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祥熙一麵表揚賈存德遇險不驚，一麵對他說，我有一舊時好友馬伯援，他和萱野也是朋友，現正在漢口，今晚不妨一見。原來，孔祥熙擔心賈存德一個人勢單力薄，也害怕他被日本人收買，萬一出了差錯會誤了大事。就又物色了一個和萱野有過舊交的馬伯援，讓馬和賈二人共同完成這一使命，也好有個照應。
賈存德、馬伯援為孔祥熙也是盡心盡力，極力在萱野和孔祥熙之間穿梭斡旋。當年9月中旬，終於在香港促成了一次比較正式的會談。
日方代表自然是萱野和鬆本，中方則是馬伯援和賈存德，雖然雙方代表都不是政府官員，但都代表了最高層的意見。中方的意見是，同意日方提出的先決條件，但要求日本天皇下詔，對世界、對中國聲明休戰，並將軍隊撤至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的地帶。然後中日雙方可商定談判的具體問題，如什麽時間、在什麽地點、派誰參加以及談判的程序等等。
孔祥熙這一著實在也是將了萱野一軍。萱野自知無法答覆，日本政府和軍部也決不肯同意。日軍當時氣勢正盛，雖然在上海會戰、台兒莊大戰中有些失利，但總體是持進攻態勢，並在軍事上占有優勢。談判本是城下之盟，想以此向中方、向蔣介石施加壓力，怎麽能由天皇下詔罷兵呢？！
萱野鬆本故意拖延，一會兒說身體不適，一會兒又說需要請示，致使香港會談陷入僵局。
這時湖北戰事愈緊，國民黨又遷都重慶。國民黨內部主戰派和主降派的對立日益公開化。不知怎麽香港公談在這種關鍵時刻走露了風聲，被香港一家報紙披露了出去。蔣介石馬上僻謠，說那是居心叵測者有意造謠，妄圖動搖中國人民的抗戰決心。
但馮玉祥卻有意和蔣介石作對。他在重慶對一些前去採訪他的記者說：“日寇侵華目標已定，就是要變中華為其殖民地。大敵當前，有人不是積極抗戰，打擊敵寇，卻在背地裏藉口和平談判，破壞抗戰陣營，助長了投降派的氣陷……”
孔祥熙見事已敗露，便請示蔣介石。蔣介石也覺此時還是以謹慎為好，便命孔祥熙從香港召回馬伯援。
然而就在這時，發生了一樁幾乎令所有人都震驚的事件--汪精衛失蹤了。
汪精衛是12月底在他的寓所失蹤的。其後沒幾天，有消息傳來，說有人在越南看見了汪精衛。但蔣介石和孔祥熙都已預感到，汪精衛的真正目的地是日本。
孔祥熙立刻派馬伯援返回香港，並代表孔祥熙對萱野說，如果日本支持汪精衛等少數人組織偽政府，結果隻能是使中國的抗戰長期持續下去。其實，孔祥熙的這一做法是過於天真了，他的意見也毫無意義。汪精衛的出走本來就是日本策劃的結果。其目的就是要汪精衛組織一個和蔣介石對立的政府，日本當然要支持汪而不支持蔣。
果然，汪精衛事件發生後，萱野對賈存德和馬伯援的態度有了明顯的轉變，談判幾乎無法進行。因為日方的意向已基本明確，待江政府成立後就隻和他打交道，而置重慶的蔣介石政府於不顧了。因為當時日本軍界對形勢估計的比較樂觀，他們的重點也逐漸從中國轉向了東南亞甚至太平洋。他們已占領了中國最富庶的地區，他們覺得國民黨政權已不再是所謂“大東亞戰爭”的主要威脅。
但孔祥熙仍不死心。一方麵是他對整個國際形勢的估計過於樂觀，認為美英還有能力遏製戰爭；一方麵認為蔣介石既然交給他和談使命，就要有始有終，隻有還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工作就要做下去。這也表現了孔祥熙的韌勁。
萱野於1938年底從香港返回上海，孔祥熙寫了一封很長的信，但落款是賈存德（為了不授人以柄），叫賈存德即刻赴上海將信交給萱野。在這封長信裏，孔祥熙歷數了盧溝橋事變後中日和談的過程，指出陶德曼作為中間人，曾轉達中方謀求和平的意見。日方也表示為了尊重中國的問題，不攻南京。不料日方背信棄義，侵犯中國首都南京且濫殺無辜，使和談陷入僵局。
孔祥熙在信中還說，日本近年來工業迅速發展，實力是較之中國為強，但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又有外授，日本要想戰勝中國也非易事。戰爭想必曠日持久，其結果必是兩敗俱傷。如日方能從實際出發及時停戈體武，以談判解決問題，於國於民都有好處。
孔祥熙這封信寫得極為懇切，主旨不言自明，謀求妥協，盡早結束戰爭。隻要日方的條件不要太苛刻，都可以坐下來談。
但由於汪精衛的出走，日方已想關閉談判大門。於是，萱野在拿到這封信回國後，便遝無音信，任憑賈存德怎樣查找也徒勞而返。萱野就此再沒來到中國，和孔祥熙的交待也以這封長信為標誌劃了句號。
萱野“失蹤”後，孔祥熙曾請示過蔣介石。蔣介石雖然對汪精衛的叛逃極為氣惱，但也是無可奈何。汪精衛的出逃和萱野的失蹤並沒有使蔣介石關閉和日本談判的大門，反而更激起他要找尋一條新的和日方接觸的渠道。他又找到孔祥熙，他也隻能找孔祥熙。因為當時國民黨上層雖然也不乏人才，但像孔祥熙這樣熟悉“洋務”又掌握實權，而且和蔣毫無二心的人卻不多。和萱野“和談”雖然失敗，但也不是孔祥熙的錯。所以在中日實際斷交的情況下，此任務可以說非孔祥熙莫屬。
賈存德、馬伯援為孔祥熙也是盡心盡力，極力在萱野和孔祥熙之間穿梭斡旋。當年9月中旬，終於在香港促成了一次比較正式的會談。
日方代表自然是萱野和鬆本，中方則是馬伯援和賈存德，雖然雙方代表都不是政府官員，但都代表了最高層的意見。中方的意見是，同意日方提出的先決條件，但要求日本天皇下詔，對世界、對中國聲明休戰，並將軍隊撤至1937年盧溝橋事變前的地帶。然後中日雙方可商定談判的具體問題，如什麽時間、在什麽地點、派誰參加以及談判的程序等等。
孔祥熙這一著實在也是將了萱野一軍。萱野自知無法答覆，日本政府和軍部也決不肯同意。日軍當時氣勢正盛，雖然在上海會戰、台兒莊大戰中有些失利，但總體是持進攻態勢，並在軍事上占有優勢。談判本是城下之盟，想以此向中方、向蔣介石施加壓力，怎麽能由天皇下詔罷兵呢？！
萱野鬆本故意拖延，一會兒說身體不適，一會兒又說需要請示，致使香港會談陷入僵局。
這時湖北戰事愈緊，國民黨又遷都重慶。國民黨內部主戰派和主降派的對立日益公開化。不知怎麽香港公談在這種關鍵時刻走露了風聲，被香港一家報紙披露了出去。蔣介石馬上僻謠，說那是居心叵測者有意造謠，妄圖動搖中國人民的抗戰決心。
但馮玉祥卻有意和蔣介石作對。他在重慶對一些前去採訪他的記者說：“日寇侵華目標已定，就是要變中華為其殖民地。大敵當前，有人不是積極抗戰，打擊敵寇，卻在背地裏藉口和平談判，破壞抗戰陣營，助長了投降派的氣陷……”
孔祥熙見事已敗露，便請示蔣介石。蔣介石也覺此時還是以謹慎為好，便命孔祥熙從香港召回馬伯援。
然而就在這時，發生了一樁幾乎令所有人都震驚的事件--汪精衛失蹤了。
汪精衛是12月底在他的寓所失蹤的。其後沒幾天，有消息傳來，說有人在越南看見了汪精衛。但蔣介石和孔祥熙都已預感到，汪精衛的真正目的地是日本。
孔祥熙立刻派馬伯援返回香港，並代表孔祥熙對萱野說，如果日本支持汪精衛等少數人組織偽政府，結果隻能是使中國的抗戰長期持續下去。其實，孔祥熙的這一做法是過於天真了，他的意見也毫無意義。汪精衛的出走本來就是日本策劃的結果。其目的就是要汪精衛組織一個和蔣介石對立的政府，日本當然要支持汪而不支持蔣。
果然，汪精衛事件發生後，萱野對賈存德和馬伯援的態度有了明顯的轉變，談判幾乎無法進行。因為日方的意向已基本明確，待江政府成立後就隻和他打交道，而置重慶的蔣介石政府於不顧了。因為當時日本軍界對形勢估計的比較樂觀，他們的重點也逐漸從中國轉向了東南亞甚至太平洋。他們已占領了中國最富庶的地區，他們覺得國民黨政權已不再是所謂“大東亞戰爭”的主要威脅。
但孔祥熙仍不死心。一方麵是他對整個國際形勢的估計過於樂觀，認為美英還有能力遏製戰爭；一方麵認為蔣介石既然交給他和談使命，就要有始有終，隻有還有百分之一的希望，工作就要做下去。這也表現了孔祥熙的韌勁。
萱野於1938年底從香港返回上海，孔祥熙寫了一封很長的信，但落款是賈存德（為了不授人以柄），叫賈存德即刻赴上海將信交給萱野。在這封長信裏，孔祥熙歷數了盧溝橋事變後中日和談的過程，指出陶德曼作為中間人，曾轉達中方謀求和平的意見。日方也表示為了尊重中國的問題，不攻南京。不料日方背信棄義，侵犯中國首都南京且濫殺無辜，使和談陷入僵局。
孔祥熙在信中還說，日本近年來工業迅速發展，實力是較之中國為強，但中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又有外授，日本要想戰勝中國也非易事。戰爭想必曠日持久，其結果必是兩敗俱傷。如日方能從實際出發及時停戈體武，以談判解決問題，於國於民都有好處。
孔祥熙這封信寫得極為懇切，主旨不言自明，謀求妥協，盡早結束戰爭。隻要日方的條件不要太苛刻，都可以坐下來談。
但由於汪精衛的出走，日方已想關閉談判大門。於是，萱野在拿到這封信回國後，便遝無音信，任憑賈存德怎樣查找也徒勞而返。萱野就此再沒來到中國，和孔祥熙的交待也以這封長信為標誌劃了句號。
萱野“失蹤”後，孔祥熙曾請示過蔣介石。蔣介石雖然對汪精衛的叛逃極為氣惱，但也是無可奈何。汪精衛的出逃和萱野的失蹤並沒有使蔣介石關閉和日本談判的大門，反而更激起他要找尋一條新的和日方接觸的渠道。他又找到孔祥熙，他也隻能找孔祥熙。因為當時國民黨上層雖然也不乏人才，但像孔祥熙這樣熟悉“洋務”又掌握實權，而且和蔣毫無二心的人卻不多。和萱野“和談”雖然失敗，但也不是孔祥熙的錯。所以在中日實際斷交的情況下，此任務可以說非孔祥熙莫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