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北軍抵製蔣的計劃不是孤立的。在1936年，所謂桂係白崇禧、李宗仁也曾公開批評蔣介石不抵抗的“親日”政策。蔣對此大為不滿，認為是向他的領導權威的公然挑戰，當下曾派軍隊前去威脅。但經過幾個星期的在戰爭邊緣徘徊後，雙方都認識到開戰是兩敗俱傷，於是達成妥協。但這件事對全國，特別是對東北軍產生極大的影響，白崇禧、李宗仁為他們樹立了一個敢於“反蔣抗日”，而蔣又拿他們無可奈何的榜樣。
與此同時，在中國共產黨和左翼的救國會領導下，盡管國民黨政府採取了嚴厲的鎮壓措施，全國各地的抗日浪潮依舊風起雲湧。1936年10月，日本關東軍指使駐蒙的偽軍在日本控製下的熱河和察哈爾裝備訓練後，大舉進犯綏遠北部（內蒙）。當即國內外輿論普遍把這看成是日軍對中國的公開侵略，是中國政府忍耐的“最後限度”和全國抗戰的“信號”。但蔣介石仍一意孤行，南京政府對此向新聞界的答覆是，“攘外必先安內”，隻有消滅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工農紅軍，團結抗日才可能實現。蔣介石的這一主張違背民心民意，招致南京很多學校學生和愛國人士提出強烈批評。他們要求蔣接受成立“愛國民主統一戰線”的主張，有的甚至到南京政府門前請願。但前去請願的群眾卻被當作“賣國賊”和“搗亂分子”，被國民黨當局逮捕關進監獄。
這時，西北地區的抗日情緒尤為激烈，東北軍身在其中共鳴也極為強烈，但當時蔣介石對此卻毫無認識。在蔣介石和孔祥熙等南京政府的高級官員看來，西北地區是個交通閉塞、文化經濟落後的邊遠的地方，對整個中國的影響無足輕重。也很少有記者到那裏採訪，把那裏的情況公之於眾。隻有一個例外即美國作家尼姆·韋爾斯女士，繼斯諾訪問延安之後，又於當年10月訪問了西安，並發回了極有價值的報導。蔣介石當時如果能認真研究一下這些報導，就不可能親赴西安督戰，歷史也可能會改寫。然而，剛愎自用的蔣介石從來不會因一個記者的報導改變自己的決定，所以才導致了他政治生涯中的最大一次危機，同時也為孔祥熙展示他的政治外交才幹，提供了舞台。
韋爾斯女士當時的報導是這樣寫的：
在中國的西京西安府，張學良少帥駐在這裏剿共的，激烈抗日的東北軍隊伍中間出現了一個嚴重的局麵。這些軍隊原來在1931年有25萬人，如今隻剩13萬人，都成了“亡國奴”；想家、厭惡內戰，對南京政府對日本繼續採取不抵抗政策越來越憤慨。下層官兵中間的態度完全可以說是就要謀反了。這種激情甚至傳染到了高級軍官。這種情況引起謠傳說，甚至張學良以前同蔣介石的良好個人關係現在也緊張起來，他打算與紅軍結盟，組成抗日統一戰線，由一個國防政府領導。
中國抗日運動的嚴重並不表現在從北到南的許多“事件”，而是表現在這裏西安府的東北流亡者身上--從邏輯上來說，可以說這是理所當然的。抗日運動在全國其它地方雖然遭到了鎮壓，在西安府卻在張學良少帥的公開熱情的領導下，他在這方麵採取行動是受到他的部隊的熱烈擁護的，如果說不是受著他們逼迫的話。
當時，蔣介石顯然低估了這個警告的嚴重性。當年10月，蔣介石手下最精銳的部隊第一軍去進攻甘肅的中國工農紅軍，他得到的情報是，工農紅軍經過萬裏艱苦跋涉已疲憊不堪，一觸即潰。當時，蔣介石也多少知道東北軍和紅軍秘密接觸的情況，因此他決定親赴西安督戰。為了取得這次圍剿紅軍戰役的勝利，他甚至在蘭州和西安準備了近百架飛機，運去了大批炸彈，據說還有毒氣彈。在赴西安途中，蔣對他的幕僚吹噓說，隻需兩個星期，至多一個多月，就可以徹底消滅“赤匪”的全部。
直至蔣介石到了西安之後，他才發現他大大低估了東北軍的抗日決心和張學良的意誌。張學良在與蔣介石的談話中，公然提出建立民主統一戰線、停止內戰、聯俄抗日的綱領。當時蔣介石十分生氣地回答，在殺盡中國紅軍、捉盡“共匪”之前，決不談此事。
但這時全國民族情緒越來越高漲，社會各界要求抗日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而日本政府也似乎摸到了蔣介石的脈搏，要求南京政府鎮壓逮捕救國會，因為中國的抗日宣傳是他們煽動起來的。蔣介石為了討好日本，竟下令逮捕了救國會7位最著名的領導人。其中有在公眾中享有很高威望的銀行家。律師、教育家和作家。對此，蔣介石學嫌不夠，又查封了當時14家暢銷的雜誌。恰在這時，上海日商紗廠的數千名工人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和影響下，抗議日軍侵略綏遠，卻遭到了國民黨政府派出的警察的血腥鎮壓。而在青島也爆發了愛國學生領導和抗日遊行，日本軍隊竟派出海軍陸戰隊在青島登陸，光天化日之下逮捕中國學生。
所有在新近發生的一切，都越來越強化了那個早已在東北軍官兵心中生根的念頭。當年11月，張學良代表所有東北軍官兵及西北軍將士，向公眾發表了他在西安事變前最著名的呼籲，要求蔣介石允許他的部隊開住綏遠前線，打擊日本侵略軍：
我們要信守諾言，一有機會就要讓他們實現打敵人的願望。否則他們就不僅把我本人，並將把鈞座視為騙子，此後不再服從我們的命令。因此懇請下令至少動員東北軍一部立即開赴綏遠前線，增援在那裏完成其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神聖使命的軍隊。我本人和我部下10萬餘人願追隨鈞座到底。
與此同時，在中國共產黨和左翼的救國會領導下，盡管國民黨政府採取了嚴厲的鎮壓措施，全國各地的抗日浪潮依舊風起雲湧。1936年10月，日本關東軍指使駐蒙的偽軍在日本控製下的熱河和察哈爾裝備訓練後，大舉進犯綏遠北部（內蒙）。當即國內外輿論普遍把這看成是日軍對中國的公開侵略，是中國政府忍耐的“最後限度”和全國抗戰的“信號”。但蔣介石仍一意孤行，南京政府對此向新聞界的答覆是，“攘外必先安內”，隻有消滅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工農紅軍，團結抗日才可能實現。蔣介石的這一主張違背民心民意，招致南京很多學校學生和愛國人士提出強烈批評。他們要求蔣接受成立“愛國民主統一戰線”的主張，有的甚至到南京政府門前請願。但前去請願的群眾卻被當作“賣國賊”和“搗亂分子”，被國民黨當局逮捕關進監獄。
這時，西北地區的抗日情緒尤為激烈，東北軍身在其中共鳴也極為強烈，但當時蔣介石對此卻毫無認識。在蔣介石和孔祥熙等南京政府的高級官員看來，西北地區是個交通閉塞、文化經濟落後的邊遠的地方，對整個中國的影響無足輕重。也很少有記者到那裏採訪，把那裏的情況公之於眾。隻有一個例外即美國作家尼姆·韋爾斯女士，繼斯諾訪問延安之後，又於當年10月訪問了西安，並發回了極有價值的報導。蔣介石當時如果能認真研究一下這些報導，就不可能親赴西安督戰，歷史也可能會改寫。然而，剛愎自用的蔣介石從來不會因一個記者的報導改變自己的決定，所以才導致了他政治生涯中的最大一次危機，同時也為孔祥熙展示他的政治外交才幹，提供了舞台。
韋爾斯女士當時的報導是這樣寫的：
在中國的西京西安府，張學良少帥駐在這裏剿共的，激烈抗日的東北軍隊伍中間出現了一個嚴重的局麵。這些軍隊原來在1931年有25萬人，如今隻剩13萬人，都成了“亡國奴”；想家、厭惡內戰，對南京政府對日本繼續採取不抵抗政策越來越憤慨。下層官兵中間的態度完全可以說是就要謀反了。這種激情甚至傳染到了高級軍官。這種情況引起謠傳說，甚至張學良以前同蔣介石的良好個人關係現在也緊張起來，他打算與紅軍結盟，組成抗日統一戰線，由一個國防政府領導。
中國抗日運動的嚴重並不表現在從北到南的許多“事件”，而是表現在這裏西安府的東北流亡者身上--從邏輯上來說，可以說這是理所當然的。抗日運動在全國其它地方雖然遭到了鎮壓，在西安府卻在張學良少帥的公開熱情的領導下，他在這方麵採取行動是受到他的部隊的熱烈擁護的，如果說不是受著他們逼迫的話。
當時，蔣介石顯然低估了這個警告的嚴重性。當年10月，蔣介石手下最精銳的部隊第一軍去進攻甘肅的中國工農紅軍，他得到的情報是，工農紅軍經過萬裏艱苦跋涉已疲憊不堪，一觸即潰。當時，蔣介石也多少知道東北軍和紅軍秘密接觸的情況，因此他決定親赴西安督戰。為了取得這次圍剿紅軍戰役的勝利，他甚至在蘭州和西安準備了近百架飛機，運去了大批炸彈，據說還有毒氣彈。在赴西安途中，蔣對他的幕僚吹噓說，隻需兩個星期，至多一個多月，就可以徹底消滅“赤匪”的全部。
直至蔣介石到了西安之後，他才發現他大大低估了東北軍的抗日決心和張學良的意誌。張學良在與蔣介石的談話中，公然提出建立民主統一戰線、停止內戰、聯俄抗日的綱領。當時蔣介石十分生氣地回答，在殺盡中國紅軍、捉盡“共匪”之前，決不談此事。
但這時全國民族情緒越來越高漲，社會各界要求抗日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而日本政府也似乎摸到了蔣介石的脈搏，要求南京政府鎮壓逮捕救國會，因為中國的抗日宣傳是他們煽動起來的。蔣介石為了討好日本，竟下令逮捕了救國會7位最著名的領導人。其中有在公眾中享有很高威望的銀行家。律師、教育家和作家。對此，蔣介石學嫌不夠，又查封了當時14家暢銷的雜誌。恰在這時，上海日商紗廠的數千名工人在中國共產黨的組織和影響下，抗議日軍侵略綏遠，卻遭到了國民黨政府派出的警察的血腥鎮壓。而在青島也爆發了愛國學生領導和抗日遊行，日本軍隊竟派出海軍陸戰隊在青島登陸，光天化日之下逮捕中國學生。
所有在新近發生的一切，都越來越強化了那個早已在東北軍官兵心中生根的念頭。當年11月，張學良代表所有東北軍官兵及西北軍將士，向公眾發表了他在西安事變前最著名的呼籲，要求蔣介石允許他的部隊開住綏遠前線，打擊日本侵略軍：
我們要信守諾言，一有機會就要讓他們實現打敵人的願望。否則他們就不僅把我本人，並將把鈞座視為騙子，此後不再服從我們的命令。因此懇請下令至少動員東北軍一部立即開赴綏遠前線，增援在那裏完成其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神聖使命的軍隊。我本人和我部下10萬餘人願追隨鈞座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