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從不花費心力去把她的各種觀點和判斷協調起來，或者說出一個所以然來。她隻顧把它們像鞭炮一樣放過就算。皮埃爾-賴伐爾是一個被人誤解的法國救主。夏爾-戴高樂是一個裝腔作勢的騙子，他所說的“法國輸掉的是一次戰役，不是一場戰爭”是一句不負責任的廢話。法國抵抗運動不過是一批共產黨人和浪蕩子的烏合之眾，隻是使他們的法國同胞遭殃，並且引起德國人的報復，損害不了德國人一根毫毛。至於法國被占領後的情況，盡管存在種種嚴厲措施，還是有其可取之處。劇院上演的戲現在健康多了，上演古典作品和正派的喜劇，不再是以前那種色情鬧劇和花花公子的下流戲。現在的音樂會裏已經沒有那些叫人頭痛、誰都聽不懂的現代派不諧和音，所以更好聽了。
不管娜塔麗說些什麽都能引起一通滔滔不絕的獨白。有一次，她們兩人正在整理一位美國電影製片人留下的幾紙箱書籍時，娜塔麗說巴黎的生活看來已異乎尋常地接近正常了。
“親愛的孩子，正常嗎？可糟透了。當然德國佬也想把巴黎打扮得看上去很正常，甚至很可愛。巴黎是個‘新秩序’的櫥窗，知道嗎？”她以辛辣的諷刺口吻說這個詞。“就是為了這個緣故，劇院、歌劇和音樂會才受到鼓勵，甚至得到津貼。我們這個可憐的小圖書館還能開放，其理由也在於此。哎呀，那些可憐的德國人確實千方百計要裝出一副文明樣子，但說實在的，他們確實是畜生。當然，他們比起布爾什維克來，可要好得多了。事實上，如果希特勒當時有足夠的常識不去進攻法國而是去幹掉蘇聯，在一九四○年的時候他顯然是能做到這一點的，他今天就會成為世界英雄，而且和平也就實現了。而今，我們必須等待美國來拯救我們。”
有一次，當娜塔麗和伯爵夫人一起去吃午飯，走在一條熱鬧的林陰大道上的時候，她第一次看到黃星。兩個衣飾考究的婦女在她們身邊走過，其中一個在愉快地說些什麽，另外一個麵帶笑容。兩個女人的衣服上都有一顆耀眼的黃星別在左胸上。伯爵夫人完全沒注意到這一點。過了一會兒，娜塔麗又看見幾顆；並不太多，隻不過是那麽一顆黃星，滿不在乎地別在胸前。拉賓諾維茨告訴過她一年前在巴黎大張旗鼓兜捕猶太人的情況；要麽這些猶太人大多數已被肅清，要麽他們不再露麵。那些禁止猶太人進入飯店或公用電話間的牌子都已捲曲，滿是塵埃。每一天，像《巴黎晚報》和《晨報》等這些熟悉的報紙上出現的習以為常的惡狠狠的反猶主義使她惶恐不安，因為這些報紙的第一版看起來和平時並無兩樣，而且有些專欄作家也還是那麽幾個老人。
淪陷的巴黎的確有其獨特的迷人的一麵。清潔靜謐的街道，沒有出租汽車的刺耳喇叭和擁塞街頭的車流，清新無煙的空氣，穿上色彩鮮艷的服裝的兒童在遊人不多的鮮花怒放的公園裏遊玩，身穿巴黎時髦服飾的婦女乘坐的馬車，這一切都像那些古老的油畫裏所表現的巴黎風光一樣。但是像麻風病灶似的德國占領的跡象到處可見：大塊的標語牌，上麵用黑色字母寫著“協和廣場”和“士兵戲院”等字眼；黃色的牆報，上麵公布了被處決的破壞分子的長長名單，緋紅色的e字旗飄拂在官方大樓和紀念碑上，飄拂在凱旋門和艾菲爾鐵塔上，飯店外麵用粉筆寫上的德語菜單，德軍軍車在空蕩蕩的林陰大道上飛馳，以及下班後穿著灰綠色軍服的德國士兵帶著照相機在人行道上醉醺醺地散步。有一次，娜塔麗碰上一個吹吹打打的軍樂隊帶領一個踏著鵝步的衛隊沿著愛麗舍田園大街走向凱旋門，鼓聲咚咚，伴有刺耳的軍樂聲，e字旗隨風飄揚；隻要看上一眼這種奇特的景象，就會意識到占領意味著什麽。
人類的心靈因能隨遇而安而得以挽救。娜塔麗隻要在圖書館裏埋頭工作，或和路易斯一起度過黃昏，或者午飯後沿塞納河一邊溜達，一邊看看書攤，也就放下心了。每星期一次，她到瑞士公使館報到。有一天路易斯病了，她隻好呆在家裏，一位身材頎長、衣著考究的年輕瑞士外交官到她家裏訪問，看看是否情況正常。這就足以使人安心了。巴黎似乎沒有馬賽那樣可怕，人們看上去不那麽膽戰心驚。吃得也好一些，警察也比較文明。
三個星期之後，埃倫被遷到療養院，住進一間窗口對著花園的房間。他還衰弱、渴睡，幾乎不能說話。他對這種優待似乎受之無愧。但娜塔麗心裏感到納悶。把病人送到巴黎來這件事在她看來本無什麽出奇。因為巴登—巴登的醫生說過，那所美國醫院有第一流的醫務人員，她的叔父在那兒要比在法蘭克福好一些。巴黎本身更使人感到愉快，這是巴登—巴登難以比擬的。不過，一層恐怖的陰影一直籠罩在她的心頭，像一個小孩對於一間長年上鎖的房間的神秘感到恐怖一樣。這是一種對不可知的事物的恐怖。在這個處於德國人占領下的城市裏，她叔父所受到的優待和她自己享有的自由使她心神不定，她認為這是個難解之謎，而不是他們時運特別好。當謎底終於在美國圖書館裏揭開的時候，她感到的與其說是驚奇，倒不如說是打開了一間上鎖的黑暗房間時那種恐怖。
伯爵夫人從外麵一間辦公室裏喊道：“娜塔麗，我們來了一位客人。是你的老朋友。”
不管娜塔麗說些什麽都能引起一通滔滔不絕的獨白。有一次，她們兩人正在整理一位美國電影製片人留下的幾紙箱書籍時，娜塔麗說巴黎的生活看來已異乎尋常地接近正常了。
“親愛的孩子，正常嗎？可糟透了。當然德國佬也想把巴黎打扮得看上去很正常，甚至很可愛。巴黎是個‘新秩序’的櫥窗，知道嗎？”她以辛辣的諷刺口吻說這個詞。“就是為了這個緣故，劇院、歌劇和音樂會才受到鼓勵，甚至得到津貼。我們這個可憐的小圖書館還能開放，其理由也在於此。哎呀，那些可憐的德國人確實千方百計要裝出一副文明樣子，但說實在的，他們確實是畜生。當然，他們比起布爾什維克來，可要好得多了。事實上，如果希特勒當時有足夠的常識不去進攻法國而是去幹掉蘇聯，在一九四○年的時候他顯然是能做到這一點的，他今天就會成為世界英雄，而且和平也就實現了。而今，我們必須等待美國來拯救我們。”
有一次，當娜塔麗和伯爵夫人一起去吃午飯，走在一條熱鬧的林陰大道上的時候，她第一次看到黃星。兩個衣飾考究的婦女在她們身邊走過，其中一個在愉快地說些什麽，另外一個麵帶笑容。兩個女人的衣服上都有一顆耀眼的黃星別在左胸上。伯爵夫人完全沒注意到這一點。過了一會兒，娜塔麗又看見幾顆；並不太多，隻不過是那麽一顆黃星，滿不在乎地別在胸前。拉賓諾維茨告訴過她一年前在巴黎大張旗鼓兜捕猶太人的情況；要麽這些猶太人大多數已被肅清，要麽他們不再露麵。那些禁止猶太人進入飯店或公用電話間的牌子都已捲曲，滿是塵埃。每一天，像《巴黎晚報》和《晨報》等這些熟悉的報紙上出現的習以為常的惡狠狠的反猶主義使她惶恐不安，因為這些報紙的第一版看起來和平時並無兩樣，而且有些專欄作家也還是那麽幾個老人。
淪陷的巴黎的確有其獨特的迷人的一麵。清潔靜謐的街道，沒有出租汽車的刺耳喇叭和擁塞街頭的車流，清新無煙的空氣，穿上色彩鮮艷的服裝的兒童在遊人不多的鮮花怒放的公園裏遊玩，身穿巴黎時髦服飾的婦女乘坐的馬車，這一切都像那些古老的油畫裏所表現的巴黎風光一樣。但是像麻風病灶似的德國占領的跡象到處可見：大塊的標語牌，上麵用黑色字母寫著“協和廣場”和“士兵戲院”等字眼；黃色的牆報，上麵公布了被處決的破壞分子的長長名單，緋紅色的e字旗飄拂在官方大樓和紀念碑上，飄拂在凱旋門和艾菲爾鐵塔上，飯店外麵用粉筆寫上的德語菜單，德軍軍車在空蕩蕩的林陰大道上飛馳，以及下班後穿著灰綠色軍服的德國士兵帶著照相機在人行道上醉醺醺地散步。有一次，娜塔麗碰上一個吹吹打打的軍樂隊帶領一個踏著鵝步的衛隊沿著愛麗舍田園大街走向凱旋門，鼓聲咚咚，伴有刺耳的軍樂聲，e字旗隨風飄揚；隻要看上一眼這種奇特的景象，就會意識到占領意味著什麽。
人類的心靈因能隨遇而安而得以挽救。娜塔麗隻要在圖書館裏埋頭工作，或和路易斯一起度過黃昏，或者午飯後沿塞納河一邊溜達，一邊看看書攤，也就放下心了。每星期一次，她到瑞士公使館報到。有一天路易斯病了，她隻好呆在家裏，一位身材頎長、衣著考究的年輕瑞士外交官到她家裏訪問，看看是否情況正常。這就足以使人安心了。巴黎似乎沒有馬賽那樣可怕，人們看上去不那麽膽戰心驚。吃得也好一些，警察也比較文明。
三個星期之後，埃倫被遷到療養院，住進一間窗口對著花園的房間。他還衰弱、渴睡，幾乎不能說話。他對這種優待似乎受之無愧。但娜塔麗心裏感到納悶。把病人送到巴黎來這件事在她看來本無什麽出奇。因為巴登—巴登的醫生說過，那所美國醫院有第一流的醫務人員，她的叔父在那兒要比在法蘭克福好一些。巴黎本身更使人感到愉快，這是巴登—巴登難以比擬的。不過，一層恐怖的陰影一直籠罩在她的心頭，像一個小孩對於一間長年上鎖的房間的神秘感到恐怖一樣。這是一種對不可知的事物的恐怖。在這個處於德國人占領下的城市裏，她叔父所受到的優待和她自己享有的自由使她心神不定，她認為這是個難解之謎，而不是他們時運特別好。當謎底終於在美國圖書館裏揭開的時候，她感到的與其說是驚奇，倒不如說是打開了一間上鎖的黑暗房間時那種恐怖。
伯爵夫人從外麵一間辦公室裏喊道：“娜塔麗，我們來了一位客人。是你的老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