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o phoenix bird! o phoenix bird,
where is the glory of your prime?
the past, --t is useless now to 插nge,
care for the future yet is time.
renounce! give up your 插se in vain;
for those who serve in court and state
dire peril follows in their train.”
全詩分為三節，共7行，每行8個音節，雙行押韻，讀後琅琅上口。全詩的關鍵“renounce! give up your 插se in vain”, 把接輿對於孔子沒有於亂世之際隱退的不理解和惋惜之情充分地表達出來。辜鴻銘翻譯儒家書籍的另外一個重要特點是引用歌德、卡萊爾、阿諾德、莎士比亞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話來注釋某些經文，這在儒經翻譯史上還是第一次。辜氏在《論語》譯序中解釋了其用意：“為了讓讀者徹底理解書中思想的含義，我們引用了歐洲一些非常著名作家的話，作為注釋。通過喚起業已熟悉的思路，這些注釋或許可以吸引那些了解這些作家的讀者。”近代中國於西方的文化交流雖然是雙向的，但“西學東漸”的勢力始終要比“東學西漸”強大得多，且西方人在對東學進行選擇時總是帶著殖民者高高在上的蔑視態度，因此，與東方文化的隔膜甚深。在這種情況下，辜氏的儒經注釋法對於幫助西方讀者理解中國文化無疑是很有意義的。除了引用歐洲名家作注之外，辜氏還在注釋中將書中出現的中國人物、中國朝代與西方歷史上具有相似特點的人物和時間段作橫向比較。如將顏回比作聖?約翰，子路比作聖?彼得，堯比作亞伯拉罕等。對於夏朝這樣一個時間概念，辜氏作了這樣的比擬：夏朝之於孔子時代的人就如希臘歷史之於現代歐洲人。這樣的比較未必恰當，但卻有助於那些對中國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經典的內容。辜鴻銘所譯的《論語》、《中庸》等較之以前西方傳教士和漢學家的儒經譯本有了質的飛躍，可以說是儒經西譯史上的一個裏程碑，但由於思想和時代的局限性，他的譯作中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不足之處。辜氏譯經最大的缺點在於過分意譯。其表現之一就是在把握大意的前提下，隨意增添許多原文沒有的內容。如對“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論語?學而第1》）一句的翻譯。辜氏的譯文為：“it is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as you go on acquiring, 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 a greater pleasure still it is when 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e from afar to seek you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 其中“as you go on acquiring”, “greater”, “of congenial minds”和“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都超出了原文的內容。表現之二 是將譯文中出現的大量中國人命、地名刪掉。如在《論語》中，他隻保留了顏回和仲由的名字，而孔子的其他弟子則直接翻譯為“孔子的一個弟子”或“另一個弟子”。雖然他這樣做的動機是好的：“為了進一步除去英語讀者會產生的古怪感和奇異感，隻要有可能，我們就刪除其中的專有名詞。”（見《論語》譯序）但對於幫助西方讀者更好地了解中國文化這一點，並沒有好處，因為儒經中出現的中國人名、地名往往包含著豐富的文化內容，刪掉之後就會改變原文的文化色彩和民族色彩。翟林奈（lionel giles）在他自己的《論語》譯本（the sayings of confucius）中就指出辜氏的這種做法隻會使刻畫人物形象的力度大打折扣，而人物塑造正是《論語》的引人之處。對於辜氏英譯儒經，曾存在過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一種是讚美推崇，一種是否定批評。持前一種觀點的以林語堂為代表。林語堂在《從異教徒到基督教徒》一書中這樣評價道：“他（辜鴻銘）了不起的功績是翻譯了儒家《四書》的三部，不隻是忠實的翻譯，而且是一種創造性的翻譯，古代經典的光透過一種深的瞭然的哲學的注入。他事實上扮演東方觀念語西方觀念的電鍍匠。他的《孔子的言論》，飾以歌德、席勒、羅斯金、及朱貝爾的有啟發性的妙語。有關儒家書籍的翻譯，得力於他對原作的深切了解。”持否定態度的則以王國維為代表。王國維曾認真研讀過辜氏翻譯的《中庸》，並著書《辜湯生英譯〈中庸〉後》一文指陳其中大小弊病若幹條，認為辜氏的翻譯嚐試乃一大失敗。不管人們對辜氏譯經活動的評價如何，我們都應該承認他對中華文化的闡釋宣揚功不可沒。他所譯的《論語》，泰西購者近萬部，流傳甚廣；所譯的《中庸》曾被收入在《東方智慧叢書》中。辜氏也因此在西方聲名大噪。他以極大的熱情和創造性把中國傳統文化介紹給西方世界，在中西文化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在男女問題上辜氏一貫主張一個男人應該娶四個女人，但是他自己終身隻娶了兩個，一個中國湖南的，一個日本的，而小妾是他婚後才一年的時候在青摟遇到的，也是大老婆親自幫他張羅娶回家的。他一輩子一直熱衷於逛青樓。所有這些都奠定了他在“風流才子”家族中的地位。
“風流才子”衣缽的第十四代傳人蘇曼殊（1884?1918），原名子戩，光緒十年（1884）年生於日本橫濱，小名三郎，學名玄瑛，字子?。後為僧，自號曼殊。至於其身世，一說為廣東香山（今中山）人。父親蘇傑生是旅日廣東茶商，母親河合氏是日本人，蘇傑生之妻妹。因此曼殊為中日混血私生子。此種特殊身世使之早年即因家庭矛盾而出家為僧。另一說，謂其父母皆為日本人，蘇傑生為其養父。五歲時蘇曼殊隨父親回粵，而母親仍在日本。蘇曼殊十二歲時便在廣州長壽寺由贊初和尚剃度出家，然後受具足戒，並嗣受禪宗曹洞宗衣缽。此後，蘇曼殊到東京早稻田大學學習，光緒二十八年（1902），在日本東京加入留日學生組織的革命團體青年會。次年加入拒俄義勇隊。同年歸國，任教於蘇州吳中公學。不久，到上海參加《國民日報》工作。光緒三十年，南遊暹羅、錫蘭，學習梵文。三十三年(1907)，在日本與幸德秋水等組織亞洲和親會，公開揭出"反抗帝國主義"的主旨。同年，和魯迅等人籌辦文學雜誌《新生》，未成。宣統元年(1909)，再度南遊，任教於爪哇中華學堂。辛亥革命後歸國，參加上海《太平洋報》工作。1913年，發表《反袁宣言》，歷數袁世凱竊國的罪惡。他情緒起伏不定，時僧時俗，時而壯懷激烈，時而放浪不羈，有著獨特的生活經歷和思想性格。蘇曼殊佛學淵博，且能詩文，善繪畫，通英、法、日、梵、西班牙語等多種文字，曾任報刊翻譯及學校教師。和陳獨秀，章炳麟、柳亞子等文學泰鬥交往甚密，為南社社員。1912年起，蘇曼殊陸續發表了《斷鴻零雁記》(1912)、《絳紗記》（1915）、《焚劍記》（1915）、《碎簪記》(1916)、《非夢記》(1917)六種文言小說。其小說充滿了濃厚的感傷主義和人世無常的情調，有時甚至為佛教教義作宣傳。他現存詩約百首，大多為七絕。其詩多感傷情調。其譯作有雨果的《慘世界》(即《悲慘世界》)及《拜倫詩選》等。另在佛學上他撰有《梵文典》，另著有《漢英辭典》，今不傳。現存的著作有《文學因緣》，《焚劍記》等。蘇曼殊流浪終生，他以上海為中心，頻繁來往於大江南北、日本和東南亞各地。有時以教書為生，有時靠賣文過活，有時寄食於寺廟，有時乞貸於友朋，有時“貲絕窮餓不得餐，則擁衾終日臥”（柳亞子語），有時甚至把金牙敲下來換煙抽。終於在“五四”運動的前一年於上海窮病而死，享年僅三十四歲。
where is the glory of your prime?
the past, --t is useless now to 插nge,
care for the future yet is time.
renounce! give up your 插se in vain;
for those who serve in court and state
dire peril follows in their train.”
全詩分為三節，共7行，每行8個音節，雙行押韻，讀後琅琅上口。全詩的關鍵“renounce! give up your 插se in vain”, 把接輿對於孔子沒有於亂世之際隱退的不理解和惋惜之情充分地表達出來。辜鴻銘翻譯儒家書籍的另外一個重要特點是引用歌德、卡萊爾、阿諾德、莎士比亞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話來注釋某些經文，這在儒經翻譯史上還是第一次。辜氏在《論語》譯序中解釋了其用意：“為了讓讀者徹底理解書中思想的含義，我們引用了歐洲一些非常著名作家的話，作為注釋。通過喚起業已熟悉的思路，這些注釋或許可以吸引那些了解這些作家的讀者。”近代中國於西方的文化交流雖然是雙向的，但“西學東漸”的勢力始終要比“東學西漸”強大得多，且西方人在對東學進行選擇時總是帶著殖民者高高在上的蔑視態度，因此，與東方文化的隔膜甚深。在這種情況下，辜氏的儒經注釋法對於幫助西方讀者理解中國文化無疑是很有意義的。除了引用歐洲名家作注之外，辜氏還在注釋中將書中出現的中國人物、中國朝代與西方歷史上具有相似特點的人物和時間段作橫向比較。如將顏回比作聖?約翰，子路比作聖?彼得，堯比作亞伯拉罕等。對於夏朝這樣一個時間概念，辜氏作了這樣的比擬：夏朝之於孔子時代的人就如希臘歷史之於現代歐洲人。這樣的比較未必恰當，但卻有助於那些對中國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經典的內容。辜鴻銘所譯的《論語》、《中庸》等較之以前西方傳教士和漢學家的儒經譯本有了質的飛躍，可以說是儒經西譯史上的一個裏程碑，但由於思想和時代的局限性，他的譯作中存在著這樣或那樣的不足之處。辜氏譯經最大的缺點在於過分意譯。其表現之一就是在把握大意的前提下，隨意增添許多原文沒有的內容。如對“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論語?學而第1》）一句的翻譯。辜氏的譯文為：“it is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as you go on acquiring, 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 a greater pleasure still it is when 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e from afar to seek you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 其中“as you go on acquiring”, “greater”, “of congenial minds”和“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都超出了原文的內容。表現之二 是將譯文中出現的大量中國人命、地名刪掉。如在《論語》中，他隻保留了顏回和仲由的名字，而孔子的其他弟子則直接翻譯為“孔子的一個弟子”或“另一個弟子”。雖然他這樣做的動機是好的：“為了進一步除去英語讀者會產生的古怪感和奇異感，隻要有可能，我們就刪除其中的專有名詞。”（見《論語》譯序）但對於幫助西方讀者更好地了解中國文化這一點，並沒有好處，因為儒經中出現的中國人名、地名往往包含著豐富的文化內容，刪掉之後就會改變原文的文化色彩和民族色彩。翟林奈（lionel giles）在他自己的《論語》譯本（the sayings of confucius）中就指出辜氏的這種做法隻會使刻畫人物形象的力度大打折扣，而人物塑造正是《論語》的引人之處。對於辜氏英譯儒經，曾存在過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一種是讚美推崇，一種是否定批評。持前一種觀點的以林語堂為代表。林語堂在《從異教徒到基督教徒》一書中這樣評價道：“他（辜鴻銘）了不起的功績是翻譯了儒家《四書》的三部，不隻是忠實的翻譯，而且是一種創造性的翻譯，古代經典的光透過一種深的瞭然的哲學的注入。他事實上扮演東方觀念語西方觀念的電鍍匠。他的《孔子的言論》，飾以歌德、席勒、羅斯金、及朱貝爾的有啟發性的妙語。有關儒家書籍的翻譯，得力於他對原作的深切了解。”持否定態度的則以王國維為代表。王國維曾認真研讀過辜氏翻譯的《中庸》，並著書《辜湯生英譯〈中庸〉後》一文指陳其中大小弊病若幹條，認為辜氏的翻譯嚐試乃一大失敗。不管人們對辜氏譯經活動的評價如何，我們都應該承認他對中華文化的闡釋宣揚功不可沒。他所譯的《論語》，泰西購者近萬部，流傳甚廣；所譯的《中庸》曾被收入在《東方智慧叢書》中。辜氏也因此在西方聲名大噪。他以極大的熱情和創造性把中國傳統文化介紹給西方世界，在中西文化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在男女問題上辜氏一貫主張一個男人應該娶四個女人，但是他自己終身隻娶了兩個，一個中國湖南的，一個日本的，而小妾是他婚後才一年的時候在青摟遇到的，也是大老婆親自幫他張羅娶回家的。他一輩子一直熱衷於逛青樓。所有這些都奠定了他在“風流才子”家族中的地位。
“風流才子”衣缽的第十四代傳人蘇曼殊（1884?1918），原名子戩，光緒十年（1884）年生於日本橫濱，小名三郎，學名玄瑛，字子?。後為僧，自號曼殊。至於其身世，一說為廣東香山（今中山）人。父親蘇傑生是旅日廣東茶商，母親河合氏是日本人，蘇傑生之妻妹。因此曼殊為中日混血私生子。此種特殊身世使之早年即因家庭矛盾而出家為僧。另一說，謂其父母皆為日本人，蘇傑生為其養父。五歲時蘇曼殊隨父親回粵，而母親仍在日本。蘇曼殊十二歲時便在廣州長壽寺由贊初和尚剃度出家，然後受具足戒，並嗣受禪宗曹洞宗衣缽。此後，蘇曼殊到東京早稻田大學學習，光緒二十八年（1902），在日本東京加入留日學生組織的革命團體青年會。次年加入拒俄義勇隊。同年歸國，任教於蘇州吳中公學。不久，到上海參加《國民日報》工作。光緒三十年，南遊暹羅、錫蘭，學習梵文。三十三年(1907)，在日本與幸德秋水等組織亞洲和親會，公開揭出"反抗帝國主義"的主旨。同年，和魯迅等人籌辦文學雜誌《新生》，未成。宣統元年(1909)，再度南遊，任教於爪哇中華學堂。辛亥革命後歸國，參加上海《太平洋報》工作。1913年，發表《反袁宣言》，歷數袁世凱竊國的罪惡。他情緒起伏不定，時僧時俗，時而壯懷激烈，時而放浪不羈，有著獨特的生活經歷和思想性格。蘇曼殊佛學淵博，且能詩文，善繪畫，通英、法、日、梵、西班牙語等多種文字，曾任報刊翻譯及學校教師。和陳獨秀，章炳麟、柳亞子等文學泰鬥交往甚密，為南社社員。1912年起，蘇曼殊陸續發表了《斷鴻零雁記》(1912)、《絳紗記》（1915）、《焚劍記》（1915）、《碎簪記》(1916)、《非夢記》(1917)六種文言小說。其小說充滿了濃厚的感傷主義和人世無常的情調，有時甚至為佛教教義作宣傳。他現存詩約百首，大多為七絕。其詩多感傷情調。其譯作有雨果的《慘世界》(即《悲慘世界》)及《拜倫詩選》等。另在佛學上他撰有《梵文典》，另著有《漢英辭典》，今不傳。現存的著作有《文學因緣》，《焚劍記》等。蘇曼殊流浪終生，他以上海為中心，頻繁來往於大江南北、日本和東南亞各地。有時以教書為生，有時靠賣文過活，有時寄食於寺廟，有時乞貸於友朋，有時“貲絕窮餓不得餐，則擁衾終日臥”（柳亞子語），有時甚至把金牙敲下來換煙抽。終於在“五四”運動的前一年於上海窮病而死，享年僅三十四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