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坡羊·通關懷古》中著名的一句是‘興，百姓苦。亡，百姓苦’。為什麽說興的時候也是百姓苦呢？因為中央集權在利用一切資源解決迫切的問題時，必然犧牲普通老百姓的利益。雖然漢武帝取得了抗擊匈奴的勝利，樹立了強國的形象，但是百姓生活依然貧困。蘇俄迅速的實現了工業化，贏得了工業強國的美名，但是幾十年過去了，人民生活依然沒有顯著改善。因為，在很多情況下，絕大部分的資源來自於國內。老百姓的財力都被國家集中，他們怎麽可能富裕？因此，靠犧牲百姓的利益達到的興盛並不是長久之道。”
“任何事物都要辯證的來看，集權體製的優點在某些情況下會轉變為其缺點。中國歷代王朝的滅亡，無外乎下麵幾個原因：（1）外戚與宦官專權；（2）皇帝本身昏庸無道；（3）外部勢力的介入。仔細分析一下，其實三者都是相通的。外戚和宦官專權，為什麽導致王朝的滅亡？因為這些人會發展其黨羽，家族，利用他們的權勢，圈得大量的土地，與民爭利，最終形成一個強大的利益集團。他們會不斷的擴大國家財富的占有率，導致百姓生活困苦，民不聊生，官逼民反。當皇帝本身昏庸無道時，必是奸臣當道。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上樑正下樑歪是有的，從來沒有上樑歪而下樑正的。於是導致整個官僚係統不是為百姓服務，而是為自己集團的私利打開方便之門。所以說，當集權體製中的上層，利用其對下的權威性，嚴密的組織性，為了自己的私利而奔波的時候，便是整個係統腐敗的開始。”
“那麽外部勢力的幹預呢？外因隻有通過內因起作用，事物的發展變化都是取決於內因。以宋朝和清朝為例。宋朝從建國初期，就一直麵對著強大遼國的威脅，雖然宋太祖趙匡胤和他的弟弟都對遼作戰，卻始終沒有取得勝利。關於這一點，我想到了兩個地方，一是西漢初期也是受到北方強大匈奴的威脅，但卻最終能夠打敗匈奴。二是遼國雖然強大，但是最後卻被人力物力財力遠不如宋朝的金國打敗。這是為什麽呢？首先，宋朝的軍事實力的確不強，因為宋朝吸取了唐朝滅亡的教訓，不允許有擁兵自重的地方諸侯，所以才會有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其次，忠臣被殺。南宋時嶽飛抗擊金國，取得了節節勝利，但最終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殺害。因為當時徽欽二帝囚禁在金國，如果打敗了金國，迎回了老皇上，那麽當時的皇上趙構怎麽辦？所以他屢次提醒嶽飛戰和就行，可是嶽飛偏偏是哪壺不開提哪壺，動不動就把迎回徽欽二帝掛在嘴邊，所以趙構對嶽飛的不滿是早就有的。歸納起來，還是因為這些做皇帝的為了保住其皇位不惜犧牲國家的利益，實質上就是為了自己的私利。那麽清朝呢，首先，慈禧獨霸朝綱，並且在她看來，滿人畢竟是滿人，漢人隻是奴才而已，當然不會把漢人的江山當回事。所以才有“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賣國言論。其次，清朝奉行的閉關鎖國政策導致其軍事實力與西方列強根本不在一個檔次上。因為它懼怕漢人與外部接觸多了，思想開放了，從而會打破他們的奴化教育，再把滿人趕走。聽了清朝的那些史話，我感到清朝的奴化教育的確高人一籌。如果不是列強入侵，中國恐怕還會繼續沉睡下去。歸納起來，還是一點，統治階級為了其私利。所以說，集權體製在麵對困難的時候，能夠發揮它的長處，聚集所有力量戰勝困難。同樣的，當它的長處運用在為自己謀利益的時候，便走到了另一端。所謂‘勃’，‘忽’，都是迅速的意思，道出了集權體製的特徵，也道出了帝國的悲哀。”
“在一個朝代的中後期，社會矛盾已經比較激化了，但這時總有一兩個皇帝執政時間長達幾十年。我不禁想，如果在這幾十年內勵精圖治，也許會挽救王朝的滅亡。我覺得，在這個關鍵時期，王朝能否中興，跟領導者的性格有很大的關係。西漢中後期漢哀帝，即位之初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確實想幹一番大事業，並且也打擊了王莽的勢力。但是越幹到後來越覺得阻力很大，於是銳氣大減，幹脆不幹了，天天飲酒作樂去了。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漢武帝繼位之初，也想幹一番大事業，結果剛幹了幾件事，就被以竇太後為代表的頑固勢力打擊了，但是他卻沒有消沉，而是養精蓄銳，積攢實力，最終實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所以說，在社會矛盾逐漸暴露出來的時候，便是國家繼續走向強盛還是逐漸走向衰亡的轉折點。有誌之士能夠在一片歌舞昇平中看到矛盾的存在，並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變法。”
“秦國的商鞅變法，使秦國一躍成為強國，並且最終奠定了秦統一天下的基礎。但是在變法的過程中，不斷受到貴族勢力的阻撓，要不是秦孝公力挺商鞅，不知是何後果。在秦孝公死後，商鞅還是被頑固的舊勢力殘忍的殺害了。成功的變法至少有兩個共同點：一，變法的目的和措施都是為了富國強兵，並且從現在的角度看來，採取的措施在當時絕大部分都是對國家有利的；二，變法一定會削弱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並招致他們強烈的反對。變法的失敗，會使既得利益者得到更多的利益，最終形成一個大的利益集團，並不斷的擴大集團的私利，積重難返，從而為王朝的滅亡埋下伏筆。成功的變法，必定損害既得利益者的權利，但能使國家重新走向強盛。並且，社會的進步始終需要不斷的革新，因為事物本身就是在不斷發展的，矛盾也是在不斷發展的。”
“任何事物都要辯證的來看，集權體製的優點在某些情況下會轉變為其缺點。中國歷代王朝的滅亡，無外乎下麵幾個原因：（1）外戚與宦官專權；（2）皇帝本身昏庸無道；（3）外部勢力的介入。仔細分析一下，其實三者都是相通的。外戚和宦官專權，為什麽導致王朝的滅亡？因為這些人會發展其黨羽，家族，利用他們的權勢，圈得大量的土地，與民爭利，最終形成一個強大的利益集團。他們會不斷的擴大國家財富的占有率，導致百姓生活困苦，民不聊生，官逼民反。當皇帝本身昏庸無道時，必是奸臣當道。所謂‘上樑不正下樑歪’，上樑正下樑歪是有的，從來沒有上樑歪而下樑正的。於是導致整個官僚係統不是為百姓服務，而是為自己集團的私利打開方便之門。所以說，當集權體製中的上層，利用其對下的權威性，嚴密的組織性，為了自己的私利而奔波的時候，便是整個係統腐敗的開始。”
“那麽外部勢力的幹預呢？外因隻有通過內因起作用，事物的發展變化都是取決於內因。以宋朝和清朝為例。宋朝從建國初期，就一直麵對著強大遼國的威脅，雖然宋太祖趙匡胤和他的弟弟都對遼作戰，卻始終沒有取得勝利。關於這一點，我想到了兩個地方，一是西漢初期也是受到北方強大匈奴的威脅，但卻最終能夠打敗匈奴。二是遼國雖然強大，但是最後卻被人力物力財力遠不如宋朝的金國打敗。這是為什麽呢？首先，宋朝的軍事實力的確不強，因為宋朝吸取了唐朝滅亡的教訓，不允許有擁兵自重的地方諸侯，所以才會有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其次，忠臣被殺。南宋時嶽飛抗擊金國，取得了節節勝利，但最終以莫須有的罪名被殺害。因為當時徽欽二帝囚禁在金國，如果打敗了金國，迎回了老皇上，那麽當時的皇上趙構怎麽辦？所以他屢次提醒嶽飛戰和就行，可是嶽飛偏偏是哪壺不開提哪壺，動不動就把迎回徽欽二帝掛在嘴邊，所以趙構對嶽飛的不滿是早就有的。歸納起來，還是因為這些做皇帝的為了保住其皇位不惜犧牲國家的利益，實質上就是為了自己的私利。那麽清朝呢，首先，慈禧獨霸朝綱，並且在她看來，滿人畢竟是滿人，漢人隻是奴才而已，當然不會把漢人的江山當回事。所以才有“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的賣國言論。其次，清朝奉行的閉關鎖國政策導致其軍事實力與西方列強根本不在一個檔次上。因為它懼怕漢人與外部接觸多了，思想開放了，從而會打破他們的奴化教育，再把滿人趕走。聽了清朝的那些史話，我感到清朝的奴化教育的確高人一籌。如果不是列強入侵，中國恐怕還會繼續沉睡下去。歸納起來，還是一點，統治階級為了其私利。所以說，集權體製在麵對困難的時候，能夠發揮它的長處，聚集所有力量戰勝困難。同樣的，當它的長處運用在為自己謀利益的時候，便走到了另一端。所謂‘勃’，‘忽’，都是迅速的意思，道出了集權體製的特徵，也道出了帝國的悲哀。”
“在一個朝代的中後期，社會矛盾已經比較激化了，但這時總有一兩個皇帝執政時間長達幾十年。我不禁想，如果在這幾十年內勵精圖治，也許會挽救王朝的滅亡。我覺得，在這個關鍵時期，王朝能否中興，跟領導者的性格有很大的關係。西漢中後期漢哀帝，即位之初也是新官上任三把火，確實想幹一番大事業，並且也打擊了王莽的勢力。但是越幹到後來越覺得阻力很大，於是銳氣大減，幹脆不幹了，天天飲酒作樂去了。與此形成對比的是，漢武帝繼位之初，也想幹一番大事業，結果剛幹了幾件事，就被以竇太後為代表的頑固勢力打擊了，但是他卻沒有消沉，而是養精蓄銳，積攢實力，最終實現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所以說，在社會矛盾逐漸暴露出來的時候，便是國家繼續走向強盛還是逐漸走向衰亡的轉折點。有誌之士能夠在一片歌舞昇平中看到矛盾的存在，並提出自己的政治主張——變法。”
“秦國的商鞅變法，使秦國一躍成為強國，並且最終奠定了秦統一天下的基礎。但是在變法的過程中，不斷受到貴族勢力的阻撓，要不是秦孝公力挺商鞅，不知是何後果。在秦孝公死後，商鞅還是被頑固的舊勢力殘忍的殺害了。成功的變法至少有兩個共同點：一，變法的目的和措施都是為了富國強兵，並且從現在的角度看來，採取的措施在當時絕大部分都是對國家有利的；二，變法一定會削弱既得利益集團的利益，並招致他們強烈的反對。變法的失敗，會使既得利益者得到更多的利益，最終形成一個大的利益集團，並不斷的擴大集團的私利，積重難返，從而為王朝的滅亡埋下伏筆。成功的變法，必定損害既得利益者的權利，但能使國家重新走向強盛。並且，社會的進步始終需要不斷的革新，因為事物本身就是在不斷發展的，矛盾也是在不斷發展的。”