧穎超等人參加。民主人士有沈鈞儒、黃炎培、於斌等人。沙千裏和胡子嬰還擔任了推進處的處長和副處長。
孔祥熙雖然擔任了“工合”的理事長，但自知是個掛名，並不能左右和影響“工合”，也撈不到多少政治資本和經濟實惠。所以他以抗戰期間經費緊張為由，隻在“工合”成立伊始給了20萬元，以後就再也不撥了。
原來計劃500萬，現在隻給了20萬，缺口太大，“工合”運動很快受到了資金短缺的困擾。原來設想的一些計劃不僅不能實現，連“工合”總部的正常活動經費都出現了困難。一些原來想在“工合”運動中大顯身手的人離開了“工合”，艾黎沮喪地給斯諾寫信說，我快破產了，我的人離開了我。
宋慶齡、艾黎、斯諾等人認識到，“工合”運動要想真正在中國立足，就必須要建立自己獨立的基金，而不單是依靠孔祥熙和國民黨政府。為此他（她）們決定在香港建立了一個籌款機構。這些想法得到了宋藹齡、宋子文的支持，也得到了香港總督羅富國爵士的支持。經過努力，‘工合’國際委員會於1939年1月在香港成立。
“工合”國際委員會一成立，就立刻著手進行在國際間的宣傳和募捐。普律德女士受命奔赴紐約，籌建了“工合”美國促進委員會。羅斯福的夫人擔任了名譽主席，太平洋艦隊司令雅納爾將軍任主席，普律德女士任秘書，委員有美國陸軍部長史汀生等百餘人。羅斯福總統對“工合”十分關心，多次詢問“工合”運動的發展情況，羅斯福專門給蔣介石寫了一封信，表示了對“工合”運動的關注，並希望得到一份關於“工合”運動發展的詳細情況的報告。羅斯福總統夫人還在《紐約世界電訊報》上著文，指出“中國人民就工合運動，作極有趣味之試驗，我本人對此極應予以贊助。蓋中國之勝利及其經濟的建立，將可保證遠東在民主政府下生存的民族間之交換自由。”
1944年，美國副總統華萊士訪華期間，參觀了“工合”企業，對中國“工合”運動給予支持和讚賞。由於美國友好人士的幫助，“工合”美國促進委員會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在抗戰期間，美國各界友好人士和在美華僑通過“工合”促進委員會，共對華援助300多萬美元。
此外斯諾夫婦在馬尼拉、宋慶齡在倫敦等地的籌款和募捐中，也都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在這些涉外的募捐籌款活動中，宋子文是起到了重要作用的。宋子文之所以積極投身於“工合”運動是有深刻原因的。首先，宋子文對日本軍國主義深惡痛絕，日軍的入侵毀了宋家在上海和江浙經營多年的工業和金融業，使宋子文對抗日有著比較堅定的決心；二是孔祥熙掌握了國民黨政府的財政和金融大權，他宋子文沒有發言權，極想通過發展民間的工業來擴大自己影響和勢力，以和孔祥熙抗衡；其三是“工合”運動是宋慶齡極力推薦和發起的，他和宋藹齡一樣，想通過抗日戰爭--姐妹、兄妹找到了共同的敵人，來圓宋家團圓的夢。因此在許多關鍵時刻，宋子文都堅定地站到了維護、支持“工合”運動一邊。這和孔祥熙態度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工合”運動在國內最大的一次募捐，要算是1941年7月至百月間，在香港舉行的持續了兩個月之久的“一碗飯運動”。這次募捐取得了空前的成功，也引起了陳氏兄弟派對“工合”空前的忌恨，以至引起了宋氏家族和陳氏兄弟之間的衝突。當時，孔祥熙身不由己也卷人了這場衝突之中。
“一碗飯運動”是美國醫藥援華會於1937年首倡的。每年舉行一次，主要是在美國友人和華僑中募捐，募捐所得善款用於購買藥品和醫療器械，以支援抗戰。為了使這項活動能長期地開展下去，並且範圍更大、影響更大，1941年5月，在香港成立了“一碗飯運動”委員會，宋慶齡擔任名譽主席。委員會確定了募捐方式：即由委員會發售餐券一萬張，每張二元，買到餐券的人可到指定的餐室吃炒飯一碗，由參加贊助的飯店、酒家、茶室等提供炒飯。整個活動得到的捐助將作為“工合”國際委員會擴大救濟傷兵、難民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