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李鴻章對孔祥熙留下了“良好”印象，也就為孔祥熙更多地接觸李鴻章創造了機會。對此，孔祥熙也就必然會對自己的未來留學美國，設計出多種方案。
孔祥熙生活的時代，是我們中國最貧窮落後也最黑暗的清朝末年。政府的腐敗無能和國家幾遭蹂躪，使當時的一些青年知識分子心灰意冷，認為在國內沒有前途可言，都把出洋留學看成一條最為理想的出路。當時許多聰明的青年人，都拚命地上“洋學校”、學“洋知識”，認為有朝一日出國留學後身價就可以高出十倍，就能“高官任做、駿馬任騎”。
這些人實際上是把出國留學當成了變相的時髦的洋科考。
實際上留學和科考是不一樣的。應赴科考，隻需下決心熬過十載寒窗，或十一載或更長一些，苦讀聖賢書，到時多能金榜題名而青衫換紫袍。出國留學就不一樣了。雖然想出國留學的人很多，但最終能成行的人卻很少。因為留學需要大量的錢。日本離中國最近，當時費用也最便宜，但一年下來也要五六百塊大洋。留學西洋就貴得多了，一年大概要五六千塊大洋，比日本多了10倍。如果再讀碩士、博士，少則五六年多則七八年，如果沒有成千上萬的白花花的銀子作後盾，就隻好是望洋興嘆了。
清末的留學生，以經費來源上分，大體有官費、自費和公派3種。首先是“官費”：從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清政府內部有了洋務之說。為了培養洋務人才，政府開始向歐美派遣留學生去學習西方科技。當時因為是剛剛開始，那些有地位、有權勢的人並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出國留學。一是受“父母在不遠遊”的影響，二是他們也不相信洋人的東西就一定能強得過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因而也就更談不上自己掏腰包了。所以那時出國留學的多是平民家的子弟，因為自己負擔不起學費，費用自然要由國家負責。真要由自己出錢，他們也就出不去了。此為官費生。那些有地位、有權勢的人看到留學歸來的學生大多掌握了一技之長而且官運亨通，且日漸受到朝廷的重視，所以從此官費留學生就成了這批有權官僚壟斷的一種專利和特權了。他們從反對自家子女出國留學到利用特權送自己的子女出國留學，以培養他們和扶植自己的親信勢力。這裏說明了人們觀念上的轉變，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同時也證明了世界發展的一個大趨勢。
其次是“自費”：官費留學被達官貴人壟斷後，沾不上官府光的那些商人和所謂的“土財主”，仍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出國留學，將來學業有成歸國後好繼承自己的事業，或當官發財超過自己以光宗耀祖。這些人有的是錢，他們自己掏腰包把子女送出去，這樣一來就有了自費留學生。
最後便是“公派”：既沾不上官府的光，自己家又沒錢，這樣的學生要想出國留學，就隻有走最後一條路亦即“公派”了。這些學生一般都是出身比較貧苦，家裏無權無勢無錢，隻好依靠傳人中國的各類教會，皈依洋教併到教會學校讀書學習。因為在校期間認真刻苦，努力讀書，讓學校覺得自己有培養的價值。而這些傳教士所在的國家也願意出錢培養一些中國青年。培養他們是想讓他們為自己的國家服務。這類學生一般通過公開招考，教會學校保送，宗教團體推薦等形式被派送到和教會有關係的各大學去學習，享受助學金待遇。畢業後仍回中國充任神職。是為公派。
孔祥熙拒絕李鴻章的邀請，下決心出洋留學後，首先想到的是爭取官費留學。要想爭取到官費，孔祥熙雖說是孔子的後代，出身顯赫，身份特殊；但當時的孔家人卻沒有在朝廷做高官的，最多是個知縣（如孔祥熙的五叔孔繁杏），說不上話頂不了事。所以，孔祥熙要想官費留學，必須首先搭上一位有權有勢的朝廷命官做他的靠山才行。為此，孔祥熙想到了和他有一麵之交的李鴻章。
前麵我們講過，孔祥熙在協助洋人處理“山西教案”時給李鴻章這位握有清朝外交、軍事大權的實力派人物留下了極好的印象，所以李鴻章才邀請孔祥熙出來“參辦教案”，並授銜“幫辦洋務”給孔祥熙。因孔祥熙當時無意於此，所以拒絕了李鴻章。但為此兩人並沒有“割袍斷義”，當孔祥熙為留學之事求見時，李鴻章破例召見了他。而且，那天這一老一少和洋人有著特殊關係的人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
李鴻章很賞識孔祥熙這個從著名教會學校出來的青年人，一再挽留他，要他留在國內；做官也好，讀書也罷，都不必遠涉重洋。並帶著一種對青年人的關懷，責問孔祥熙道：“難道中國的書不夠讀嗎？”
孔祥熙答說：“倒不是我國的書不夠讀，學生隻是想到外國去求些切合實用的學問。”
李鴻章有意要測試一下這位小青年，隨即問道：“什麽是切合實用的學問？”
孔祥熙答道：“竊以為富國強兵之術，都是切合實用的學問。為了獲此學問，研究聲光化電之學，顯係當務之急。西人每謂：聲光化電是發達實業之母，而發達實業又為富國強兵之基……這些隻不過是學生的一得之思，管窺之見，還請中堂大人有以教之。”
李鴻章聽後對孔祥熙說道：“你的見解，透闢得很！我們堂堂中華，泱泱大國，其所以被外人侵擾，疆土日蹙，利權外溢，多半是我們咎由自取。這咎便是我們不能富強安樂，臍身世界大國之林，跟他們並駕齊驅！你年紀小，居然能有此見識，有此抱負，有此眼光，有此誌向，可見得你來日必定前程遠大，光芒萬丈。不過，老夫今天有句話要奉送給你：‘見聞宜廣，學貴專一’。”
孔祥熙生活的時代，是我們中國最貧窮落後也最黑暗的清朝末年。政府的腐敗無能和國家幾遭蹂躪，使當時的一些青年知識分子心灰意冷，認為在國內沒有前途可言，都把出洋留學看成一條最為理想的出路。當時許多聰明的青年人，都拚命地上“洋學校”、學“洋知識”，認為有朝一日出國留學後身價就可以高出十倍，就能“高官任做、駿馬任騎”。
這些人實際上是把出國留學當成了變相的時髦的洋科考。
實際上留學和科考是不一樣的。應赴科考，隻需下決心熬過十載寒窗，或十一載或更長一些，苦讀聖賢書，到時多能金榜題名而青衫換紫袍。出國留學就不一樣了。雖然想出國留學的人很多，但最終能成行的人卻很少。因為留學需要大量的錢。日本離中國最近，當時費用也最便宜，但一年下來也要五六百塊大洋。留學西洋就貴得多了，一年大概要五六千塊大洋，比日本多了10倍。如果再讀碩士、博士，少則五六年多則七八年，如果沒有成千上萬的白花花的銀子作後盾，就隻好是望洋興嘆了。
清末的留學生，以經費來源上分，大體有官費、自費和公派3種。首先是“官費”：從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開始，清政府內部有了洋務之說。為了培養洋務人才，政府開始向歐美派遣留學生去學習西方科技。當時因為是剛剛開始，那些有地位、有權勢的人並不希望自己的子女出國留學。一是受“父母在不遠遊”的影響，二是他們也不相信洋人的東西就一定能強得過中國傳統的儒家文化，因而也就更談不上自己掏腰包了。所以那時出國留學的多是平民家的子弟，因為自己負擔不起學費，費用自然要由國家負責。真要由自己出錢，他們也就出不去了。此為官費生。那些有地位、有權勢的人看到留學歸來的學生大多掌握了一技之長而且官運亨通，且日漸受到朝廷的重視，所以從此官費留學生就成了這批有權官僚壟斷的一種專利和特權了。他們從反對自家子女出國留學到利用特權送自己的子女出國留學，以培養他們和扶植自己的親信勢力。這裏說明了人們觀念上的轉變，是隨著社會的發展而發展的。同時也證明了世界發展的一個大趨勢。
其次是“自費”：官費留學被達官貴人壟斷後，沾不上官府光的那些商人和所謂的“土財主”，仍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出國留學，將來學業有成歸國後好繼承自己的事業，或當官發財超過自己以光宗耀祖。這些人有的是錢，他們自己掏腰包把子女送出去，這樣一來就有了自費留學生。
最後便是“公派”：既沾不上官府的光，自己家又沒錢，這樣的學生要想出國留學，就隻有走最後一條路亦即“公派”了。這些學生一般都是出身比較貧苦，家裏無權無勢無錢，隻好依靠傳人中國的各類教會，皈依洋教併到教會學校讀書學習。因為在校期間認真刻苦，努力讀書，讓學校覺得自己有培養的價值。而這些傳教士所在的國家也願意出錢培養一些中國青年。培養他們是想讓他們為自己的國家服務。這類學生一般通過公開招考，教會學校保送，宗教團體推薦等形式被派送到和教會有關係的各大學去學習，享受助學金待遇。畢業後仍回中國充任神職。是為公派。
孔祥熙拒絕李鴻章的邀請，下決心出洋留學後，首先想到的是爭取官費留學。要想爭取到官費，孔祥熙雖說是孔子的後代，出身顯赫，身份特殊；但當時的孔家人卻沒有在朝廷做高官的，最多是個知縣（如孔祥熙的五叔孔繁杏），說不上話頂不了事。所以，孔祥熙要想官費留學，必須首先搭上一位有權有勢的朝廷命官做他的靠山才行。為此，孔祥熙想到了和他有一麵之交的李鴻章。
前麵我們講過，孔祥熙在協助洋人處理“山西教案”時給李鴻章這位握有清朝外交、軍事大權的實力派人物留下了極好的印象，所以李鴻章才邀請孔祥熙出來“參辦教案”，並授銜“幫辦洋務”給孔祥熙。因孔祥熙當時無意於此，所以拒絕了李鴻章。但為此兩人並沒有“割袍斷義”，當孔祥熙為留學之事求見時，李鴻章破例召見了他。而且，那天這一老一少和洋人有著特殊關係的人進行了長時間的交談。
李鴻章很賞識孔祥熙這個從著名教會學校出來的青年人，一再挽留他，要他留在國內；做官也好，讀書也罷，都不必遠涉重洋。並帶著一種對青年人的關懷，責問孔祥熙道：“難道中國的書不夠讀嗎？”
孔祥熙答說：“倒不是我國的書不夠讀，學生隻是想到外國去求些切合實用的學問。”
李鴻章有意要測試一下這位小青年，隨即問道：“什麽是切合實用的學問？”
孔祥熙答道：“竊以為富國強兵之術，都是切合實用的學問。為了獲此學問，研究聲光化電之學，顯係當務之急。西人每謂：聲光化電是發達實業之母，而發達實業又為富國強兵之基……這些隻不過是學生的一得之思，管窺之見，還請中堂大人有以教之。”
李鴻章聽後對孔祥熙說道：“你的見解，透闢得很！我們堂堂中華，泱泱大國，其所以被外人侵擾，疆土日蹙，利權外溢，多半是我們咎由自取。這咎便是我們不能富強安樂，臍身世界大國之林，跟他們並駕齊驅！你年紀小，居然能有此見識，有此抱負，有此眼光，有此誌向，可見得你來日必定前程遠大，光芒萬丈。不過，老夫今天有句話要奉送給你：‘見聞宜廣，學貴專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