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3日下午，孔祥熙匆匆吃了午飯就又趕到總統府的國民黨中央會議室，參加政治委員會常務會議。此次會議的議題仍是怎樣解決“西安事變”的問題。
會上，主戰派和主和派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何應欽自然是主戰派，宋美齡上午對他的警告他並沒放在心上。相反，他還把宋美齡要去西安的消息密告了日本人。所以，這次會議一開始，何應欽先聲奪人先人為主，報告了由飛機偵察的西安的情況及軍隊中高級將領對此的反映。
孔祥熙則寸步不讓，隨即報告了在上海聽到的“西安事變”的消息後，工商界的反映及希望和平解決的願望。
於是兩派各執一詞，陳述利害，爭論不休。如何應欽、吳稚暉等仍然主張立即討伐，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則以為先緩解為佳，孔祥熙亦說張學良是可以商量之人。
次日，會議繼續且爭吵繼續，最後依舊是毫無結果。為此孔祥熙甚至和戴季陶吵得麵紅耳赤。
孔祥熙想軍界力主討伐，除了親日派作祟外，忠君思想也是重要原因。平日裏蔣一直對軍隊灌輸效忠思想，一旦蔣本人遇難，部屬無動於衷豈不荒謬。軍人力主討伐，也表明了對委員長的一片忠心。現在的問題是，有人想利用此及大做文章，以達到個人目的。因此，要多做工作，向高級將領陳明利害，考慮長遠顧全大局，關鍵時刻切不可意氣用事。
14月中午散會後，孔祥熙特邀馮玉祥到其住處密談。孔祥熙知道，要想製止何應欽和桂係的戰爭叫囂，必須有足夠強大的軍力來製衡，而現在掌握兵權的將軍裏，他能說上話的就是馮玉祥了。
當年孔祥熙奉孫中山之命赴北京同馮玉祥會麵，二人一見如故，徹底長談，從此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而且也正是由於受了孫中山及孔祥熙等當時的革命黨人的影響，尤其是聽了孔祥熙的勸說，當年馮玉祥才發動了北京政變，並從此走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道路的。當時去找馮玉祥將軍之前，孔祥熙就已得知，馮玉祥在“西安事變”後曾立即致電張學良：“請先釋介公回來，如世兄駐軍陝甘別有困難，以及有何意見，均可公開陳述”，並表示願意替蔣介石到西安去當人質。
於是見麵後，孔祥熙開誠布公地對馮玉祥說：“我的意見你在會上都聽到了，這個仗無論如何都不能打，和解是上上策，討伐是下下策，於國、於黨、於民、於委員長都不利。”
馮玉祥說：“此話正合我意。”
當下兩個人還商量如何做好部隊將領工作，以保持穩定以及請英美和蘇聯出麵調停等事宜。
幾天來，孔祥熙異常忙碌，代理行政院長一職給他以受命於危難之時之感。在和宋藹齡商量後，他即秘密派人赴各地，打聽各省實力派人物對西安事變的反應。表麵上，他又做些官樣文章，公開致電各地，極盡分化拉攏之能事，以便做到即抑製何應欽親日派之勢力，又從各方麵對張學良和楊虎城施加壓力。孔祥熙把這一套辦法歸納為“亂其心，孤其勢，怵之以力，動之以情”。
孔祥熙發出致各省市的通電，大都要求各地當局要“遵照蔣委員會長的既定方針，以最大的努力與全國上下共策國家之安全。”他還分別致電李宗仁、白崇禧、宋哲元、韓復榘、商震、沈鴻烈、閻錫山和劉湘等各省各軍要人，從不同角度並以不同的口吻，或娓娓交心，或商討救蔣之策，或暗示威脅，或封官許願，企圖徹底孤立張、楊於西安；使其成為共討的孤軍孤將。他要宋哲元“坐陣冀察”、“共挽時艱”；他致電韓復榘，告之“蔣公安全，以堅其信”，並“望韓專電勸張，祛除誤會，免閱牆之爭，招覆卵之禍”；旋又致電閻錫山“即電漢卿，促其反省”，並請閻考慮能否設法利用地利之便，將張學良接到太原，以閻做為中間人進行談判。
在這盤險棋中，孔祥熙除了拉攏分化各地黨政要員外，還通過各種渠道打聽到了一些雖名望不高、官階不大卻可以加以利用的小人物。如有個叫馮欽哉的，隻是個師長，他卻幾次致電對其表示關心和關注。孔祥熙如此作為例並不是為了禮賢下士。這個馮欽哉是山西人，和孔是同鄉，又是楊虎城的十七路軍24師師長，駐防在離西安很近的同州。“西安事變”發生的第二天，孔祥熙就給駐洛陽的64軍軍長樊嵩甫拍發電報，並請樊轉交馮欽哉。電報中孔祥熙要馮欽哉站穩立場，在這事關黨國安危的關頭與蔣保持一致，並希望馮能在西北軍多做疏導工作，及時將部隊中的動態和西安的詳細情況報告給他。
馮欽哉接到孔祥熙的電報後極為高興，這個官迷原來日盼夜想的就是怎樣才能抱住一個粗腿好升官發財。這次“西安事變”把命運之神送到了家門口，過去想高攀都高攀不上的孔祥熙竟主動發了電報給他，真是千載難逢的良機。當下，有奶就是娘的馮欽哉，立即背叛了的“救國主張”，同時為了表示對孔祥熙的忠誠，他還秘密會見樊嵩南，就自己所了解的西安及西北軍的情況密報了上去，並明確表示要效忠蔣介石和孔祥熙，隨時準備反叛參加“圍剿”東北軍，並設法收容影響門路軍即西北軍。
孔祥熙不久便接到了馮欽哉的來電。隨後他亦立即給馮欽哉回電。在表達了對馮的欣賞佩慰之後，要求其將下一步的具體行動計劃密報南京。
會上，主戰派和主和派展開了激烈的爭論。何應欽自然是主戰派，宋美齡上午對他的警告他並沒放在心上。相反，他還把宋美齡要去西安的消息密告了日本人。所以，這次會議一開始，何應欽先聲奪人先人為主，報告了由飛機偵察的西安的情況及軍隊中高級將領對此的反映。
孔祥熙則寸步不讓，隨即報告了在上海聽到的“西安事變”的消息後，工商界的反映及希望和平解決的願望。
於是兩派各執一詞，陳述利害，爭論不休。如何應欽、吳稚暉等仍然主張立即討伐，南京國民政府主席林森則以為先緩解為佳，孔祥熙亦說張學良是可以商量之人。
次日，會議繼續且爭吵繼續，最後依舊是毫無結果。為此孔祥熙甚至和戴季陶吵得麵紅耳赤。
孔祥熙想軍界力主討伐，除了親日派作祟外，忠君思想也是重要原因。平日裏蔣一直對軍隊灌輸效忠思想，一旦蔣本人遇難，部屬無動於衷豈不荒謬。軍人力主討伐，也表明了對委員長的一片忠心。現在的問題是，有人想利用此及大做文章，以達到個人目的。因此，要多做工作，向高級將領陳明利害，考慮長遠顧全大局，關鍵時刻切不可意氣用事。
14月中午散會後，孔祥熙特邀馮玉祥到其住處密談。孔祥熙知道，要想製止何應欽和桂係的戰爭叫囂，必須有足夠強大的軍力來製衡，而現在掌握兵權的將軍裏，他能說上話的就是馮玉祥了。
當年孔祥熙奉孫中山之命赴北京同馮玉祥會麵，二人一見如故，徹底長談，從此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而且也正是由於受了孫中山及孔祥熙等當時的革命黨人的影響，尤其是聽了孔祥熙的勸說，當年馮玉祥才發動了北京政變，並從此走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道路的。當時去找馮玉祥將軍之前，孔祥熙就已得知，馮玉祥在“西安事變”後曾立即致電張學良：“請先釋介公回來，如世兄駐軍陝甘別有困難，以及有何意見，均可公開陳述”，並表示願意替蔣介石到西安去當人質。
於是見麵後，孔祥熙開誠布公地對馮玉祥說：“我的意見你在會上都聽到了，這個仗無論如何都不能打，和解是上上策，討伐是下下策，於國、於黨、於民、於委員長都不利。”
馮玉祥說：“此話正合我意。”
當下兩個人還商量如何做好部隊將領工作，以保持穩定以及請英美和蘇聯出麵調停等事宜。
幾天來，孔祥熙異常忙碌，代理行政院長一職給他以受命於危難之時之感。在和宋藹齡商量後，他即秘密派人赴各地，打聽各省實力派人物對西安事變的反應。表麵上，他又做些官樣文章，公開致電各地，極盡分化拉攏之能事，以便做到即抑製何應欽親日派之勢力，又從各方麵對張學良和楊虎城施加壓力。孔祥熙把這一套辦法歸納為“亂其心，孤其勢，怵之以力，動之以情”。
孔祥熙發出致各省市的通電，大都要求各地當局要“遵照蔣委員會長的既定方針，以最大的努力與全國上下共策國家之安全。”他還分別致電李宗仁、白崇禧、宋哲元、韓復榘、商震、沈鴻烈、閻錫山和劉湘等各省各軍要人，從不同角度並以不同的口吻，或娓娓交心，或商討救蔣之策，或暗示威脅，或封官許願，企圖徹底孤立張、楊於西安；使其成為共討的孤軍孤將。他要宋哲元“坐陣冀察”、“共挽時艱”；他致電韓復榘，告之“蔣公安全，以堅其信”，並“望韓專電勸張，祛除誤會，免閱牆之爭，招覆卵之禍”；旋又致電閻錫山“即電漢卿，促其反省”，並請閻考慮能否設法利用地利之便，將張學良接到太原，以閻做為中間人進行談判。
在這盤險棋中，孔祥熙除了拉攏分化各地黨政要員外，還通過各種渠道打聽到了一些雖名望不高、官階不大卻可以加以利用的小人物。如有個叫馮欽哉的，隻是個師長，他卻幾次致電對其表示關心和關注。孔祥熙如此作為例並不是為了禮賢下士。這個馮欽哉是山西人，和孔是同鄉，又是楊虎城的十七路軍24師師長，駐防在離西安很近的同州。“西安事變”發生的第二天，孔祥熙就給駐洛陽的64軍軍長樊嵩甫拍發電報，並請樊轉交馮欽哉。電報中孔祥熙要馮欽哉站穩立場，在這事關黨國安危的關頭與蔣保持一致，並希望馮能在西北軍多做疏導工作，及時將部隊中的動態和西安的詳細情況報告給他。
馮欽哉接到孔祥熙的電報後極為高興，這個官迷原來日盼夜想的就是怎樣才能抱住一個粗腿好升官發財。這次“西安事變”把命運之神送到了家門口，過去想高攀都高攀不上的孔祥熙竟主動發了電報給他，真是千載難逢的良機。當下，有奶就是娘的馮欽哉，立即背叛了的“救國主張”，同時為了表示對孔祥熙的忠誠，他還秘密會見樊嵩南，就自己所了解的西安及西北軍的情況密報了上去，並明確表示要效忠蔣介石和孔祥熙，隨時準備反叛參加“圍剿”東北軍，並設法收容影響門路軍即西北軍。
孔祥熙不久便接到了馮欽哉的來電。隨後他亦立即給馮欽哉回電。在表達了對馮的欣賞佩慰之後，要求其將下一步的具體行動計劃密報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