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塵獨秀峰——祭陳獨秀(13)
民國十年（1921年）10月4日下午，陳獨秀正在樓上午睡，忽聽天井裏一陣嘈雜，他趿鞋下樓探看，卻見剛才被高君曼拉著打牌的楊明齋、包惠僧、周佛海和柯慶施被法租界的巡捕圍住，於是，他和所有在場者，以及積存的《新青年》和印刷器材，都成了巡捕房的戰利品。因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先生花了大價錢聘得著名的洋律師並暗箱操作過，兩天後陳獨秀被放回家中，巨額罰款也是那位馬林提供的。一年後的8月5日中午時分，巡捕再次闖進此宅逮捕了陳獨秀。這一次，他在法國人的監獄裏呆了十幾天，也是法租界迫於社會輿論判罰大洋四百元後釋放了他。對了，陳獨秀還有一次在石庫門房子裏被捉拿，隻不過那是被“自己人”誤捉，虛驚一場。那是“五卅”運動期間，陳總書記帶中共秘書處的任作民同去一幢空著的石庫門房子裏，這一老一少的行動難免有些鬼鬼祟祟。入內一會兒，突然房外有人拍門山響，一開門，卻被一夥人撲翻在地並縛將起來。陳、任二人自不敢報家門，那夥人遂以抓到兩個奸細的興奮心情將其押解至上海總工會，是一位又高又瘦的青年領袖出麵接收的。那位青年工運領袖一見老“奸細”，稍一怔，連忙當眾厲聲審問。待二人招供並非壞人後，便馬上下令將二人釋放。出門後的陳總書記一定和任作民相視大笑，因為他們知道，抓他們的乃發動起來了的警覺過分了的工人糾察隊的弟兄們，而“審問”並釋放他們的，乃本黨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兼上海總工會負責人劉少奇同誌。因黨的最高領導的身份不便暴露，機敏的劉少奇隻得不動聲色地將戲演了下來。此事絕少人知道，若不是鄭超麟偶從一位地下交通員處聞知，此次“被捕”真要絕版矣！
從樓上回到樓下，再看嵌進人家私宅裏的那塊皇皇石牌，覺得格外別扭。鑲在屋內，要給誰看？真難為了這位寬厚的大哥一家人，怎麽會同意文物部門把應該嵌在大門外或大街上的標牌安進了狹小的居室裏！是有感於八十多年前的那位房客的魅力，還是希冀這塊來頭極大的金牌如鎮宅之“泰山石敢當”一樣保佑一家人平安？這位十分好客的“阿拉”說，現在好多人打聽到了這裏，中央電視台和上海電視台也來拍過好多次，都說這裏應該開闢為紀念館。“我們住戶是很願意倒出來的了！”大哥還說，這房子的大門外，是有標牌的，你進的是後門，所以沒看到。從石庫門出來，見牆上真有白色大理石標誌牌：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新青年》編輯部舊址上海市人民委員會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公布此牌之上，還有塊小小的黑大理石銘牌，隻兩行字：陳獨秀曾在此居住還是沒說到最主要的，即此乃中共的正宗發祥地，也是共青團的發祥地；還遠不能與其歷史地位相符，即應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與之不遠處，有國民黨上海執行部舊址，有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與外國語社舊址，更有參觀者川流不息的興業路76號中共“一大”會址。這些極重要的二十世紀遺宅，除最後一個已為“全國重點”並重修得像豪宅一樣之外，其他幾處都被單位或居民占用。大上海寸土寸金，大上海不厭其大；到處都是工地，到處都在長高。砌的是錢，墊的卻是近代的不可替代的文化。不知哪一天人們會想起南昌路100弄裏的這幢石庫門房子，把這小院裏的極少幾戶人家動員出去，妥善安置，再把八十多年前的那位房客的牌位祭在此宅，淨心焚香，祈其魂兮歸來！
走出弄堂，大街上淒雨依然。匆匆駛過的電車濺起骯髒的積水，竟讓我想起久居上海灘的那位美國人鮑威爾描述過的二十年代時的上海街景：來自世界各地的共產黨都匯聚到中國，幫助推動革命，附帶著享用第三國際從俄國農夫和全世界工人階級那裏收集來的可觀資金。那些政治權術家，在他們的祖國行動時，隻是步行和坐公共汽車，但來到中國後很快發現，嶄新的美國汽車是他們在華活動不可缺少的工具，美國在上海的汽車代理商因此大賺了一票。美國共產黨領袖厄爾·白勞德曾到上海一行，他對這種大肆揮霍的風氣予以勸阻，在一次歡迎他的盛大宴會上，除了黑麵包和白開水之外，他什麽也沒吃。他說，這都是俄國農民為了支援中國革命，忍飢挨餓積攢起來的錢，一分一厘來之不易。但是白勞德到達上海太遲了，一些俄國顧問專製、獨裁的做法，已經招致許多國民黨人的不滿，雙方關係日漸疏遠。我曾就共產主義在中國的情形請教過白勞德，他憤慨地指責那些政治代理人：“他坐著轎車，到處兜風，出席宴會，而俄國和中國的農夫、工人卻正在餓著肚子！”想起這位大記者的描述，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了。陳獨秀和他的同誌們是否出席了那個歡迎美國共產黨領袖的宴會？他們是否會像那位白勞德先生一樣對蘇聯和共產國際的代表們感到憤懣？說到底，他們知道蘇聯政府為中國如此耗費是到底是為了什麽嗎？被推上政黨領袖位置上的陳獨秀，生活在怎樣一個被異化了的空間裏啊！這個人不怕苦。在日本辦《甲寅》雜誌時，他“足不出戶”，“頭麵不洗”，衣服更無暇更換。某晨，主編章士釗見陳的貼身衣裳上“白物星星，密不可計”時，不禁驚問：“仲甫，是何物耶？”他卻慢慢地看了看，平靜地答曰：“虱子。”回到國內辦那份著名的《安徽俗話報》時，要寄宿別人家。人家說：這裏每天隻吃兩頓稀粥，清苦得很！他卻平淡地回答：“就吃兩頓稀粥好。”這個人不畏死。在安徽時因當麵痛斥大兵而被縛緊，擬就地槍決。他竟毫不在乎地說：“要槍決，就快點罷！”在他最後一次被捕時，在從上海押解南京的夜行列車上，同案人無不難以成寐，獨他一人在酣然大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這樣的人何事不成？這個人不圖名。三十二歲那年都做到省府的秘書長了（怎麽也算個副省級了吧？），卻自動請辭甘作“討袁”幕僚，失敗後更跑到上海灘當起了普通編輯。這個人不計利。本來家產不薄，在北大當教授待遇也極高（月薪三百大洋），但卻為了理想情願南下作了職業革命家。民國十四年（1925年）秋，一位英國左翼領袖來滬與陳獨秀會晤，問他是否真的像中外所傳的那樣“家擁巨資”？他指著隔壁房間的黨內外文件說：“吾之財產，全在乎此！”既不索名，也不求利，這樣的人能不超脫？然而，陳獨秀沒有成功，也沒有超脫，相反，至死他都非常痛苦，都在不斷地否定昨天，以致成了胡適所說的“終身的反對派”。是的，他畢生都在執拗地追求真理，因而也就終身都在反對那些似是而非的偽真理。這就是他的“怕”，這也就是他的“圖”：怕用了人家的錢就無法按自己的思路去尋找真理；圖中國共產黨能獨立自主地完成民族的解放事業。既有大怕，又有大圖，他能不失敗？當局者迷。即使大智慧如陳獨秀者，當時仍不能看透蘇聯人的心思，因為他不得不靠蘇聯人提供的充裕資金開展工作。本來他堅決反對讓中共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本來他拒絕本黨靠蘇聯人的活動經費生存，本來他不肯同意與國民黨合作更不支持“北伐”（事情的發展完全證實了他的預見——蔣介石借北伐殘害了中共，並成了統一全國的新軍閥）。但是，因成了沒有社會職業的職業地下工作者，因是靠共產國際的代表用重金把他從獄中活動出來的，因要服從“世界革命”大局的需要，他隻得屈從，成為靠盧布潤滑的一架高速旋轉在中國政局上的機器——資料顯示，整個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前期，在中共中央被迫從上海撤至江西蘇區前，絕大部分黨的經費都是共產國際的特使們秘密帶來的！且聽陳總書記在中共“三大”上的政治報告中說的這句話：
民國十年（1921年）10月4日下午，陳獨秀正在樓上午睡，忽聽天井裏一陣嘈雜，他趿鞋下樓探看，卻見剛才被高君曼拉著打牌的楊明齋、包惠僧、周佛海和柯慶施被法租界的巡捕圍住，於是，他和所有在場者，以及積存的《新青年》和印刷器材，都成了巡捕房的戰利品。因共產國際的代表馬林先生花了大價錢聘得著名的洋律師並暗箱操作過，兩天後陳獨秀被放回家中，巨額罰款也是那位馬林提供的。一年後的8月5日中午時分，巡捕再次闖進此宅逮捕了陳獨秀。這一次，他在法國人的監獄裏呆了十幾天，也是法租界迫於社會輿論判罰大洋四百元後釋放了他。對了，陳獨秀還有一次在石庫門房子裏被捉拿，隻不過那是被“自己人”誤捉，虛驚一場。那是“五卅”運動期間，陳總書記帶中共秘書處的任作民同去一幢空著的石庫門房子裏，這一老一少的行動難免有些鬼鬼祟祟。入內一會兒，突然房外有人拍門山響，一開門，卻被一夥人撲翻在地並縛將起來。陳、任二人自不敢報家門，那夥人遂以抓到兩個奸細的興奮心情將其押解至上海總工會，是一位又高又瘦的青年領袖出麵接收的。那位青年工運領袖一見老“奸細”，稍一怔，連忙當眾厲聲審問。待二人招供並非壞人後，便馬上下令將二人釋放。出門後的陳總書記一定和任作民相視大笑，因為他們知道，抓他們的乃發動起來了的警覺過分了的工人糾察隊的弟兄們，而“審問”並釋放他們的，乃本黨的中華全國總工會副委員長兼上海總工會負責人劉少奇同誌。因黨的最高領導的身份不便暴露，機敏的劉少奇隻得不動聲色地將戲演了下來。此事絕少人知道，若不是鄭超麟偶從一位地下交通員處聞知，此次“被捕”真要絕版矣！
從樓上回到樓下，再看嵌進人家私宅裏的那塊皇皇石牌，覺得格外別扭。鑲在屋內，要給誰看？真難為了這位寬厚的大哥一家人，怎麽會同意文物部門把應該嵌在大門外或大街上的標牌安進了狹小的居室裏！是有感於八十多年前的那位房客的魅力，還是希冀這塊來頭極大的金牌如鎮宅之“泰山石敢當”一樣保佑一家人平安？這位十分好客的“阿拉”說，現在好多人打聽到了這裏，中央電視台和上海電視台也來拍過好多次，都說這裏應該開闢為紀念館。“我們住戶是很願意倒出來的了！”大哥還說，這房子的大門外，是有標牌的，你進的是後門，所以沒看到。從石庫門出來，見牆上真有白色大理石標誌牌：上海市文物保護單位《新青年》編輯部舊址上海市人民委員會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六日公布此牌之上，還有塊小小的黑大理石銘牌，隻兩行字：陳獨秀曾在此居住還是沒說到最主要的，即此乃中共的正宗發祥地，也是共青團的發祥地；還遠不能與其歷史地位相符，即應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與之不遠處，有國民黨上海執行部舊址，有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與外國語社舊址，更有參觀者川流不息的興業路76號中共“一大”會址。這些極重要的二十世紀遺宅，除最後一個已為“全國重點”並重修得像豪宅一樣之外，其他幾處都被單位或居民占用。大上海寸土寸金，大上海不厭其大；到處都是工地，到處都在長高。砌的是錢，墊的卻是近代的不可替代的文化。不知哪一天人們會想起南昌路100弄裏的這幢石庫門房子，把這小院裏的極少幾戶人家動員出去，妥善安置，再把八十多年前的那位房客的牌位祭在此宅，淨心焚香，祈其魂兮歸來！
走出弄堂，大街上淒雨依然。匆匆駛過的電車濺起骯髒的積水，竟讓我想起久居上海灘的那位美國人鮑威爾描述過的二十年代時的上海街景：來自世界各地的共產黨都匯聚到中國，幫助推動革命，附帶著享用第三國際從俄國農夫和全世界工人階級那裏收集來的可觀資金。那些政治權術家，在他們的祖國行動時，隻是步行和坐公共汽車，但來到中國後很快發現，嶄新的美國汽車是他們在華活動不可缺少的工具，美國在上海的汽車代理商因此大賺了一票。美國共產黨領袖厄爾·白勞德曾到上海一行，他對這種大肆揮霍的風氣予以勸阻，在一次歡迎他的盛大宴會上，除了黑麵包和白開水之外，他什麽也沒吃。他說，這都是俄國農民為了支援中國革命，忍飢挨餓積攢起來的錢，一分一厘來之不易。但是白勞德到達上海太遲了，一些俄國顧問專製、獨裁的做法，已經招致許多國民黨人的不滿，雙方關係日漸疏遠。我曾就共產主義在中國的情形請教過白勞德，他憤慨地指責那些政治代理人：“他坐著轎車，到處兜風，出席宴會，而俄國和中國的農夫、工人卻正在餓著肚子！”想起這位大記者的描述，我的心情更加沉重了。陳獨秀和他的同誌們是否出席了那個歡迎美國共產黨領袖的宴會？他們是否會像那位白勞德先生一樣對蘇聯和共產國際的代表們感到憤懣？說到底，他們知道蘇聯政府為中國如此耗費是到底是為了什麽嗎？被推上政黨領袖位置上的陳獨秀，生活在怎樣一個被異化了的空間裏啊！這個人不怕苦。在日本辦《甲寅》雜誌時，他“足不出戶”，“頭麵不洗”，衣服更無暇更換。某晨，主編章士釗見陳的貼身衣裳上“白物星星，密不可計”時，不禁驚問：“仲甫，是何物耶？”他卻慢慢地看了看，平靜地答曰：“虱子。”回到國內辦那份著名的《安徽俗話報》時，要寄宿別人家。人家說：這裏每天隻吃兩頓稀粥，清苦得很！他卻平淡地回答：“就吃兩頓稀粥好。”這個人不畏死。在安徽時因當麵痛斥大兵而被縛緊，擬就地槍決。他竟毫不在乎地說：“要槍決，就快點罷！”在他最後一次被捕時，在從上海押解南京的夜行列車上，同案人無不難以成寐，獨他一人在酣然大睡！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這樣的人何事不成？這個人不圖名。三十二歲那年都做到省府的秘書長了（怎麽也算個副省級了吧？），卻自動請辭甘作“討袁”幕僚，失敗後更跑到上海灘當起了普通編輯。這個人不計利。本來家產不薄，在北大當教授待遇也極高（月薪三百大洋），但卻為了理想情願南下作了職業革命家。民國十四年（1925年）秋，一位英國左翼領袖來滬與陳獨秀會晤，問他是否真的像中外所傳的那樣“家擁巨資”？他指著隔壁房間的黨內外文件說：“吾之財產，全在乎此！”既不索名，也不求利，這樣的人能不超脫？然而，陳獨秀沒有成功，也沒有超脫，相反，至死他都非常痛苦，都在不斷地否定昨天，以致成了胡適所說的“終身的反對派”。是的，他畢生都在執拗地追求真理，因而也就終身都在反對那些似是而非的偽真理。這就是他的“怕”，這也就是他的“圖”：怕用了人家的錢就無法按自己的思路去尋找真理；圖中國共產黨能獨立自主地完成民族的解放事業。既有大怕，又有大圖，他能不失敗？當局者迷。即使大智慧如陳獨秀者，當時仍不能看透蘇聯人的心思，因為他不得不靠蘇聯人提供的充裕資金開展工作。本來他堅決反對讓中共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本來他拒絕本黨靠蘇聯人的活動經費生存，本來他不肯同意與國民黨合作更不支持“北伐”（事情的發展完全證實了他的預見——蔣介石借北伐殘害了中共，並成了統一全國的新軍閥）。但是，因成了沒有社會職業的職業地下工作者，因是靠共產國際的代表用重金把他從獄中活動出來的，因要服從“世界革命”大局的需要，他隻得屈從，成為靠盧布潤滑的一架高速旋轉在中國政局上的機器——資料顯示，整個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前期，在中共中央被迫從上海撤至江西蘇區前，絕大部分黨的經費都是共產國際的特使們秘密帶來的！且聽陳總書記在中共“三大”上的政治報告中說的這句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