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塵獨秀峰——祭陳獨秀(11)
離開墓地，我們回到了陳獨秀史料陳列館。一個借用的林場辦公室，當然就簡陋得不成樣子，上下兩層樓房，分設五個展廳，收展陳獨秀生平的資料、圖片、著作、手稿、文物一百五十二件，陳長璞一家為此奉獻多多。在二樓一間布置成陳獨秀生前起居室的展室裏，我看到了那幀劉海粟老人的奉安慶陳獨秀墓旁的陳列館，遺物多為其後人所捐。（攝於2003年6月）獻——陳獨秀寫給畫家的書法對聯：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
我知道這幅遺墨的來歷：當年，劉海粟自國外回來，慕名進獄探訪陳獨秀，並求其墨。獄中人揮毫寫下心誌，令畫師大為激動！而今，我也實在忍不住激動，趁別無參觀者，央求陳長璞恩準我進入欄杆之內留影誌念。陳笑允。我遂進入獨秀先生的“房間”，坐在先哲坐過的舊椅子上，讓小範把我疊印在這幀氣勢若虹的遺墨下。但願今生有此聯醍醐灌頂。安慶的陳獨秀故居不知是否會重建，但故人在上海灘的一處完整的住宅卻一直沒闢為紀念館。早在來安慶謁陳獨秀墓之前的兩年，我即探尋過那幢弄堂裏的房子。那是2000年1月7日上午，一場連綿的冬雨淋得人心情黯然。我沿上海南昌路自西向東找去，尋找在中國革命史上大名鼎鼎的“老漁陽裏二號”。這是我第一次在大上海走街串“弄”。上海人的某些性格，的確該歸咎於一輩復一輩過於擁擠的生存空間：一條極破敗的老弄堂，居然就是一個居委會；窄得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裏，老人正哄著孫兒在陶然地看電視。然而，窘迫的上海人，尤其是陋室裏長大的青年女人，出汙泥而不染，雖住處陳舊，但衣著與精神頭兒都十分光鮮，一匯入大街，即宛如大家閨秀春遊探芳一般。南昌路100弄內沒有擎著花傘走出的光鮮小女子。冷雨把許多人堵在了家中。無人可問，我隻得自己憑感覺看門牌摸進去：1號？不對！2號？有點像。我收了傘，鑽進了黑黝黝的窄小門洞內，昏天黑地地喊了一聲：有人在家嗎？旁邊傳出來一個中年男子的聲音：找哪位呀？——上海式的普通話。我趕緊自報家門：我，外地的一個記者，來找當年的《新青年》編輯部。眼前亮了，一個壯實與樸實得不太像上海男人的中年人拉開了門，友好地微笑道：是的，就是這裏，請進吧。我找到了！我竟然一個人找到了陳獨秀故居！
民國四年（1915年）6月，三十六歲的陳獨秀從日本回國，來到了上海。這是陳獨秀第四次客居上海。頭一次，十二年前，這個從日本回鄉的二十四歲的青年“亂黨”，因舉辦了一係列煽動推翻清政府的演說而被安徽巡撫聶緝規指名通緝，他隻好逃往上海躲了一段時間。次年，潛回安徽蕪湖創辦了影響極大的《安徽俗話報》的陳獨秀又來上海，這次是參與“暗殺團”活動。試驗炸藥時，事泄，多人被捕，他僥倖逃逸。但他自此放棄了這種針對某個人的極端行動，認為這不是“民眾的階級的社會的”運動。第三次抵滬，和十年前一樣，還是來避難。盡管已是民國了，盡管他曾任中華民國地方政府的實權人物，但因參與了公開反對當朝大總統的“討袁”行動而受到新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長（省長）倪嗣沖的追捕（通緝令上，他名列第一），這位安徽都督府秘書長、顧問不得不亡命於十裏洋場。那一年，他靠給報章寫文章維持一家人的生計，過得極苦。後來，他曾以“獨秀山民”筆名在章士釗辦的《甲寅》上發表文章，言及滬上生活之慘狀：寒士賣文為生，已為天下至苦之境。
一年後，陳獨秀又告別了高君曼與剛一歲的兒子鶴年，隻身去了日本。這是他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赴日，這次的東瀛之行，使他與李大釗等一批發憤改造中國的年輕革命者結下了很深的情誼，也使這位激情萬丈的思想家與革命家充足了電。他不再安於躲在異國的榻榻米上靠在別人主辦的刊物上發表文章來指導人民的思想，他要到爭取民主的最前線親自上陣拚殺！最後一次回到國內的陳獨秀，給自己定好了“崗位責任製”，即：辦一份挽救中國人靈魂的刊物。他的動機十分明確：欲使共和名副其實，必須改變人的思想；要改變思想，須辦雜誌。
他有過辦雜誌的成功經驗：晚清時，他在家鄉辦過影響極大的《安徽俗話報》，三千份的發行量成為國內白話報刊之最；在日本時，他幫助章士釗編輯過《甲寅》，與李大釗等的相識，即源自該刊上的文字之交。民國初年，論寫論編，陳獨秀都無愧為國內一流人才；論思想之深刻，更是無人比擬。所以，壯誌雄心的陳獨秀借群益書社之殼，於當年的9月15日出版發行了劃時代的《青年雜誌》，第一卷第一號裏的二十七篇文章，他一個人就撰寫了十三篇！後因基督教上海青年會主辦的周報《上海青年》找上門來，稱有混名之嫌，陳獨秀遂自民國五年（1916年）9月1日推出的第二卷第一號起，把刊名改為了《新青年》。眾所周知，《新青年》的創刊，標誌著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開端。從此，陳獨秀的一篇篇檄文成了喚醒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睡夢的晨鍾，成了召集隊伍向舊傳統舊文化進攻的傳令書——後來成為國共兩黨精英的那一代人，哪個不曾被陳獨秀的聲音感動得熱血沸騰並因此而投身於自己認定的政治目標？兩年後，陳獨秀應蔡元培先生之邀赴北京大學任教，除了帶去了高君曼及一雙兒女外，還帶去了自己創辦的《新青年》雜誌。蔡先生胸寬如海，陳獨秀如魚得水，他的刊物在京得到李大釗、胡適、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等新文化運動幹將的參與後，更成為一個時代的號角和整個世紀的旗幟。在北京的日子裏，這位風風火火的“總司令”，講學，撰稿，交友，演講，甚至撒傳單，像旋風一樣掀起了中國近代的一場思想大啟蒙運動。現在，誰都得承認：沒有陳獨秀所領導的那一場“五四”新文化運動，就不會有現代中國的大批傑出政治、軍事、文化人才的湧現。所以毛澤東也承認，沒有五四運動，也就不會有日後中國共產黨的問世。嗚呼！漫漫中國歷史上，有幾位在野的思想家的號令，能令整個中國的知識分子如此感佩如此響應如此奮起並因此而改變了民族的命運？民國八年（1919年）6月至9月，陳獨秀第一次入獄。北洋政府迫於空前強大的社會壓力，隻得釋放了這位知識界的精神領袖。翌年2月，在新一輪牢獄之災降臨之前，李大釗掩護他乘騾車逃離京城，然後南下上海。一如兩年前北上，這次，他又把《新青年》帶回了其發祥地。他成了法租界環龍路老漁陽裏二號的新主人。本來這裏是柏文蔚在滬的寓所。辛亥革命後，柏氏出任安徽都督時，聘陳獨秀為都督府秘書長；差一點讓陳獨秀丟了命的皖省討袁行動，也正是這位柏先生主持的。陳與柏之情誼很有點像後來的越南共產黨領袖胡誌明對毛澤東所言，是“同誌加兄弟”。一峰獨秀，萬山景仰。陳獨秀已為中國思想知識界的精神聖哲，而《新青年》則成為所有進步青年心中的聖經。聖哲的故居，聖經的誕生地，能不竭誠拜謁嗎？眼前這位房東大哥姓趙，五十三歲，這間十二平方米的小屋是在上海美術公司工作的妻子多年前分得的“福利房”。一張舊沙發占了半壁江山，那邊是一張窄窄的雙人床，他的兒子正在臥床而眠，被我這不速之客擾起，隻得披衣而出。床的上方，是一個用角鐵搭起的吊鋪。這難免使人想到了過去上海特有的亭子間。當然，這不是亭子間，亭子間在樓上。房東大哥說：陳獨秀原來住在樓上，亭子間就是他的客房，樓下的這間屋子，是陳獨秀當年的會客室和中共中央辦公室。說著，他把手指向了牆上。牆上，嵌著一塊白色大理石標牌，牌上有一段塗著金粉的字：
離開墓地，我們回到了陳獨秀史料陳列館。一個借用的林場辦公室，當然就簡陋得不成樣子，上下兩層樓房，分設五個展廳，收展陳獨秀生平的資料、圖片、著作、手稿、文物一百五十二件，陳長璞一家為此奉獻多多。在二樓一間布置成陳獨秀生前起居室的展室裏，我看到了那幀劉海粟老人的奉安慶陳獨秀墓旁的陳列館，遺物多為其後人所捐。（攝於2003年6月）獻——陳獨秀寫給畫家的書法對聯：行無愧怍心常坦，身處艱難氣若虹。
我知道這幅遺墨的來歷：當年，劉海粟自國外回來，慕名進獄探訪陳獨秀，並求其墨。獄中人揮毫寫下心誌，令畫師大為激動！而今，我也實在忍不住激動，趁別無參觀者，央求陳長璞恩準我進入欄杆之內留影誌念。陳笑允。我遂進入獨秀先生的“房間”，坐在先哲坐過的舊椅子上，讓小範把我疊印在這幀氣勢若虹的遺墨下。但願今生有此聯醍醐灌頂。安慶的陳獨秀故居不知是否會重建，但故人在上海灘的一處完整的住宅卻一直沒闢為紀念館。早在來安慶謁陳獨秀墓之前的兩年，我即探尋過那幢弄堂裏的房子。那是2000年1月7日上午，一場連綿的冬雨淋得人心情黯然。我沿上海南昌路自西向東找去，尋找在中國革命史上大名鼎鼎的“老漁陽裏二號”。這是我第一次在大上海走街串“弄”。上海人的某些性格，的確該歸咎於一輩復一輩過於擁擠的生存空間：一條極破敗的老弄堂，居然就是一個居委會；窄得不足十平方米的屋子裏，老人正哄著孫兒在陶然地看電視。然而，窘迫的上海人，尤其是陋室裏長大的青年女人，出汙泥而不染，雖住處陳舊，但衣著與精神頭兒都十分光鮮，一匯入大街，即宛如大家閨秀春遊探芳一般。南昌路100弄內沒有擎著花傘走出的光鮮小女子。冷雨把許多人堵在了家中。無人可問，我隻得自己憑感覺看門牌摸進去：1號？不對！2號？有點像。我收了傘，鑽進了黑黝黝的窄小門洞內，昏天黑地地喊了一聲：有人在家嗎？旁邊傳出來一個中年男子的聲音：找哪位呀？——上海式的普通話。我趕緊自報家門：我，外地的一個記者，來找當年的《新青年》編輯部。眼前亮了，一個壯實與樸實得不太像上海男人的中年人拉開了門，友好地微笑道：是的，就是這裏，請進吧。我找到了！我竟然一個人找到了陳獨秀故居！
民國四年（1915年）6月，三十六歲的陳獨秀從日本回國，來到了上海。這是陳獨秀第四次客居上海。頭一次，十二年前，這個從日本回鄉的二十四歲的青年“亂黨”，因舉辦了一係列煽動推翻清政府的演說而被安徽巡撫聶緝規指名通緝，他隻好逃往上海躲了一段時間。次年，潛回安徽蕪湖創辦了影響極大的《安徽俗話報》的陳獨秀又來上海，這次是參與“暗殺團”活動。試驗炸藥時，事泄，多人被捕，他僥倖逃逸。但他自此放棄了這種針對某個人的極端行動，認為這不是“民眾的階級的社會的”運動。第三次抵滬，和十年前一樣，還是來避難。盡管已是民國了，盡管他曾任中華民國地方政府的實權人物，但因參與了公開反對當朝大總統的“討袁”行動而受到新任安徽都督兼民政長（省長）倪嗣沖的追捕（通緝令上，他名列第一），這位安徽都督府秘書長、顧問不得不亡命於十裏洋場。那一年，他靠給報章寫文章維持一家人的生計，過得極苦。後來，他曾以“獨秀山民”筆名在章士釗辦的《甲寅》上發表文章，言及滬上生活之慘狀：寒士賣文為生，已為天下至苦之境。
一年後，陳獨秀又告別了高君曼與剛一歲的兒子鶴年，隻身去了日本。這是他第五次，也是最後一次赴日，這次的東瀛之行，使他與李大釗等一批發憤改造中國的年輕革命者結下了很深的情誼，也使這位激情萬丈的思想家與革命家充足了電。他不再安於躲在異國的榻榻米上靠在別人主辦的刊物上發表文章來指導人民的思想，他要到爭取民主的最前線親自上陣拚殺！最後一次回到國內的陳獨秀，給自己定好了“崗位責任製”，即：辦一份挽救中國人靈魂的刊物。他的動機十分明確：欲使共和名副其實，必須改變人的思想；要改變思想，須辦雜誌。
他有過辦雜誌的成功經驗：晚清時，他在家鄉辦過影響極大的《安徽俗話報》，三千份的發行量成為國內白話報刊之最；在日本時，他幫助章士釗編輯過《甲寅》，與李大釗等的相識，即源自該刊上的文字之交。民國初年，論寫論編，陳獨秀都無愧為國內一流人才；論思想之深刻，更是無人比擬。所以，壯誌雄心的陳獨秀借群益書社之殼，於當年的9月15日出版發行了劃時代的《青年雜誌》，第一卷第一號裏的二十七篇文章，他一個人就撰寫了十三篇！後因基督教上海青年會主辦的周報《上海青年》找上門來，稱有混名之嫌，陳獨秀遂自民國五年（1916年）9月1日推出的第二卷第一號起，把刊名改為了《新青年》。眾所周知，《新青年》的創刊，標誌著中國新文化運動的開端。從此，陳獨秀的一篇篇檄文成了喚醒中國先進知識分子睡夢的晨鍾，成了召集隊伍向舊傳統舊文化進攻的傳令書——後來成為國共兩黨精英的那一代人，哪個不曾被陳獨秀的聲音感動得熱血沸騰並因此而投身於自己認定的政治目標？兩年後，陳獨秀應蔡元培先生之邀赴北京大學任教，除了帶去了高君曼及一雙兒女外，還帶去了自己創辦的《新青年》雜誌。蔡先生胸寬如海，陳獨秀如魚得水，他的刊物在京得到李大釗、胡適、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沈尹默等新文化運動幹將的參與後，更成為一個時代的號角和整個世紀的旗幟。在北京的日子裏，這位風風火火的“總司令”，講學，撰稿，交友，演講，甚至撒傳單，像旋風一樣掀起了中國近代的一場思想大啟蒙運動。現在，誰都得承認：沒有陳獨秀所領導的那一場“五四”新文化運動，就不會有現代中國的大批傑出政治、軍事、文化人才的湧現。所以毛澤東也承認，沒有五四運動，也就不會有日後中國共產黨的問世。嗚呼！漫漫中國歷史上，有幾位在野的思想家的號令，能令整個中國的知識分子如此感佩如此響應如此奮起並因此而改變了民族的命運？民國八年（1919年）6月至9月，陳獨秀第一次入獄。北洋政府迫於空前強大的社會壓力，隻得釋放了這位知識界的精神領袖。翌年2月，在新一輪牢獄之災降臨之前，李大釗掩護他乘騾車逃離京城，然後南下上海。一如兩年前北上，這次，他又把《新青年》帶回了其發祥地。他成了法租界環龍路老漁陽裏二號的新主人。本來這裏是柏文蔚在滬的寓所。辛亥革命後，柏氏出任安徽都督時，聘陳獨秀為都督府秘書長；差一點讓陳獨秀丟了命的皖省討袁行動，也正是這位柏先生主持的。陳與柏之情誼很有點像後來的越南共產黨領袖胡誌明對毛澤東所言，是“同誌加兄弟”。一峰獨秀，萬山景仰。陳獨秀已為中國思想知識界的精神聖哲，而《新青年》則成為所有進步青年心中的聖經。聖哲的故居，聖經的誕生地，能不竭誠拜謁嗎？眼前這位房東大哥姓趙，五十三歲，這間十二平方米的小屋是在上海美術公司工作的妻子多年前分得的“福利房”。一張舊沙發占了半壁江山，那邊是一張窄窄的雙人床，他的兒子正在臥床而眠，被我這不速之客擾起，隻得披衣而出。床的上方，是一個用角鐵搭起的吊鋪。這難免使人想到了過去上海特有的亭子間。當然，這不是亭子間，亭子間在樓上。房東大哥說：陳獨秀原來住在樓上，亭子間就是他的客房，樓下的這間屋子，是陳獨秀當年的會客室和中共中央辦公室。說著，他把手指向了牆上。牆上，嵌著一塊白色大理石標牌，牌上有一段塗著金粉的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