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退一萬步說,不管右派分子中有些人原來就是怎麽不正經,甚或真地對黨對革命懷有『對立情緒』乃至『刻骨仇恨』,在大鳴大放中放出了許多比章、羅、儲的三支經典的『毒箭』還毒百倍的毒箭,但那也是在我們黨號召大家『幫助黨整風』,並信誓旦旦地做了『言者無罪』的保證之後,人家才說出來的。,中國自古以來,『一諾千金』傳為佳話,仁人義士不惜為它獻出生命,田夫野老均以不『諾』為可恥,甚至一些市井流氓也不屑為。我們怎麽能招貼即扯,翻臉不認帳,反說『言者就是有罪,而且罪不可赦』,統統給人家扣上『右派』帽子,豈不是言而無信、失信於民、有損黨的信譽?


    「甚至有些人被劃為右派,他們的『反動言論』竟源於主席本人,毛澤東在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的講話,公開聲稱他支持王蒙,四月三十日在tam城樓對章伯鈞等人說,高校黨委製不妥,要他隻許官家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於情於理,都說不過去。事實證明,當年陽謀整風是假,陰謀整知識分子,扼殺民主,建立獨裁統治才是真。從一九五六年的十一月到一九五七年五月,中央大力宣傳『雙百』,號召知識分子幫助黨整風,歷時半載。五月一日中央發出黨整風的指示,五月七日邀請民主黨派及無黨派人士開座談會,五月十三,毛主席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向黨內發出指示,部署反右。從發出整風指示到五月十三,隻有十二天,從開座談會到五月十三日,隻有六天。不到兩個星期的和平時期,中國竟然發生了比解放全中國的三年解放戰爭還要巨大的質的變化。整個整風過程歷時兩年,真正讓知識分子鳴放的時間,就隻有那麽六天或十二天,真是曇花一現。其餘的日子,先是用『請黨外幫助黨內整風』的陽謀,『『引蛇出洞』,繼則急風暴雨,把人民當作毒蛇,『聚而殲之』。真是刻意布置的一張羅網!到六月八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這是為什麽?》,打響了反右鬥爭的第一槍。到十月十五日,zg中央關於《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出台,中央、省市一級反右鬥爭基本結束,三個多月的時間,揪出達右派分子五十五萬之多。這個一開始就把知識分子當作階級敵人、殘酷打擊、失信於民的的運動,難道也能說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


    「平日法院審理案件,哪怕是細小的民事案件,也要調查取證,然後作出裁決。事關人的身家性命的重大案件,審判的時間有時長達半載、一年,甚至數年。這次運動劃定右派,攸關千千萬萬人的身家性命,卻不調查、不核對,視五十五萬多人政治生命為草芥、為兒戲,草率定案,隨意處置,無異於草菅人命!過去某些執法人員草菅人命,隻有少數幾個,可這裏是五十五萬個鮮活的生命,五十五萬個流著共同血液的家庭啊,隻豈不是集體迫害嗎?在那些紅色恐怖的日子裏,丈夫無中生有,揭髮妻子床頭反黨言論,親友誣陷親朋幕後施放的『毒箭』,有無虛實,全有還是僅有部分,根本無人去對證;甚至以共同簽名方式貼出的大字報,另一人對簽名毫不知情,明擺著的虛假事實,卻視而不見,置若罔聞,卻據此鑄成鐵案定罪。這些人的材料上報後,一經五人小組批準,明知其錯,也不糾正,據說這是為了維護五人小組的權威。應該說對案件的肯定或否定,要看符合不符合法律。可中國沒有製定『反右派法』。所謂『右派』,沒有合法的定義。審判右派,沒有法定的程序。懲治右派,沒有法定的量刑尺度。可是自六月八日開始反右,十月十五日才下達《劃分右派分子的標準》時,運動已基本結束,全國抓了好幾十萬右派。各級黨的五人小組幾乎可以隨心所欲地劃定別人為右派。『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有言論……自由』、『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經人民法院決定或者人民檢察院批準,不受逮捕』、『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護。』沒有法律根據,不是立法機構、司法機構的整風反右的五人領導小組,怎麽有權力宣布某一派、某一個人是人民公敵?這次反右派鬥爭,不讓人說話,隨意逮捕、抄家,直接違反了的規定,這到底是誰在犯罪?一九五九年實行大赦,gmd的高級將領、末代皇帝,隻蹲了十年班房,都被赦免了。可為了封黨外的嘴巴,卻將隻了幾句正確的但對當政者刺耳的話的人,劃為右派,治罪長達二十二年;為了封黨內的嘴巴,又不惜將那些為創建共和國屢建奇功的英雄,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也被專政二十年。這種把說了幾句逆耳忠言的諍友、忠臣,看得比用屠刀、機槍、大炮動輒屠殺幾萬、幾十萬人的劊子手還不可饒恕,這難道也是無產階級的公正、公平的政策?要不是小平實行改革開放的政策,右派、右傾機會主義分子,還不知那一天才能見到天日。


    第六章夜茶品夢 32杯弓蛇影,劇毒毒蛇竟無毒;葉公好龍,真龍現身嚇昏頭3


    「小平同誌說,『文化大革命整整耽誤了我們十年的時間,說深刻一點,社會主義時期我們的失誤主要來自「左」的方麵,而「左」的事情一九五七年就開始了』。『從一九五七年下半年開始,實際上違背了八大的路線,這一「左」,直到一九七六年,時間之長,差不多整整二十年,「左」的極端是文化大革命。』鄧小平又說,『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浩劫,中國吃了苦頭。中國吃苦頭不隻這十年,從一九五七年下半年開始,我們就犯「左」的錯誤。』鄧小平還說,『毛澤東同誌從一九五七年開始犯了左的錯誤,最左文化大革命的十年。』無論是反右派鬥爭的錯誤也好,還是文化大革命的錯誤也好,兩者都是毛澤東犯『左』的錯誤的表現和產物,其性質都是『左』傾錯誤,都是歷史的大倒退,不過是程度不同而已,反右派鬥爭是『左』,是倒退的序幕和預演,文化大革命是極『左』,是歷史的大倒退,是『左』傾錯誤發展的必然結果,兩者是一對難兄難弟,在本質上沒有什麽不同。因此說『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鼓吹所謂「大鳴大放」,向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製度放肆地發動進攻,妄圖取代**的領導,對這種進攻進行堅決的反擊是完全正確和必要的』、隻是『被嚴重地擴大化了』這一結論,根本不符合客觀歷史事實。一九五七年右派分子發表的言論與一九八零年以後鄧小平的改革言論沒有什麽本質區別,事實上反右派鬥爭中所劃五十多萬右派分子恰恰是共和國早期的改革派、民主派。因此,沒有理由不徹底否定反右派運動,也不能以『嚴重擴大化』輕描淡寫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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