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井有誰知國士(11)
八民國初年，有許多讓我深感困惑的人物，而楊度則是一道最解不開的謎：我真想不出，這個從少年時即壯誌堅信君主立憲的頑固政客，怎麽就在晚年加入了中共？我曾自作聰明地以為，是人格高尚的李大釗的聖像在絞架上的定格，讓楊度對舊勢力徹底絕望並覺悟，自茲幡然變成革命黨的同路人，並最終成為其中一員。我把這個“發現”寫了出來，被《人物》編輯部的朋友張偉濤拿去發表後，有幸被一位上海小女子自署其名，全文發表在湖北省委的《黨史天地》上，而發行量很大的上海《報刊文摘》和北京的《作家文摘》，又將此稿挺大篇幅地摘發了一通，弄得我啼笑皆非。其實，對楊度晚年轉變原因的推斷是十分牽強的，隻是按現時的政治標準對故人的善意拔高而已。你想，像楊度這樣一個舉國聞名的政壇獨行俠，一個隻相信自己的“曠代逸才”，怎麽會因一位比自己年輕的朋友的被難而徹底改變信念呢？他從來沒有變，是的，他從來沒有改變誌向，也從來沒有改變性格。誌在救國，性如遊俠；追求光明，嚮往刺激，這就是楊度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做世人睽睽怪事之所在。前清末年在日本留學時，留學生們都決心不惜以全體罷課回國為代價，來反對日本文部省的新規定，獨他這個中國留學生總會館幹事長卻主張和平交涉反對全體回國，他因此而觸犯眾怒並差一點被人刺殺。民國初年，國人都罵楊度為袁氏幫凶，但他卻說：“我等倡助帝製，實行救國，自問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就是嘛！我這是救國啊，還在乎別人怎麽說？後來，他主動投奔孫中山門下，領受秘密工作，僕僕奔走於各軍閥豪門之間；再後來，他搖身變為中共地下黨員，甘冒殺身之禍從事情報工作，直至謝世，這一切，都不過是他一以貫之的追求的結果罷了——幫助“非常之人”，成就救國大業，一詞以蔽之：帝道也。縱橫捭闔，救難助危，獨樹一幟，樂善好施，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楊度，隻是在做古之縱橫家或遊俠所能做的事罷了。隨著北洋政府的垮台，楊度失去了接觸權力中樞的機會，便也失去了自身的“策士”的價值。兩千多年前，荀子即說過：“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楊度無法按自己的政治理想改造中國了，在幫助了袁世凱和孫中山之後，他便把最後的智慧獻給了最能代表他理想與性情的、尚處於“地下”的中國共產黨。我想，這或許是楊度之謎的答案。
九如果再去上海，我還想進萬國公墓一謁，除了再看看“文革”後修復了的民國“國母”及其父母的歸宿外，更想再到楊度先生的那方小小的綠地前呆一會兒。他的墓碑有兩方，一方是立著的，一方是臥著的。立著的是一方普通的花崗岩碑，碑文為：湘潭楊子先生之墓夏壽田題夏氏乃楊度的湖南同鄉兼同學再兼“洪憲帝製”的同黨，兩人私交甚密。夏的從政史比楊度還久遠：慈禧太後當政時即應詔赴京做官，袁世凱時代出任過上海萬國公墓裏的楊度墓“公府內史”，後因“籌安會”與楊度一道被新政府通緝，直係當家時他出仕曹錕幕府，楊度得以成為曹大帥的政治顧問，保薦人即這位夏壽田。由夏氏題寫楊度墓碑，最合適不過。隻是碑身太新，恐為依照“文革”前的原碑克隆的。臥碑是當代居士、書法家趙樸初生前所題，僅四個字：楊度之墓這顯然為重建後的一幢新碑。倒是碑前的墓石上刻著的那通死者平生介紹的文字有了稱謂，第一句即是：楊度同誌原名承瓚，字子，湖南湘潭人……
沒錯兒，承認他是“同誌”了。不過，竊以為，“先生”也罷，“同誌”也罷，都不盡合適；如若能在趙樸初題寫的那四個字前再加上“國士”兩個方方正正的大字，豈不妙哉？
2000年12月23日2005年7月28日
蒙塵獨秀峰——祭陳獨秀
蒙塵獨秀峰——祭陳獨秀(1)
第一次到安慶，隻想看一個地方——陳獨秀墓。我是念著唾罵故人的書開始識字的一代人。從小讀到大，“陳獨秀”一直是個臭烘烘的名字，尤其“文革”中林彪事發後，我們初一的政治課程就是天天學“黨內十次路線鬥爭”，作業就是按時間順序批判十次“反動路線頭子”，排名絕對分先後。所以，陳獨秀總是頭一名被十幾歲的天真學生們口誅筆伐的歷史罪人，之後，是他的學生輩的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以及共和國成立後的高崗與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林彪。比比他之後的那些“左傾”、“右傾”代表和各個歷史時期“反黨集團”頭子，陳獨秀的罪名最多——他既是葬送了大革命的“右傾投降主義”代表，又是分裂黨的“托陳取消派”首領，而且，還是“拿日本特務機關津貼的間諜”！等長達遠不止十年的民族大劫難過後，我才一點點覺悟：那是對故人的怎樣的不公平啊！隨著瀰漫了幾十年的極“左”妖氛的不斷消逝，被魔鬼化的陳獨秀開始漸復人形，但遠沒恢復其神采奕奕之真相。與長時間的轟轟烈烈的唾罵相比，為其洗冤的動作實在太慢也太小。隻是把《毛澤東選集》裏的有關注釋修訂一下（刪除了“與日本特務機關合作，領取日寇的津貼，從事各種有利於日本侵略者的活動”和“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反對人民的卑汙的工具”等語，改為“把托派與漢奸相提並論，是由於當時在共產國際內流行著托派與帝國主義國家間諜組織有關、中國托派與日本帝國主義間諜組織有關的錯誤論斷所造成的”），就算是對中共最大的歷史沉冤的平反？在最新版（2002年9月）也是最權威（中共黨史研究室編輯，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黨史中，他還犯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還是“托陳取消派”，還要為20世紀20年代“大革命”的失敗而承擔責任——讓人讀來，隻能覺得中共創始人陳獨秀反被黨所開除隻能是咎由自取。於是，無論是每年紀念五四運動，還是慶祝中共華誕，他總是不被緬懷的局外人。2001年“七一”之前，北京五四大街紅樓處的路口上出現了一麵金屬雕塑牆。這個曾被毛澤東追授為“五四運動總司令”的人總算是“上榜”了，但位置被擺得極不正常——蝕刻的牆麵上，左上方有“1919.5.4.”，下麵有幾個頭像，最上方是魯迅和蔡元培，中央位置留給了李大釗、毛澤東，而陳獨秀隻排在三角形雕塑的左下方，體量最小，隻比瞿秋白往上一點，不要說比當時的北大圖書館打工者毛澤東，甚至連他主編過的《青年雜誌》和《新青年》的封麵的大小也不如！
八民國初年，有許多讓我深感困惑的人物，而楊度則是一道最解不開的謎：我真想不出，這個從少年時即壯誌堅信君主立憲的頑固政客，怎麽就在晚年加入了中共？我曾自作聰明地以為，是人格高尚的李大釗的聖像在絞架上的定格，讓楊度對舊勢力徹底絕望並覺悟，自茲幡然變成革命黨的同路人，並最終成為其中一員。我把這個“發現”寫了出來，被《人物》編輯部的朋友張偉濤拿去發表後，有幸被一位上海小女子自署其名，全文發表在湖北省委的《黨史天地》上，而發行量很大的上海《報刊文摘》和北京的《作家文摘》，又將此稿挺大篇幅地摘發了一通，弄得我啼笑皆非。其實，對楊度晚年轉變原因的推斷是十分牽強的，隻是按現時的政治標準對故人的善意拔高而已。你想，像楊度這樣一個舉國聞名的政壇獨行俠，一個隻相信自己的“曠代逸才”，怎麽會因一位比自己年輕的朋友的被難而徹底改變信念呢？他從來沒有變，是的，他從來沒有改變誌向，也從來沒有改變性格。誌在救國，性如遊俠；追求光明，嚮往刺激，這就是楊度敢冒天下之大不韙做世人睽睽怪事之所在。前清末年在日本留學時，留學生們都決心不惜以全體罷課回國為代價，來反對日本文部省的新規定，獨他這個中國留學生總會館幹事長卻主張和平交涉反對全體回國，他因此而觸犯眾怒並差一點被人刺殺。民國初年，國人都罵楊度為袁氏幫凶，但他卻說：“我等倡助帝製，實行救國，自問之不愆，何恤乎人言？”就是嘛！我這是救國啊，還在乎別人怎麽說？後來，他主動投奔孫中山門下，領受秘密工作，僕僕奔走於各軍閥豪門之間；再後來，他搖身變為中共地下黨員，甘冒殺身之禍從事情報工作，直至謝世，這一切，都不過是他一以貫之的追求的結果罷了——幫助“非常之人”，成就救國大業，一詞以蔽之：帝道也。縱橫捭闔，救難助危，獨樹一幟，樂善好施，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楊度，隻是在做古之縱橫家或遊俠所能做的事罷了。隨著北洋政府的垮台，楊度失去了接觸權力中樞的機會，便也失去了自身的“策士”的價值。兩千多年前，荀子即說過：“雖有國士之力，不能自舉其身。”楊度無法按自己的政治理想改造中國了，在幫助了袁世凱和孫中山之後，他便把最後的智慧獻給了最能代表他理想與性情的、尚處於“地下”的中國共產黨。我想，這或許是楊度之謎的答案。
九如果再去上海，我還想進萬國公墓一謁，除了再看看“文革”後修復了的民國“國母”及其父母的歸宿外，更想再到楊度先生的那方小小的綠地前呆一會兒。他的墓碑有兩方，一方是立著的，一方是臥著的。立著的是一方普通的花崗岩碑，碑文為：湘潭楊子先生之墓夏壽田題夏氏乃楊度的湖南同鄉兼同學再兼“洪憲帝製”的同黨，兩人私交甚密。夏的從政史比楊度還久遠：慈禧太後當政時即應詔赴京做官，袁世凱時代出任過上海萬國公墓裏的楊度墓“公府內史”，後因“籌安會”與楊度一道被新政府通緝，直係當家時他出仕曹錕幕府，楊度得以成為曹大帥的政治顧問，保薦人即這位夏壽田。由夏氏題寫楊度墓碑，最合適不過。隻是碑身太新，恐為依照“文革”前的原碑克隆的。臥碑是當代居士、書法家趙樸初生前所題，僅四個字：楊度之墓這顯然為重建後的一幢新碑。倒是碑前的墓石上刻著的那通死者平生介紹的文字有了稱謂，第一句即是：楊度同誌原名承瓚，字子，湖南湘潭人……
沒錯兒，承認他是“同誌”了。不過，竊以為，“先生”也罷，“同誌”也罷，都不盡合適；如若能在趙樸初題寫的那四個字前再加上“國士”兩個方方正正的大字，豈不妙哉？
2000年12月23日2005年7月28日
蒙塵獨秀峰——祭陳獨秀
蒙塵獨秀峰——祭陳獨秀(1)
第一次到安慶，隻想看一個地方——陳獨秀墓。我是念著唾罵故人的書開始識字的一代人。從小讀到大，“陳獨秀”一直是個臭烘烘的名字，尤其“文革”中林彪事發後，我們初一的政治課程就是天天學“黨內十次路線鬥爭”，作業就是按時間順序批判十次“反動路線頭子”，排名絕對分先後。所以，陳獨秀總是頭一名被十幾歲的天真學生們口誅筆伐的歷史罪人，之後，是他的學生輩的瞿秋白、李立三、羅章龍、王明、張國燾，以及共和國成立後的高崗與饒漱石、彭德懷、劉少奇、林彪。比比他之後的那些“左傾”、“右傾”代表和各個歷史時期“反黨集團”頭子，陳獨秀的罪名最多——他既是葬送了大革命的“右傾投降主義”代表，又是分裂黨的“托陳取消派”首領，而且，還是“拿日本特務機關津貼的間諜”！等長達遠不止十年的民族大劫難過後，我才一點點覺悟：那是對故人的怎樣的不公平啊！隨著瀰漫了幾十年的極“左”妖氛的不斷消逝，被魔鬼化的陳獨秀開始漸復人形，但遠沒恢復其神采奕奕之真相。與長時間的轟轟烈烈的唾罵相比，為其洗冤的動作實在太慢也太小。隻是把《毛澤東選集》裏的有關注釋修訂一下（刪除了“與日本特務機關合作，領取日寇的津貼，從事各種有利於日本侵略者的活動”和“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的反對人民的卑汙的工具”等語，改為“把托派與漢奸相提並論，是由於當時在共產國際內流行著托派與帝國主義國家間諜組織有關、中國托派與日本帝國主義間諜組織有關的錯誤論斷所造成的”），就算是對中共最大的歷史沉冤的平反？在最新版（2002年9月）也是最權威（中共黨史研究室編輯，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共黨史中，他還犯有“右傾機會主義錯誤”，還是“托陳取消派”，還要為20世紀20年代“大革命”的失敗而承擔責任——讓人讀來，隻能覺得中共創始人陳獨秀反被黨所開除隻能是咎由自取。於是，無論是每年紀念五四運動，還是慶祝中共華誕，他總是不被緬懷的局外人。2001年“七一”之前，北京五四大街紅樓處的路口上出現了一麵金屬雕塑牆。這個曾被毛澤東追授為“五四運動總司令”的人總算是“上榜”了，但位置被擺得極不正常——蝕刻的牆麵上，左上方有“1919.5.4.”，下麵有幾個頭像，最上方是魯迅和蔡元培，中央位置留給了李大釗、毛澤東，而陳獨秀隻排在三角形雕塑的左下方，體量最小，隻比瞿秋白往上一點，不要說比當時的北大圖書館打工者毛澤東，甚至連他主編過的《青年雜誌》和《新青年》的封麵的大小也不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