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此事隻得作罷。但毛澤東心有不甘，即使到了“神仙”從天而降後，他仍想著陳獨秀呢——“神仙”乃毛澤東對被蘇聯飛機送來延安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王明、康生的稱呼，尚未被“遠方”正式認可的毛澤東對王明的出現正心懷忐忑，中共其他領導人也把目光轉向了天外來客，所以，王明一時也就真把自己當成了史達林派回來的中共當家人。由是，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12月9日至14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就成了毛澤東忍讓王明的一次非常會議。時任政治局委員、陝甘寧邊區政府代主席的張國燾晚年在《我的回憶》中，記下了他叛逃國民黨前參加的最後一次中共高層會議的情景：
蒙塵獨秀峰——祭陳獨秀(7)
……他（毛澤東——筆者注，下同）似也懷念陳先生的舊誼。他曾向我表示，可以與陳獨秀先生等形成某種合作關係，以期一致抗戰。……由於毛澤東的這種態度，張聞天（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也隻好遵照實行。……這件案子拖延到這次政治局會議上才提出討論。王明知道了這件事，不問情由，便聲色俱厲的表示反對。他指出我們和什麽人都可以合作抗日，隻有托派是例外。在國際上我們可以和資產階級的政客軍閥甚至反共劊子手合作，但不能與托洛茨基的信徒們合作。在中國我們可以與蔣介石及其屬下的反共特務等等人合作，但不能與陳獨秀合作。他用字典裏最惡劣的名詞，如“漢奸”、“托匪”、“殺人犯”等來攻擊托派，並誣指陳獨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貼的日本間諜。我們曾在會議上說過一些陳獨秀與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等類的話，也有人提到：說陳是日本間諜，究非事實。但王明卻堅持說史達林正在雷厲風行的反托派，而我們卻要聯絡托派，那還了得；如果史達林知道了，後果是不堪設想的。他還說反對托派，不能有仁慈觀念，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說成是日本間諜。
史達林的這條狗如此狂吠，政治局委員們誰還能說什麽呢？張國燾繼續寫道：
王明這些斬釘截鐵的話，使大家為之默然。從此，在中共宣傳上，陳獨秀就變成了“每月拿三百元津貼的日本間諜”了。
中共歷史上最大的一出冤案，就這樣在中共政治局會議上炮製出來了。我從有關史料中，查到了參加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的十一位與會者名單：張聞天、毛澤東、王明、康生、陳雲、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彭德懷、項英和此會議後不久即叛逃國民黨的張國燾。表麵上看，是狗仗人勢的小個子王明，仗著自己是共產國際的“欽差”，左右了會議的方向和與會其他人的良知。是啊，這個比陳獨秀更矮小的皖南同鄉忘了自己正是喝著《新青年》的奶長大的晚輩，同為陳氏的前輩陳獨秀在上海灘創建中共的時候，他陳紹禹（王明的本名）還不過是剛考上安徽一所農校的中專生呢！正是陳獨秀領導的大革命運動在武昌地區轟轟烈烈地展開以後，他才得以加入中共。倘若這個毫無人性的政治狂人當初被史達林指派為中共一把手，誰能說陳獨秀的腦殼不會像日後的托洛茨基一樣在家裏就被敲碎？遭暗算前的托洛茨基曾明確表示過對陳獨秀人身安全的擔憂，他給人寫信時說過：“我毫不懷疑史達林派會在戰爭期間暗算他。”但有誰知陳獨秀最終被共產黨放棄，竟源自毛澤東的擔憂！王明的張牙舞爪隻是表象，而毛澤東的疑慮才是實質——二十年後的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在怒斥彭德懷的大會講話中，話題忽然拐了個彎，拐到了陳獨秀那兒：
他後來去世，那個責任在我，我沒有把他接來。那時我們提了三個條件，當時我們還不穩固，他不能接受。那時就那麽一點資本，那麽一點根據地，怕他那套一散布，搞第四國際（即托洛茨基派的國際組織——筆者注）。
讀懂了毛澤東的這番話，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麽在1937年12月的中共政治局會議之後，成為一把手的毛澤東反倒在所有的公開場合對陳獨秀都更加不寬容！彼時，王明已領銜中共代表團去和國民黨談判去了，另一位老資格的政治局委員周恩來地位也隨之下降，成了王明的副手；因不復設“總書記”，所以張聞天實際上不再是一把手，毛澤東以“中共七大準備委員會主席”和排名第一的政治局委員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袖。現在，人們總愛引用毛澤東在延安說過的那番有關陳獨秀的話，如“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他創造了黨，有功勞”，“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講一講他的功勞。”似乎毛早已為陳講過公道話。然而，事實恰恰相反，講此話之前，毛澤東凡公開提到陳獨秀，都是措辭嚴厲的指責，如陳獨秀“跑到反革命那裏去了”，是“右傾機會主義”，“托洛茨基、布哈林、陳獨秀、張國燾是大不老實的人”，“反對陳獨秀的錯誤路線……是完全應該的”。至新中國成立後，對斯人的評說更為苛刻了，除“毛選”注釋中保留了對陳的誣陷外，毛還數次在黨內大會和接見外賓時提及“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至林彪事發，毛將歷次黨內鬥爭梳理成十次，陳獨秀首當其衝，遂成為“頂風還臭八萬裏”（“文革”“大批判”常用語）的頭號大壞蛋。其實，毛澤東哪裏不知道陳獨秀是冤枉的？而且，他還明白“老先生”已成為王明一夥搞政治迫害的坑人陷阱！且看早在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秋毛澤東寫的一通筆記：
蒙塵獨秀峰——祭陳獨秀(7)
……他（毛澤東——筆者注，下同）似也懷念陳先生的舊誼。他曾向我表示，可以與陳獨秀先生等形成某種合作關係，以期一致抗戰。……由於毛澤東的這種態度，張聞天（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也隻好遵照實行。……這件案子拖延到這次政治局會議上才提出討論。王明知道了這件事，不問情由，便聲色俱厲的表示反對。他指出我們和什麽人都可以合作抗日，隻有托派是例外。在國際上我們可以和資產階級的政客軍閥甚至反共劊子手合作，但不能與托洛茨基的信徒們合作。在中國我們可以與蔣介石及其屬下的反共特務等等人合作，但不能與陳獨秀合作。他用字典裏最惡劣的名詞，如“漢奸”、“托匪”、“殺人犯”等來攻擊托派，並誣指陳獨秀是每月拿日本三百元津貼的日本間諜。我們曾在會議上說過一些陳獨秀與托洛茨基究竟有所不同等類的話，也有人提到：說陳是日本間諜，究非事實。但王明卻堅持說史達林正在雷厲風行的反托派，而我們卻要聯絡托派，那還了得；如果史達林知道了，後果是不堪設想的。他還說反對托派，不能有仁慈觀念，陳獨秀即使不是日本間諜也應說成是日本間諜。
史達林的這條狗如此狂吠，政治局委員們誰還能說什麽呢？張國燾繼續寫道：
王明這些斬釘截鐵的話，使大家為之默然。從此，在中共宣傳上，陳獨秀就變成了“每月拿三百元津貼的日本間諜”了。
中共歷史上最大的一出冤案，就這樣在中共政治局會議上炮製出來了。我從有關史料中，查到了參加1937年12月政治局會議的十一位與會者名單：張聞天、毛澤東、王明、康生、陳雲、周恩來、博古、林伯渠、彭德懷、項英和此會議後不久即叛逃國民黨的張國燾。表麵上看，是狗仗人勢的小個子王明，仗著自己是共產國際的“欽差”，左右了會議的方向和與會其他人的良知。是啊，這個比陳獨秀更矮小的皖南同鄉忘了自己正是喝著《新青年》的奶長大的晚輩，同為陳氏的前輩陳獨秀在上海灘創建中共的時候，他陳紹禹（王明的本名）還不過是剛考上安徽一所農校的中專生呢！正是陳獨秀領導的大革命運動在武昌地區轟轟烈烈地展開以後，他才得以加入中共。倘若這個毫無人性的政治狂人當初被史達林指派為中共一把手，誰能說陳獨秀的腦殼不會像日後的托洛茨基一樣在家裏就被敲碎？遭暗算前的托洛茨基曾明確表示過對陳獨秀人身安全的擔憂，他給人寫信時說過：“我毫不懷疑史達林派會在戰爭期間暗算他。”但有誰知陳獨秀最終被共產黨放棄，竟源自毛澤東的擔憂！王明的張牙舞爪隻是表象，而毛澤東的疑慮才是實質——二十年後的1959年廬山會議上，毛澤東在怒斥彭德懷的大會講話中，話題忽然拐了個彎，拐到了陳獨秀那兒：
他後來去世，那個責任在我，我沒有把他接來。那時我們提了三個條件，當時我們還不穩固，他不能接受。那時就那麽一點資本，那麽一點根據地，怕他那套一散布，搞第四國際（即托洛茨基派的國際組織——筆者注）。
讀懂了毛澤東的這番話，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麽在1937年12月的中共政治局會議之後，成為一把手的毛澤東反倒在所有的公開場合對陳獨秀都更加不寬容！彼時，王明已領銜中共代表團去和國民黨談判去了，另一位老資格的政治局委員周恩來地位也隨之下降，成了王明的副手；因不復設“總書記”，所以張聞天實際上不再是一把手，毛澤東以“中共七大準備委員會主席”和排名第一的政治局委員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領袖。現在，人們總愛引用毛澤東在延安說過的那番有關陳獨秀的話，如“陳獨秀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他創造了黨，有功勞”，“將來修黨史的時候，還是要講一講他的功勞。”似乎毛早已為陳講過公道話。然而，事實恰恰相反，講此話之前，毛澤東凡公開提到陳獨秀，都是措辭嚴厲的指責，如陳獨秀“跑到反革命那裏去了”，是“右傾機會主義”，“托洛茨基、布哈林、陳獨秀、張國燾是大不老實的人”，“反對陳獨秀的錯誤路線……是完全應該的”。至新中國成立後，對斯人的評說更為苛刻了，除“毛選”注釋中保留了對陳的誣陷外，毛還數次在黨內大會和接見外賓時提及“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至林彪事發，毛將歷次黨內鬥爭梳理成十次，陳獨秀首當其衝，遂成為“頂風還臭八萬裏”（“文革”“大批判”常用語）的頭號大壞蛋。其實，毛澤東哪裏不知道陳獨秀是冤枉的？而且，他還明白“老先生”已成為王明一夥搞政治迫害的坑人陷阱！且看早在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秋毛澤東寫的一通筆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