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你在部裏罵我‘滾蛋’，為尊重國家體製和紀綱，我當時隻好不作聲。今天特來私人住宅，罵你孔祥熙這個老混蛋，老子不幹了！”
罵完之後，那湖南籍的秘書競猛一轉身，揚長而去，搞得孔樣熙晃晃圓腦袋，半天也沒緩過勁兒來。事情過後，孔祥熙對那位秘書倒是不無欣賞並有了挽留之意，但對方卻好馬不吃回頭草，以“我與部長同為國家命官，不容侮辱人格”為理由，斷然拒絕了孔部長的“厚愛”。
當年在孔祥熙身邊工作的屬員中，稍有一點骨氣或血性的人，都因受不了孔祥熙那份鳥氣而離孔而去。比如孔的中文秘書雷克瑞、英文秘書黃中勛等人，都是因與孔祥熙性情不合且難受屈辱，而相繼離職而去。當時沒有走的人，後來也逐漸都學乖了，大體能夠把握住“哈哈孔”的脾氣秉性的基本走向。少數對孔祥熙性格心態了解較多的幕僚，還基本掌握了孔氏喜怒哀樂的晴雨表。這就是孔祥熙的心情多與蔣介石對其的褒貶好惡緊密相關。每當蔣介石誇獎孔祥熙幾句時，他便笑逐顏開興高采烈，且因為人逢喜事心情開朗而對下屬也較為平易隨和。比如抗戰中，一次孔氏官邸秘書處的一部分被日寇飛機炸毀，正好第二天就趕上了孔祥熙在範莊召開會議。於是會上孔祥熙難免意氣用事，對屬下各部門首腦極盡刁難之能事，特別是那個賑濟委員許世英，給孔氏訓斥了個茄子皮色。恰在此時，蔣介石前來慰問，當即孔祥熙雨過天晴，嘻嘻哈哈，甚而對許世英也一反前態，說說笑笑仿佛什麽也沒發生似的。反之每逢孔祥熙在蔣介石那裏討了沒趣或者挨了臭損時，他也便由心情惡劣而態度粗暴，遇事吹毛求疵喜怒無常，從而把自身的火氣發泄到下屬身上了事。每當此際，在“哈哈孔”身邊工作的人也便“哈哈”不起來了，一個個小心翼翼敬而遠之，唯恐給孔老闆捉住，做了替罪羊。
而尤其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孔祥熙本來脾氣糟糕再加之昏聵胡塗，於是常常難免尷尬人偏做尷尬事，以至每每搞得當事人聳肩攤手啞然苦笑，卻欲笑不能欲哭不得。抗日戰爭中在陪都重慶，一次孔祥熙在官邸秘書處對陳立廷、陳炳章兩位得力秘書大發一通脾氣後，一臉嚴肅地說：“從今天起，你們倆人被免職了。”事情過後，孔祥熙稀裏胡塗，竟把這件事給忘個幹幹淨淨。沒幾天春節來臨孔又與二位秘書相遇拜年，其間閑談竟又布置起了工作。當二位告孔他們已被免職了時，孔竟一臉驚訝，連連追問是什麽人給免的職。一時搞得陳立廷、陳炳章兩位說也不是，不說也不是，簡直啼笑皆非一般。於是，這件當初在孔氏官邸轟動一時的事，就這樣莫名其妙地了結了。
當年的“哈哈孔”就是這般的不可貌相，這般的荒唐至極。
不過，孔祥熙盡管如上所述脾氣糟糕得很，卻也並非一觸即發不忍不讓。他發脾氣從來都是看對象的。比如孔祥熙就從不向夫人宋藹齡發脾氣，對蔣介石更是一忍再忍一直在忍，始讓終讓始終在讓。在孔樣照眼裏，蔣介石是他真正敬畏的上帝，是現實生活中無處不在的活生生的上帝。所以不論什麽時候，隻要蔣介石一個電話打來，孔祥熙總是立刻畢恭畢敬地聽話並唯命是從。在國民政府做官的十幾年裏，凡是蔣介石親自批的條子，孔祥熙總是立刻照辦，絕不打半點折扣。當年孔祥熙曾對屬下講過，“我今天完全是由蔣先生的支持而上來的，蔣哪天不相信我，我哪天就滾蛋。”
孔祥熙當年的忍讓之心，亦隻體現在對宋藹齡和蔣介石兩人的態度上，因為他們之間畢竟有根本利益一致的關聯。除此之外，孔祥熙的忍耐則就極有限度了。抗日戰爭後期，國內好多新聞媒介，常常對孔祥熙及其身後家族的大發國難財的罪惡行徑，予以冷嘲熱諷其至毫不留情地尖銳批評。孔氏官邸也常常收到一些匿名信，信中把孔祥熙罵得狗血噴頭體無完膚，甚至恨不能一殺其頭而謝天下。對此孔祥熙心下是十分惱怒的，但他圓滑的另一麵卻促使他表麵上無動於衰，全當了耳旁風一般。據此有人誇說孔氏的“肚量大”，“宰相肚裏能撐船”，實則全然不是這麽一回事。實際上，孔祥熙不僅報復心極強，而且手段也極其的陰險毒辣。比如當年著名的財經專家馬寅初先生就因抨擊孔祥熙的財經政策不留情麵，招致了孔氏及其蔣介石政府的殘酷報復，被無理羈押在息烽集中營達21個月之久。這件事當年在民國史上亦是一件特大的醜聞。
當時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馬寅初先生是1939年春輾轉來到大後方，並出任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的。最初，馬先生本意是隻想辦好商學院為祖國培養更多的經世致用之才，同時亦想利用在陪都重慶的機會，著重研究一下中國戰時的經濟問題。然而當時正值國民黨的政治統治極端黑暗腐敗、前方吃緊而後方卻緊吃的年代，以孔祥熙、宋子文為首的四大家族利用權勢巧取豪奪，大發國難之財；尤其是以孔祥熙為首的國民黨政府財政金融機構濫發鈔票，以致造成歷史罕見空前絕後的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民不聊生，中國社會的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一時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瀕臨崩潰的邊緣。當時的馬寅初先生作為一位正直且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一位具高度責任感的學者和經濟學家，目睹時弊不免痛心疾首。於是馬先生便義不容辭地在重慶公開發表演講，不畏權貴敢怒敢言，抨擊國民黨政權的腐敗黑暗尤其是其戰時的錯誤經濟政策；並針對孔宋家族利用權勢中飽私囊的醜惡行徑，馬寅初提出開徵“臨時財產稅”等新舉措，以重徵發國難財者的財產來補充抗日經費之不足，且強調要求從孔祥熙、宋子文開始。
罵完之後，那湖南籍的秘書競猛一轉身，揚長而去，搞得孔樣熙晃晃圓腦袋，半天也沒緩過勁兒來。事情過後，孔祥熙對那位秘書倒是不無欣賞並有了挽留之意，但對方卻好馬不吃回頭草，以“我與部長同為國家命官，不容侮辱人格”為理由，斷然拒絕了孔部長的“厚愛”。
當年在孔祥熙身邊工作的屬員中，稍有一點骨氣或血性的人，都因受不了孔祥熙那份鳥氣而離孔而去。比如孔的中文秘書雷克瑞、英文秘書黃中勛等人，都是因與孔祥熙性情不合且難受屈辱，而相繼離職而去。當時沒有走的人，後來也逐漸都學乖了，大體能夠把握住“哈哈孔”的脾氣秉性的基本走向。少數對孔祥熙性格心態了解較多的幕僚，還基本掌握了孔氏喜怒哀樂的晴雨表。這就是孔祥熙的心情多與蔣介石對其的褒貶好惡緊密相關。每當蔣介石誇獎孔祥熙幾句時，他便笑逐顏開興高采烈，且因為人逢喜事心情開朗而對下屬也較為平易隨和。比如抗戰中，一次孔氏官邸秘書處的一部分被日寇飛機炸毀，正好第二天就趕上了孔祥熙在範莊召開會議。於是會上孔祥熙難免意氣用事，對屬下各部門首腦極盡刁難之能事，特別是那個賑濟委員許世英，給孔氏訓斥了個茄子皮色。恰在此時，蔣介石前來慰問，當即孔祥熙雨過天晴，嘻嘻哈哈，甚而對許世英也一反前態，說說笑笑仿佛什麽也沒發生似的。反之每逢孔祥熙在蔣介石那裏討了沒趣或者挨了臭損時，他也便由心情惡劣而態度粗暴，遇事吹毛求疵喜怒無常，從而把自身的火氣發泄到下屬身上了事。每當此際，在“哈哈孔”身邊工作的人也便“哈哈”不起來了，一個個小心翼翼敬而遠之，唯恐給孔老闆捉住，做了替罪羊。
而尤其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孔祥熙本來脾氣糟糕再加之昏聵胡塗，於是常常難免尷尬人偏做尷尬事，以至每每搞得當事人聳肩攤手啞然苦笑，卻欲笑不能欲哭不得。抗日戰爭中在陪都重慶，一次孔祥熙在官邸秘書處對陳立廷、陳炳章兩位得力秘書大發一通脾氣後，一臉嚴肅地說：“從今天起，你們倆人被免職了。”事情過後，孔祥熙稀裏胡塗，竟把這件事給忘個幹幹淨淨。沒幾天春節來臨孔又與二位秘書相遇拜年，其間閑談竟又布置起了工作。當二位告孔他們已被免職了時，孔竟一臉驚訝，連連追問是什麽人給免的職。一時搞得陳立廷、陳炳章兩位說也不是，不說也不是，簡直啼笑皆非一般。於是，這件當初在孔氏官邸轟動一時的事，就這樣莫名其妙地了結了。
當年的“哈哈孔”就是這般的不可貌相，這般的荒唐至極。
不過，孔祥熙盡管如上所述脾氣糟糕得很，卻也並非一觸即發不忍不讓。他發脾氣從來都是看對象的。比如孔祥熙就從不向夫人宋藹齡發脾氣，對蔣介石更是一忍再忍一直在忍，始讓終讓始終在讓。在孔樣照眼裏，蔣介石是他真正敬畏的上帝，是現實生活中無處不在的活生生的上帝。所以不論什麽時候，隻要蔣介石一個電話打來，孔祥熙總是立刻畢恭畢敬地聽話並唯命是從。在國民政府做官的十幾年裏，凡是蔣介石親自批的條子，孔祥熙總是立刻照辦，絕不打半點折扣。當年孔祥熙曾對屬下講過，“我今天完全是由蔣先生的支持而上來的，蔣哪天不相信我，我哪天就滾蛋。”
孔祥熙當年的忍讓之心，亦隻體現在對宋藹齡和蔣介石兩人的態度上，因為他們之間畢竟有根本利益一致的關聯。除此之外，孔祥熙的忍耐則就極有限度了。抗日戰爭後期，國內好多新聞媒介，常常對孔祥熙及其身後家族的大發國難財的罪惡行徑，予以冷嘲熱諷其至毫不留情地尖銳批評。孔氏官邸也常常收到一些匿名信，信中把孔祥熙罵得狗血噴頭體無完膚，甚至恨不能一殺其頭而謝天下。對此孔祥熙心下是十分惱怒的，但他圓滑的另一麵卻促使他表麵上無動於衰，全當了耳旁風一般。據此有人誇說孔氏的“肚量大”，“宰相肚裏能撐船”，實則全然不是這麽一回事。實際上，孔祥熙不僅報復心極強，而且手段也極其的陰險毒辣。比如當年著名的財經專家馬寅初先生就因抨擊孔祥熙的財經政策不留情麵，招致了孔氏及其蔣介石政府的殘酷報復，被無理羈押在息烽集中營達21個月之久。這件事當年在民國史上亦是一件特大的醜聞。
當時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
馬寅初先生是1939年春輾轉來到大後方，並出任重慶大學商學院院長的。最初，馬先生本意是隻想辦好商學院為祖國培養更多的經世致用之才，同時亦想利用在陪都重慶的機會，著重研究一下中國戰時的經濟問題。然而當時正值國民黨的政治統治極端黑暗腐敗、前方吃緊而後方卻緊吃的年代，以孔祥熙、宋子文為首的四大家族利用權勢巧取豪奪，大發國難之財；尤其是以孔祥熙為首的國民黨政府財政金融機構濫發鈔票，以致造成歷史罕見空前絕後的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民不聊生，中國社會的政治危機和經濟危機一時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瀕臨崩潰的邊緣。當時的馬寅初先生作為一位正直且有良知的知識分子，一位具高度責任感的學者和經濟學家，目睹時弊不免痛心疾首。於是馬先生便義不容辭地在重慶公開發表演講，不畏權貴敢怒敢言，抨擊國民黨政權的腐敗黑暗尤其是其戰時的錯誤經濟政策；並針對孔宋家族利用權勢中飽私囊的醜惡行徑，馬寅初提出開徵“臨時財產稅”等新舉措，以重徵發國難財者的財產來補充抗日經費之不足，且強調要求從孔祥熙、宋子文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